空间视域下帕特·巴克《重生》中的战争创伤言说机制_王桃花.pdf

空间视域下帕特巴克重生中的战争创伤言说机制王桃花林武凯（中山大学）摘要：帕特巴克小说重生聚焦一战时期英国军人的心理创伤问题，但病人的声音却被统摄于医生主导的理性叙事下。现有研究亦往往将医生置于核心地位，将病人的创伤表征与治疗呈现于单一的医生视角。然而以佐伦空间叙事理论观照重生可以发现，尽管病人的声音表面上被弱化，但巴克藉由一系列抽象空间形式令病人的声音以无声的方式得以传达与强化：“地形空间”以隐喻形式直观呈现军人的创伤体验；“时空体空间”通过军人的创伤治疗历程，展现动荡时代下小人物对个体命运的思考与挣扎；“文本空间”则将视野从显见的军人创伤，延展至战时社会中其他群体的潜在创伤，揭示一个作为创伤共同体的战时英国。这一空间叙事策略一方面凸显医生主导的理性叙事下病人的失语困境，另一方面则以多维而立体的空间形式呈现创伤患者的群像与创伤话语的复调。：，：“”；“”，；“”，关键词：帕特巴克；重生；地形空间；时空体空间；文本空间：；一、引言帕特巴克（，）以其一战题材的历史小说系列“重生三部曲”（“”）“确立了英国当代主要作家的地位”（，）。该系列包括重生（，）、门中眼（，）和斩获布克奖的幽灵路（s，）。倘若将巴克的创作生涯分为两个时期，前期关注工人阶级和女性群体，后期侧重历史小说和战争叙事，那么三部曲中的首部小说 重生无疑是至关重要的转折点。重生“颠覆了战争小说的宏大叙事”（刘建梅，），转而以一战时期患有“弹震症”（）的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英国当代女性作家的城市书写研究”（）成果之一。英国军人在战时医院的治疗经历为主线，集中展现了英国版“迷惘的一代”。然而小说由心理医生瑞弗斯（）的理性叙事所主导，众多患病军人的声音则在他们癫狂、抽搐、失语、失忆等病症中遭到削弱。截至目前，学界对重生创伤主题的研究往往以医生为中心：布朗（）认为，作者巴克探索了瑞弗斯对弗洛伊德“谈话疗法”的临床应用，并“以整个三部曲向谈话疗法致敬”（）；巴雷特（）则指出评论家往往夸大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对“弹震症”的治疗作用，实际上小说中心理医生瑞弗斯对弗洛伊德疗法做了大量改进，因此“瑞弗斯疗法在军事精神治疗中更具实用价值”（）；慕克吉（）却认为，“瑞弗斯的疗法并未缓解，反而加剧了萨松（）对其意识形态和战争的恐惧与忧虑”（）；斯梅瑟斯特（）将瑞弗斯的温和疗法与另一位医生耶兰（）的残暴疗法进行对比，指出其内在的同质性；姚振军、王卉则突出瑞弗斯的权威性及其疗法的伦理意义，指出“瑞弗斯以特殊的疗法劝导伊恩（）正视和接受主体内部的女性他者，也说服比利（）去承认他的内在陌生的他者”，这种疗法“实际上体现出一种伦理策略”（）。可见，主流研究往往将医生置于核心地位，众多病人的创伤表征与治疗亦呈现于单一的医生视角。然而细读之下可以发现尽管病人的声音表面上被弱化，但巴克藉由一系列抽象空间形式为他们寻找了另一种言说与表征创伤的方式。重生中病人创伤表征具有多样性与层次性，并与空间元素相互交织：军人在前线患病，在后方疗伤；在郊区医院感到压抑，在城市中心受到排斥；在自己的创伤经历中处于前景，在他人的创伤故事中居于背景，等等。鉴于此，本文借鉴佐伦（）的空间叙事理论，藉由空间脉络，回归病人视角，聚焦其作为当事人的创伤体验，以期揭示病人在医生主导叙事之外的创伤言说机制。二、“地形空间”与创伤隐喻世纪下半叶以降，西方哲学界的“空间转向”持续助推文学批评的空间探索。在众多名家理论中，佐伦的空间叙事理论被国内学者龙迪勇誉为“迄今为止最具有实用价值和理论高度的空间理论模型”（）。在 建构叙事空间理论 一文中，佐伦将叙事空间分为三个层次：“地形空间”“时空体空间”与“文本空间”。其中，“地形空间”可理解为一幅由文本中的全部空间元素组合而成的地图，“该地图基于一系列对立关系如内与外、远与近、中心与边缘、城市与乡村等”（，）。此外，佐伦还注重空间对立关系的象征意义。重生便呈现出一系列空间对立关系，如前与后、内与外、中心与边缘等。