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石文字源流考析_王学理.pdf

年 月第 卷第 期 唐 都 学 刊 .【历史文化研究】刻石文字源流考析王学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摘 要：中国历史悠久，中华文化深厚，传承载体之功首屈一指。从追本溯源到演绎历史，极具戏剧性。秦记事刻之于鼓形的石头上（“石鼓”），是对商周铜器铭刻记事形式的一种突破，也为中华文化的传承起了先锋的作用。随历史的演进，从秦刻石、瓦书、简牍开始，再到汉碑、纤维纸的出现，各成系统，相继发展，使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绵延长久，独立于世界之林。而刻石作为记录文字的又一载体，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刻之于碑的形态在演进中走向固态化。完整的石碑由额、身、座三部分构成，形态俊美，尤其大面积的碑身除记事的功能之外，竟成了历代创作书法艺术的广阔天地。关键词：石鼓文；简牍；石碑；石磬；西安碑林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收稿日期：作者简介：王学理，男，陕西蒲城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主要从事秦文化考古研究。一、秦人的生活实践开创了刻石文字的盛行时下书店发行的诸多精美的楷、草、行、隶、篆等法帖，除少数墨迹本之外，均以刻石拓本居多。石刻碑帖固然是刻石文字记事的完整载体，但不是刻石文字的最初形式。根据考古材料及文献记载，刻石作为载体文字没有比“石鼓”更早的资料了。当然，早于石鼓记事形式的是原始先民在陶器上的图形符号，接后有夏代的刻符、商代的甲骨文以及西周青铜器的铸文。所以说，刻石文字的开始，还远远在金文刻铭之后。早期的秦人接受了周文化的熏陶，已经学会记事于铜器。如西周晚期的“不其簋”，簋上铭文就记有秦庄公即位之前数年内（约公元前 年），同其兄伯氏奉周王之命讨伐狁的事；年，宝鸡县太公庙出土的秦公及王姬编钟 件、镈钟 件，作器者是春秋初年建有赫赫战功的秦武公，他在这祖庙乐器上用了 字，叙述了先祖到宪公时的世系及其事迹；春秋晚期的秦国铜器，要算是民国初年甘肃秦州出土的“秦公簋”，以及宋人著录的“秦公钟”。在这两件铜器的铭文中，以及宋人著录的秦“盄和镈钟”上都提到秦“十又二公”。如果对照前述秦武公编钟、镈钟铭文，这“十二公”中并不包括襄公在内，因为他被尊为皇祖。那么，这“十二公”起自文公，后有竫、宪、出、武、德、宣、成、穆、康、共、桓等 人。显然，作器者就是秦景公了。不过到了战国中晚期之后，秦铜器铭文记事的这种形式便转向于量器和兵器了。商周以铜器记事，秦人虽然在沿用着，但又创造了以石鼓刻文记事的形式。经几辈学者的研究，以量器铭文多记监造人、制造人、时间、容量、重量等等，如“商鞅方升”的铭文就有“十八年，齐率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临。重泉”，底部则铭刻着秦始皇二十六年的诏辞。为石鼓文与凤翔秦公一号大墓石磬铭比较接近，当刻于秦景公之时，约在公元前 年或公元前 年后数年之内。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承认，用石鼓纪事是秦人的又一伟大创造（见图）。图 秦石鼓与刻文既然秦人用铜器铭文记事是商周以来的传统，又何以还要开创石刻记事的形式呢？看来大约是出自这样的考虑：铜器的铸造、铭文的镌刻，费工费时，并要有专业的技术，这固然在秦人不难做到，而历史事实早已表明不但能办到，而且也很有特色。但这对求实际、讲功效又善于出奇的秦人来说，肯定是不值得固守不变的。由铭文记事从铜器向量器与兵器方面的转移，就足以表明商鞅变法以来在富国强兵方针的指导下，创造与革新是一种新的社会风尚。他们在保持铜器铭文记事的同时，力求另一种新的记事方式。