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育的操劳与关系维度_王瑞德.pdf

年月当代教育与文化 第 卷第期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王瑞德（），男，甘肃民勤人，教育学博士，上海市教育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劳动教育的操劳与关系维度王瑞德（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上海 ）摘要劳动教育包含操劳和关系两个维度，操劳着力于揭示劳动内含的固有张力，关系偏重阐明劳动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互动交织的内在结构。以操劳的命定性为先设条件，劳动教育意欲激发劳动者坚守忍耐勤苦的高贵品质，并通过寻找劳动休闲的起伏节奏、创造新的劳动工具、发挥游戏的审美与道德功能等，完成对操劳命定性的创造性转化；以关系的普遍性为基础，劳动教育试图培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能力，在劳动的现代分工中理解社会的有机团结，坚持以人为目的避免人的劳动异化。操劳决定着生命的深度，关系决定着生命的广度，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感验审美愉悦是劳动教育的最高形式。关键词劳动教育；劳动分工；操劳；关系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劳动教育的理论思辨与实践探索，均指向操劳和关系两个维度。操劳和关系涵盖了劳动教育指涉的基本面向，前者聚焦于劳动使力中的操心、上手、辛劳、疾苦、激情和欣悦，后者偏重阐明劳动牵扯的诸多交织、互动和竞争团结，前者揭示了劳动内含的固有张力，后者则集中呈现劳动的社会条件和交往逻辑，也就是劳动教育所呈现的基本结构。本文的讨论将尝试回答，正是劳动的操劳与关系二维度，划定了劳动教育的内涵与边界，共同构成劳动教育言说的基本话题，并为劳动教育的探讨提供了基于存在论的分析理路。一、劳动教育的张力之源：操劳的命定性劳动的操劳面向是出于生物生命、社会生命和精神生命的维系而向我们提出的多样化需求，是有机体与环境交互作用下的张力，指向生命代谢过程中的疲惫、损耗和沉重的担负。操劳立基于生命的自然性，受制于生命的必然性，表现出生命的有限性，正如阿伦特在论述劳动区别于实践与行动的属性时所指出的，“劳动意味着被必然性所奴役。”这种无以遁避的沉压熵增的规律，勾画出我们生命的基本框架，构成劳动教育的基点。操劳的命定性，就是不停劳作、找寻、获得和消耗的命定性，它是生命的本源性特征。（一）操劳命定性的词源学依据先从汉字“劳”来看。说文解字卷十三，“勞”属力部，意为“劇也。从力，熒省。熒，火烧冂，用力者勞。”字义是剧烈，可见张力之显现。“勞”的异形字“憥”多一个“心”字，康熙字典释义，“心力乏也，疾也。”在字体构造上，“劳”有火、有力、有心，“火”尤其表达了“劳”的爆裂、开创性意涵和燃烧后趋于寂灭的特征；同时，“劳”之操劳，可以是“身”劳，也可以是“心”劳，又极契合劳动前后身心疲倦的形象。有意思的是，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大量描写劳苦民众的诗歌，其中，“劳”字出现了 次之多，如“民亦劳止”“实劳我心”“劳心忉忉”“劬劳于野”等，操心劳苦之情之景多处可见。雷蒙威廉斯在追溯“”这一文化关键词的来历时指出，它的英文最早用法有两个，一是开始工作（）、不辞劳苦（）；一是劳动（）和 悲 痛（）。这两种用法都与 的词源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最接近的词源为DOI:10.13749/62-1202/g4.2023.01.009古法文 与拉丁文 ，其意涵可能与重担的滑落或摇晃有关。雷蒙威廉斯进一步指出，“作为一个动词，意思是犁地或在土地上耕作，但是其意涵也可以延伸到其他种类的手工工作与任 何 费 力 的 工 作。”尽 管 在 历 史 沿 革 中，“”多有变化，但“费力”仍常被使用，且“普遍的社会活动”之意涵越来越普遍。事实上除此之外，雷蒙威廉斯在对“”一词做词源分析时，也同“”做了比对，指出“有一个很明显的中世纪意涵 指辛苦（）与辛劳（）；出现的时间更早，其中一个意涵显然也有辛劳（）之意。”二者之间的变动交织复杂，但关键处在于：劳动总背负着“沉压”“艰苦”“苛重”等原始意涵。