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还是老龄文明__樊浩.pdf

年 月第 卷第 期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老龄化，还是老龄文明？樊 浩（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摘 要 应对老龄化挑战，亟须寻找一种宣示对待老龄化的文化态度、体现老龄化战略理念的总体性话语，在文明史意义上考察，这种总体性话语就是“老龄文明”。对待老龄化有两种文化意识，即问题意识与文明意识。老龄化与老龄文明是两种战略理念，老龄化不仅“是”也应当“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老龄化战略必须超越被动的问题应对，以“文明”看待老龄化，将老龄化作为文明现象进而推进为老龄文明，发现和肯定老龄化的文明史意义。“老龄文明”是应对老龄化的“积极”话语，应对老龄化必须实行“老龄文明”的“积极”战略。老龄文明战略是由三大结构形成的依次推进的战略体系：老龄群体的文明战略、老龄化社会的文明战略、老龄文明形态战略。老龄文明形态是“老龄文明”战略的最高境界，由此老龄化将成为人类文明凤凰涅槃、浴火重新地一次新机遇。“老龄文明”战略是一种彻底的“积极老龄化”战略。关键词 老龄化 老龄文明“积极”话语与战略 社会文明 老龄文明形态基金项目 江苏省“道德发展高端智库”和“公民道德与社会风尚协同创新中心”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黑格尔道德现象学讲习录”（）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 樊和平，笔名樊浩，东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部主任、资深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研究方向：道德哲学。中国社会大众最担忧的三大问题分别是：腐败不能根治；生态环境恶化；老无所养，对未来没有把握。参见樊浩中国社会大众伦理道德发展的文化共识，中国社会科学 年第 期。人口老龄化已经是世界普遍现象，迅速而深度推进的老龄化将成为中国发展长期遭遇的最严峻挑战。到 年，中国 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将达.亿，近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比美国现有人口还多四千多万，我们持续进行的全国调查显示，养老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大众最担忧的第三大问题。人类已经走进一种西方学者所谓“未经充分准备的生活”的非常时代；文明已经走到这样的历史关头，不是在老龄化中老去，就是在老龄化中涅槃。文化大智慧不是背负忡忡忧心继续生活，而是将已经到来的生活提升为“好的生活”，一如既往地坚守苏格拉底所说的“好的生活高于生活本身”。于是，具有决定未来意义的不是对于老龄化的应急反应和应对谋划，而是关于老龄化的文化态度及其顶层设计的哲学理念，亟需完成的任务是超越对老龄化的过度忧患甚至文化恐惧，将其回归于一种必然并且具有文明史意义的重大人类进程，以一种“积极”的文化心态和文化战略拥抱并驾驭老龄化，而不是“消极”地适应和应对，达到真正的“积极老龄化”。为此，亟须寻找一种宣示对待老龄化的文化态度、体现老龄化战略理念的总体性话语，在文明史的意义上考察，这个总体话语就是老龄文明。具体而言，在理论和实践上，必须将“老龄化”推进为“老龄文明”，以“老龄文明”作为老龄化的文化话语和战略理念，发现并肯定老龄化的文明史意义，实施“作为一种社会文明的老龄化战略”。一、老龄化的“积极”话语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对人口老龄化做了如下表述：“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也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这三大定位体现对老龄化的事实判断，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是：如何将老龄化从事实判断推进为价值判断，不仅在问题应对，而且在文明建构的意义上进行关于老龄化的整体性谋划。一句话，如何寻找关于老龄化的“积极”话语？DOI:10.13916/ki.issn1671-511x.2023.01.004仔细反思发现，“老龄化”的话语以隐晦的方式宣示了一种社会心态。