这些空间对立关系超出其字面含义，隐喻军人的创伤。在小说开篇，英国少尉萨松发表的反战宣言便呈现出明显的“前”与“后”的空间对立关系。一战期间，英国军队遭遇重创。因不忍目睹更多的军人无辜牺牲，萨松违抗军纪，公开发表反战宣言，控诉战争后方当局“刻意拖长这场战争”（巴克，），将原本旨在保家卫国的“防卫之战、解放之战”变为“侵略与征服”之战（）。在这场战争阴谋下，“日日因而战死的士兵难以计数”（）。然而，作为始作俑者的当局却“麻木不仁”（），视前线军人为蝼蚁，致使军人饱受创伤折磨。宣言尖锐地揭露了后方当局与前线军人的矛盾，通过空间上的对立关系隐喻了创伤主客体的因果关系。小说中另一组空间对立关系是“内”与“外”。“内”指心理空间，亦即频频浮现于病人脑海中的战场，“外”则指外部环境，亦即病人身体所处的克雷格洛卡战时医院（）。如前所述，萨松的宣言对英国军方的利益造成威胁，因而英国军方当局为了压制其反战言论，便以萨松罹患“弹震症”为由，逼迫他到战时医院接受医生瑞弗斯的治疗。该医院主要收治精神异常的军人，他们的精神问题均由战争引起。如果说战场是制造内心创伤（即致病）的场域，那么这家医院便是集中呈现创伤症状、将内心创伤外化（即发病）的场所。这些饱受创伤的军人如今即便身处医院、远离炮火，但仍然终日受到昔日战场创伤记忆的折磨，有的产生战友死亡的幻觉，有的被战争场面的噩梦惊醒。可见，病人的内心空间与其所处的外部环境存在巨大反差，形成“内”与“外”的对立关系，揭示了创伤在空间上的渗透性：即便创伤患者远离“致病空间”，其内心创伤仍然如影随形。重生中还存在着“边缘”与“中心”的空间对立关系，亦即郊区医院与市中心的对立。从隐喻意义上看，这也是边缘人群与主流群体的对立。克雷空间视域下帕特巴克重生中的战争创伤言说机制小说引文出自年宋瑛堂译 重生三部曲，译文略作改动。下引该书只标注页码，不再另作说明。格洛卡战时医院位于爱丁堡郊区，其地理位置在隐喻意义上暗示了医院中的患病军人是被排斥的边缘人群。与此相反，爱丁堡市中心则是主流群体的聚集地，象征着受主流话语操纵的空间。在一战时期帝国体制主流话语中，罹患创伤的军人被视为缺乏男性气概的逃兵。例如，在住院治疗期间，萨松曾到市中心的高尔夫俱乐部消遣。在俱乐部大厅中，众人“见到（萨松的军队）制服，便不由自主地对他表示认同”（）。然而随后他们“辨认出了制服上的蓝章（即医院院徽）态度便多了一丝矛盾，一股逐渐高涨的疑虑”（）。可见，主流群体既对作为参战青年的萨松感到敬佩，也对作为患病军人的萨松抱有偏见。如果说这一事例中，主流群体的态度尚属模棱两可，那么从另一位战争创伤患者普莱尔少尉的经历来看，主流群体对边缘人群的排斥态度则昭然若揭。普莱尔时常离开医院到爱丁堡市区喝酒交友，但依据此前在市区的经历，他充分意识到“胸前佩戴院徽走来走去，就等于嚷嚷着：我是疯子”（）。于是，为了隐瞒自己的病情、避免受到排斥，他不得不违规摘掉院徽。可见，在“中心”与“边缘”的对立中，主流群体的凝视将患病军人“他者化”，无形中加剧了创伤。萨松、普莱尔等四肢健全的患病军人尚且被视为边缘群体，伤残老兵则更是边缘群体中的边缘群体。以上三组“地形空间”对立关系涉及的患者都肢体健全，因此均被收治在普通病房，而肢体残缺的病人则被收治在伤残病房。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是医院布局、内部环境，还是病人精神状态，医院的普通病房与伤残病房均形成鲜明的“明暗”对比：在医院布局上，前者靠近大走廊，易于辨识，后者则位置隐蔽；在内部环境方面，前者“气氛欢乐快活”（），后者则“晦暗”“肃静”（）；在病人精神状态方面，普通病房“洋溢着逃过一劫的如释重负感”（），伤残病房的残疾老兵则或“目光空泛”，或神情“恐惧”（）。可见，即使在作为“他者空间”的郊区医院中，伤残老兵也不被接纳，是“被藏匿起来”的人群（）。他们不仅在心理方面遭受战争创伤记忆的折磨，而且其身体残缺招致的歧视也持续对心理造成沉重打击，经受灵与肉的双重创伤。重生 中一系列“地形空间”的二元对立关系，汇合成一幅战争创伤的全景图，将患病军人难以言表的内心创伤外化，直观呈现他们的精神困境。