（二）操劳的源初形式和扩展形式在源初形式上，操劳指向生物种群的繁衍生殖，操劳就是为生存操劳，为生命的延续和种群的迭代更新操劳。生殖繁衍、生长积变和阻振衰竭，规限了操劳命定性的底子，在传达操劳命定性的古代文献中，既有对土地的讴歌，也有对守四时而耕耘的描画，如 荀子王制有云：“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古时人们的土地情结，通过劳作获得存有的给养，操劳命定性在这里，表现为劳动者从土地中取得生活必需品时的付出。尚书无逸也有，“厥父母勤劳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艰难。”说的就是农事劳作辛苦不易，但稼穑之艰难与农事之重要，很容易被忘掉。和古代相比，操劳的内容已极大地改变，且仍然在改变中。发展没有根除操劳的命定性，但拓宽了操劳的形式表现，或者说外延。翻看现下对劳动教育的言说，不论是具体情境下的特定应用，还是研究者的严格定义，人们早已把太多不同形式的活动统统纳入劳动的麾下。譬如，脑力劳动就突破了纺纱制陶、打渔耕种、装卸修葺、采石打磨、交通输运等一般性劳动，将研发、测绘、设计、创作、绘画、编辑等活动纳入自己的范畴，此类看似清闲的劳动唯有劳动者本人深知其辛苦操劳，否则也不会有码农、脑农这样拼贴而成、又极其形象的现代词汇了。可见，后期的劳动变迁无论形式如何增扩，仍不脱离劳动所赋“艰苦沉压”和“合目的性”的原意，仍不脱离操劳之命定性，正如雷特尔所言，“劳动不是动物性的本能行为，而是有意图的活动，并且这意图必须操纵身体上的努力 它也是一种有意图的活动，以一种最低限度的连贯性，走向其所要达到的目的。”劳动之古今异型的表象内，有着相同的操劳努力之实质，无论是过去的布衣躬耕，还是主播、电竞、平面设计等名目繁多的现代劳动，无论是过去的小家庭、小作坊劳作，还是现代大工业生产、后工业社会的自由职业者等形态，当我们把它们视为劳动时，都暗含着身心操劳和积极用力的成分。有必要提及的是，操劳的命定性包括生命孕育诞生之痛，且没有多少古今之异。分娩兼有痛苦与希望双重意蕴，生育后代既是劳作苦痛的起点，也是劳动被延伸和分担的基础，即通过繁衍生殖，人类获得操劳的延续（子承父业），和生命之绵延（传宗接代）。威廉斯在文化研究中指出，“从 世纪开始，其意涵被延伸扩大，用来指涉 分娩的阵痛。”阿伦特也在 人的境况中论及，“按照希伯来以及古代的传统，劳动内在地就和生命及生育有关。”考虑到操劳之命定性和死亡之命定性同生殖繁衍的关联，对劳动的讨论总是牵扯到生殖、分娩和繁衍，就并不使我们感到意外。（三）作为先设条件的操劳操劳就是现实，和死亡一样，这种必然性、绝对性和命定性，是一个横亘在生命之中的前设条件，既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切割打磨者，也属于现代大工业生产的装配员，通过生理、心理、精神压力的不同组合表现自身，我们不能从人性角度给劳动推定好恶。向秀在 难养生论中就把“自然”扩展为人生的所有情欲，认为“好荣恶辱，好逸恶劳，皆生于自然”，但与其将“恶劳”视为人之性初，倒不如说这是追逐无为自然、旷达倜傥的清玄思想在压制性操劳上的反弹；宋代朱彧 萍洲可谈卷三有云：“但人生恶安逸，喜劳动，惜乎非中庸也。”又完全将好逸恶劳给颠倒过来了。当然，人之性初，既非喜劳恶安，亦非好逸恶劳，而是在操劳命定性基础上的创化，喜劳或恶劳都是生活境遇中的习惯，是天命之性在具体的教育情境中的展开。可见，只有立足操劳之命定性，我们对劳动喜厌的讨论才能获得生存论基础。否定操劳命定性的作法中，一是认为劳动是低贱的，如传统社会的有闲阶级认为的，劳动因其自身的有限的自由而被判定为劣等，在有闲者的静观沉思中才能目见有意义的未来，进而否定了操劳之命定性；二是对操劳蕴含的张力的反叛，赋予劳动浪漫的色彩，特别是在全面摆脱社会分化的革命运动中把操劳视为可欲，乃至渴望的，似乎是劳动、而不是人获得了最终的因由，似乎操劳本身值得欲求，进而否定了操劳之命定性，最终在主体的隐身状态下完成劳动的诗化。二者都否定操劳命定性作为劳动（教育）的前设条件。二、劳动教育的结构之基：关系的普遍性劳动中有三个“在”：在自然中劳动，在社会中劳动，在与自己的对话中劳动。因此，任何形式的劳动都必须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这样三重关系。劳动教育的用意正是通过劳动，在劳动中理解三种关系的普遍性，并在关系的普遍性中实现劳动价值的澄明。（一）从自然之为自然到人之为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劳动处理的首要关系。