对于正在发生的社会现象或社会趋向，往往有两套话语系统，即情态话语与陈述话语。信息、网络技术产生的社会变化，被表述为“智慧”或“智能”，如智慧生活、智能治理，它宣示人们对技术改变生活的肯定甚至追逐的态度，肯定如此强烈，乃至不仅将人类所独有的智慧、智能等慷慨赋予自己的创造的物，而且携带某种心理暗示甚至文化诱导，似乎以往的生活不够智慧或智能化程度不高。这种话语可以称之为情态话语，它传递和表达了人们对特定对象的肯定性的情感和态度，其中包含了价值判断。另一套话语可称之一陈述话语，其特点是对表达的对象进行某种客观性描述，如老龄化、新冠疫情等。陈述话语试图客观描述事实，在表达方式上采取对象化的形态，表面上体现关于对象的客观态度，在价值上似乎具有中立的特征，将其作为认知或者治理的对象。对象化本身就是一种情感态度，往往隐含问题性甚至否定性的价值判断，只是以描述替代情感，以事实陈述回避价值判断。“老龄化”是典型的描述或陈述话语，它回避了价值判断，但并不能逃避价值判断，一旦诉诸社会行动，其中潜隐的价值态度便可能还原甚至放大为深刻的现实偏差。这里存在关于“老龄化”话语的事实与价值、实态与情态的悖论。一方面，如果因为全社会超过六十岁的人口比例突破某种预设的限度、高龄现象普遍出现而被称为“老龄化”，那么最需要认真对待的便不是老龄本身，而是修正老龄的标准和对待老龄的态度，一旦老龄标准被修正，所谓“老龄化”就是一个虚命题。所谓“老”只是一个相对于个体生命节律和社会寿命预期的概念，可以假设，在现代寿命事实及其未来预期背景下，如果以七十岁为老龄的标准，那么社会便没有进入老龄化，“老”和“老龄”都是被社会建构的概念。另一方面，如果老龄人口真的在人口结构中达到相当程度并已经成为“化”的普遍事实，那么它便不仅是一个必须被应对的社会问题，而且将造就出“化”社会的事实，成为“化”社会的力量，老龄便因为在人口中的巨大比例而从对象成为主体，从而“化”出一种社会文明。这一悖论表明，“老龄化”逻辑和历史不只是实态，而且是情态；不只是事实，更不只是问题，而且是一种文明现象或文明形态。悖论的第一方面表明老龄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与寿命延长相联系；悖论的第二方面表明老龄化必将造就新的社会文明。无论如何，“老龄化”的话语既不足以陈述事实，也逃避了价值判断，特别需要警惕的是这种逃避可能产生全社会的价值误导和战略误判。必须以“文明”对待和表述老龄化，在话语形态上从“老龄化”转换为“老龄文明”，以“老龄文明”作为“老龄化”的替代性话语或情态话语。以何种问题意识看待和对待老龄化？危机，还是时机？面对席卷而来的老龄化，化危机为时机，关键是以何种哲学理念和文化战略应对老龄化，要义是将人口老龄化从“重要趋势”“基本国情”，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的事实判断，推进为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的价值建构，使老龄化从趋势、国情的危机意识，转换为“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的时机理念。为此必须回答一个问题：人口老龄化的话语时态和话语情态是什么？时态是其历史坐标和时代取向，情态是文化态度。“老龄化”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表述，然而：其一，它只是事实判断，以过去长期存在的人口结构标准及其社会生活的“常态”为历史坐标；其二，这一判断包含强烈而单向的忧患意识，容易在“趋势”“国情”的认知下将老龄化只当作负面现象即西方学者所说的“文明剩余物”，遮蔽“危机”背后的“时机”。“过去”的时态与忧患的情态是“老龄化”这一描述性话语的文化气质。也许正因为不满足于这一表达，有“长寿时代”的另一种话语。“长寿时代可以启迪人们跳出老龄化圈定的固有框架，一个新时代来临，必将对旧时代带来全面的重构。人们需要在这样的一个更宏大的语境中，积极地思考未来，畅想未来”。与“老龄化”相比，“长寿时代”的话语跳出单向忧患意识的“圈子”，利于更积极地思考和畅想未来，但从根本上说，它所谓的“长”依然囿于“过去”的坐标系和事实判断的“圈子”。“老龄化”基于“趋势”和“国情”，而“长寿时代”也只是把长寿当作“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于是就像长寿时代 从长寿、健康财富的角度透视人类未来这本书的副标题所说的那样，只能从人口、健康、财富的维度思考和畅想未来。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卷陈东升：长寿时代 从长寿、健康、财富的角度透视人类未来，中信出版集团，年版，前言，。