尽管他们在医生主导的理性叙事中被客体化，但文本中的“地形空间”对军人创伤的隐喻作用传达出超越理性叙事的言说力量，令悲愤、无助与绝望渗透于空间叙事。然而，患病军人并未选择坐以待毙，他们竭力挣脱这一悲惨宿命。三、“时空体空间”与创伤治疗基于巴赫金的“时空体”概念，佐伦将“时空体空间”作为其空间叙事理论的第二个层次，并在这一层次区分了共时关系（）与历时关系（），认为两者“对空间结构有着不同的影响”（）。在重生中，共时关系和历时关系构成一个清晰的认知网络，直观呈现不同人物的创伤治疗经历。共时关系指的是在同一叙述点上处于运动状态（）的客体与处于静止状态（）的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同人物在同一叙述点上的状态往往有运动与静止之分，动态人物身处的场所频繁变更，静态人物所处的位置则相对固定（同上，）。萨松与普莱尔是小说着墨最多的两位病人，两人几乎同时住院，且同为少尉军衔。然而，倘若从共时关系来分析两人的创伤治疗经历，可以发现在同一叙述点上他们处于“静”与“动”的状态对比之中：萨松在医院重拾写诗的爱好，与病友欧文（）探讨诗歌创作，在个人创作与结伴交流中排遣焦虑、舒缓创伤。正如章朋所言，书写创伤是“一种在后创伤（-）语境中与过去的创伤经验进行对话并取得和解的过程”（）。如果说萨松以静态方式在精神层面进行宣泄（），那么普莱尔则以动态方式在肉欲层面释放力比多（）。普莱尔英俊帅气，年少有为，倘若未患上“弹震症”，俘获异性的芳心并非难事，但如今许多姑娘唯恐避之不及。无奈之下，普莱尔只好扩大活动范围，他如同波德莱尔（）笔下的城市漫游者（），游走于爱丁堡市区的诸多场所，苦苦寻求爱情，以抚慰他内心的创伤。他屡屡在小酒馆借酒浇愁，机缘巧合之下与军火工厂女工萨拉（）一见钟情。两人一见如故，携手漫步至人行道、小街道、教堂、墓园，感情逐渐升温，最后竟在墓碑旁深情拥吻。墓碑象征死亡，因而此举的隐喻意义不言自明：普莱尔意欲通过释放肉欲，治疗目睹大量死亡场景后产生的创伤。在随后几次约会中，两人还前往苏格兰海滩、树丛和萨拉的公寓等不同场所共度时光。在此过程中，随着两人的亲密程度逐渐加深，普莱尔的“病情开始好转”（）。另一位病人布恩斯（）上尉的治疗过程同样呈现动态特征，他的创伤治疗历经医院、树林、萨福克郡（）等空间变换。布恩斯的遭遇异常惨痛，他“在战场上遭到炮击，被轰到半空中，随族裔文学专题后迎面落向一具德军尸体，先落地的是头部。布恩斯的头部击破尸气饱满的尸体腹部，他感到口鼻塞满了人类的腐尸肉，之后便失去了意识”（）。这段遭遇导致异常严重的心理创伤：“如今，每当布恩斯想进食，重返脑海的尽是腐尸的口感与气味。每天夜里，同一段往事会重现于梦境，每次被噩梦惊醒时，他就会呕吐。”（）终于，痛苦不堪的布恩斯逃到医院外的树林中。就在他打算自我了结之时，却偶然发现了鼹鼠、喜鹊、狐狸等动物的腐烂尸体。面对这些尸体，布恩斯似乎找到了慰藉。他将这些死去的动物视为“同伴”（），于是他把动物尸体放“在树干的周围排成一圈，（自己）坐在圆圈里面，背靠着树干”（）。在这一特殊仪式中，布恩斯充当起牧师的角色，帮助这些动物“回归尘土”（），在这场为动物举行的葬礼中，他也暂时将自己的创伤记忆一同埋葬。回到医院后，此前频频被噩梦惊醒的布恩斯当天晚上却沉沉睡去，在梦中他还“重返树林”（），寻求内心的安宁。出院后，布恩斯选择回到自己年少时的度假地萨福克郡，希望能借此“忘掉战争恢复正常”（）。可见，与普莱尔一样，布恩斯的创伤治疗方式也有赖于空间位置变更，呈现明显的动态特征。如果说萨松、普莱尔和布恩斯的创伤治疗方式呈现出动静对比的共时关系，那么从历时关系上看，在医院心理医生瑞弗斯的诊治下，普莱尔和安德森（）的治疗过程则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轨迹。依据佐伦的观点，随着时间推移，不同的叙述客体在空间中的运动“具有明确的方向和性质”（），呈现出一系列不同方向的“轴线”（），不同的“轴线”之间便构成历时关系。瑞弗斯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