中国传统文化坚持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宇宙观，着力在劳动中洞悉天道、世道和人道。系辞下作如是说，“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 离。”编结索网，打猎捕鱼，要以天则地道为前提；且在神圣感与宗教感中，赋予不违逆天性的重要意义，也就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 其 吉 凶。先 天 而 天 弗 违，后 天 而 奉 天时。”此外，劳动只有遵循万物的生长规律，才能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荀子王制指出，“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就是说，人不可以在劳动中向自然予取予求。劳动是人与自然关系的集中体现。一是只有在自然的改变中，人才看得到对象化的自己，人的创造性、能动性是在自然的变迁中得到印证、彰显和昭示的，人通过劳动，把自然的馈赠转化为生命延续的养料。二是人的自然属性是人的基础属性，人的能动与主动是自然而不只是人的属性的一部分，劳动过程、劳动主体和劳动产品都内在于自然，并表现了自然的基本属性；换言之，人的主体性不是对自然的征服，自然不是作为人的认识的结果而存在，反而是人的认识以表现自然性而存在。三是唯有在人与自然的互动、互成、互制的动态平衡的关系中，我们才能超越自然与人的对立，建立人与自然共生的和谐关系，摆脱控制自然、掠夺原材、榨取资源的意识形态。人与自然关系的普遍性作为一种羁绊，昭示的是肉体衰老死灭的周期性，烘托出人类受制于必然律之有限。但正如生生不息摆脱死亡之命定一样，人通过劳动也在实现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创化，把人与自然关系的羁绊提升到共生共荣的新阶段。也就是说，成就自然的主动性本身就包含了成就人类，人的主体性本身就以成就自然为意旨。反之，在所谓的主动性中否定人的有限性，本身就在抛弃自然的过程中，否定了人类自身的主体性。（二）从上古的洞穴群居到现代的劳动分工人与自然的关系也通过人与人的关系发生和扩展。为了应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猛禽的不断挑战，原始人类采取洞穴群居的生存方式维持种群延续，针对元谋人、北京人和山顶洞人的考古发现，他们均为群居生活。恩格斯在 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指出，“社会本能是从猿进化到人的最重要的杠杆之一。最初的人想必是群居的，而且就我们所能追溯到的来看，我们发现，情况就是这样”。韩非子五蠹开篇即讲，“上古之 世，人 民 少 而 禽 兽 众，人 民 不 胜 禽 兽 虫蛇”，可以说，人类只有集体地从事生产、劳作、迁徙等，才能存活下来。这种远古祖先的群居关系，为现代人类提供了基因或历史的源头。及至商周等有文字记载的时代，杀伐、祭祀、巫祝、宗法礼仪等，已通过复杂的联系，将人们纳入家族邦国的体制中。礼记大传说，“上治祖祢，尊尊也；下治子孙，亲亲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缪，别之以礼义，人道竭矣”，强调的是宗法伦理的秩序。作为农耕文化的农事劳作，也已经把人们整合在共同的群体关系内，如 诗经载芟就形象地描绘了千人共耕的画面：“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亚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妇，有依 其 士。”有田主、雇工、小儿、农夫等，场面热闹喧腾。孟子则从国家层面指出，“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是自尧、舜、禹三圣王事迹出发，提供了原始分工、天下共治的儒家伦理原则，界定了古时劳动的稳固秩序。现代社会的劳动分工界定了劳动中关系的主体内容，首先包含自古至今的两性分工和物质精神分工，马克思对此早有论述，“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发地或 自然地形成的分工。”同时，“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