人口老龄化应当寻找一种不只是面向过去和现在，而且面向未来的话语形态，这就是“老龄文明”，由于它传递一种更积极地思考和畅想未来的对待老龄化的哲学理念和文化态度，因此既是一种话语时态，也是一种话语情态。“老龄文明”从文明形态尤其社会文明的维度把握人口老龄化对人类文明所产生的全面深刻的影响，在文化心态和战略理念上不只是忧心忡忡、就事论事地看待和应对老龄化，而是从人类文明史的高度和人类文明形态的多样性与合理性的意义上，在迎接挑战中满怀信心地建构新的人类文明。只有在“老龄文明”的话语形态及其战略理念下，老龄化，尤其中国这样的全面而深刻的老龄化，才可能不至于被满怀忧心地当作一次漫长危机，而且成为文明进步的又一个重大时机，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国情才可能转化为创造新的社会文明的另一种“人口红利”。“积极老龄化”首先必须寻找关于老龄化的积极话语，以此造就老龄社会的积极心态和应对老龄化的积极战略。话语不仅表达和渲染心态，还造就心态。“老龄文明”是面向未来的关于人口老龄化的话语时态和话语情态，是关于老龄化的“积极”话语，也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理念。它从四个方面宣示对待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国情的文化态度与文明战略：以社会文明看待老龄化、老龄社会的文明建构和文明气象、老龄社会的文明革命、基于社会文明的老龄化战略。“老龄文明”的话语和战略的要义一言概之：让老龄化成为社会文明。二、以“文明”看待老龄化（一）问题意识与文明意识中国老龄化遇到的第一问题是：到底应当建立何种关于老龄化的集体意识？这一问题包括两个推进的层次：中国老龄化的问题意识是什么？问题意识是否足以构成老龄化战略的理性基础？理论假设是：中国老龄化需要以“试验超载”为基本结构的问题意识，但更期待将问题意识推进为文明意识，实现由问题意识向文明意识的转化。应该说，当今中国的老龄化虽然迅速而全面，但比起西方世界来得更迟，作为“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老”和“老龄”首先与平均寿命及其预期相联系，但是中国的老龄化却遭遇任何国家所没有的国情。与世界范围内的老龄化进程相比，中国老龄化的最大难题，就是老龄化邂逅独生子女，使中国的老龄化在人口、经济、文化、社会全方位“超载”。“试验”与“超载”，是体现老龄化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的两个关键词。中国的老龄化伴随改革开放的进程，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不惑之境”走向纵深，其直接背景就是延续四十多年的独生子女这场空前的社会和文化试验。在文明体系意义上，独生子女解构了延续数千年的家庭的自然伦理安全系统，使老龄化问题空前严峻。在传统多子女的中国家庭中，养老在风俗习惯和伦理制度两方面为子女尤其男性子女所分担，“养儿防老”不仅是传统观念，也是自然伦理安全的文化设计和制度安排。在这一背景下，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固然提高缓慢，但在家庭中养老送终的伦理安全是自然地存在的，老龄孤独等也并未为普遍现象。独生子女产生家庭的脆弱性，不仅在经济能力方面而且在伦理能力方面都有体现。独生子女不仅在经济和精力方面难以承受“”的重负，更深刻的变化发生于伦理领域，产生伦理观念和伦理能力的双重断裂。一方面，独生子女因其家庭伦理结构的单一性，以往丰富复杂的伦理关系消失，在伦理孤独的同时，也难以在家庭中受到充分的伦理训练和伦理浸润，家庭作为伦理策源地的文化功能难以挽回地式微。另一方面，也使他们的伦理经历和伦理体验过于单一甚至贫乏，家庭中伦理成长的机会不够丰富深刻，独生子女与长者长寿相遇，导致家庭的伦理能力十分脆弱。由此不可避免地出现家庭伦理的文化断裂。根据我们持续进行的全国调查，在 年到 年的短短十年中，关于家庭的伦理忧患，已经从“独生子女缺乏责任感，孝道意识薄弱”的道德忧患，转向“独生子女难以承担养老责任，老无所养”的伦理能力忧患。独生子女当然不是老龄化产生的原因，全世界独生子女甚至无子女家庭很多，但独生子女第 期老龄化，还是老龄文明？参见樊浩中国社会大众伦理道德发展的文化共识，中国社会科学 年第 期。确实使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更加严峻，更具中国特色，因为千百年来中国的养老从来就是在家庭中完成，因而即便有老龄化，也不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