于是，刻石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便不足为怪了。当然，我这里说的并不是指商鞅变法之后才有石鼓，而是指“创新”的意识秦人早在春秋晚期已处于孕育之中。至于文刻于石，其载体取何种形态，在那试探的茫然中，对大块的自然石头略作加工，随圆就曲，不是大大地扩展了刻文的面积吗？所以十个大体相同的“石鼓”一跃而进入人们的视野，不是很自然的事么？在石鼓上刻文记事，堪称方便，但秦人刻石记事又不限于石鼓。凤翔秦公一号大墓中，出土有铭的石磬多枚，经缀合后共有铭文 条，计 个字。磬铭最长的一条，仅以 个字就记述了秦公宴喜周天子时“百乐咸奏”的盛大场面，继承共、桓二公的大统由此也得到合法的承认，再通过祭祀以祈求国祚之无穷。据磬铭“四年八月初吉甲申”判断，这些石磬原是秦景公在公元前 年祭祖（颛顼高阳）、祭天（上帝）之物，最后才成了他的随葬品。那么，石鼓与石磬都是秦景公之物，不仅反映了刻石记事发端的时间，而且在形式上的多样性也大大拓展了文化的承载量，其历史意义、科学价值和对后世的影响的确是不容忽视的。战国秦刻石，著名的还有宋代发现的诅楚文刻石。共计有三件：一是祀巫咸神文刻石，出土于凤翔开元寺，有 字；二是祀大沈厥湫文（或称祀朝那湫文），刻石，出在朝那湫（今甘肃平凉西北）之旁，有 字；三是祀亚驼文刻石，则出土在要册（今甘肃正宁县东 千米，原有要册湫），计有 字。三石同文，埋于山川，是秦惠文王命宗祝祷告三位大神（巫咸和水神沈厥湫、亚驼），祈求降祸给楚的诅咒性文字。但这三块刻石，佚亡于南宋之后，其字仅存有宋拓摹刻的张帖汝帖本。容庚先生有诅楚文考释一文，曾刊于古石刻零拾（）上。有他的这一简述与附录，才使人们能够获得以管窥豹的机会。后来，郑振铎编的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一书中也有收录。在石鼓与石磬之后，刻文记事又有了新的突破。秦惠文君四年（前）“封宗邑陶券”，于 年出土于户县沣河之滨。正背两面刻字 个，除过指明封邑的范围之外，“天子致胙”之事也得到了印证。这就是瓦文上有“四年周天子使卿大夫辰来致文武之酢（胙）”的刻辞，同史记秦本纪上的秦封宗邑陶券藏于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最早由西北大学陈直教授披露。后有郭子直为文战国秦封宗邑瓦书铭文新释发表，收入古文字研究第 辑，中华书局 年版。“（惠文君）四年，天子致文武胙”的记载完全一致。秦人于陶片上刻文记事，在以后秦始皇陵园居赀役人墓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因此，那些在瓦片上刻记着死者姓名、籍贯、爵秩的志文，虽然简单，被看作是后来“墓志铭”的滥觞也未尝不可。同样，秦陶器上、兵马俑身上的刻文，也应是历史的记录。湖北云梦睡虎地秦 木椁室门楣上，刻有“五十一年曲阳士五（伍）邦”字。据知，曲阳本属赵地，后为秦有。那么，寥寥几字，却隐含了一段秦、赵属地的历史。而这在刻技娴熟、技法简单的秦人之手，却完成了由石到木的转变。图 里耶秦简由雕刻到书写，是秦人记事方法的又一次提升与范围的扩大。最早面世的四川青川秦武王二年（前）更修田律木牍，初步涉及秦的土地制度问题。甘肃天水放马滩 幅木板地图和 枚秦简的出土，不但让人看到了秦地图的完备（山、水系、沟溪、关隘、道路、居民点等要素），而且它也触及社会学的核心问题（日书 甲、乙两种）。特别是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发现法律竹简约 余支，内容有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及日书甲、乙两种，极大地拓展了今人对秦法律的认识。年，湖南省龙山县里耶镇一秦代古井内发现简牍 余枚，是迄今秦简出土最多的一次。里耶秦简虽然多为文书，但对了解秦政府的办事程式大有帮助（见图）。从以上所举事实中不难看出，秦的刻石是对商周甲骨、金文记事的突破，而墨书上简则是对刻石的扩展。同样，由石鼓到秦简的轨迹看，时间短，变化快，特别是商鞅变法之后，从秦武王二年（前）的更修田律木牍起，到秦始皇时期，可说是秦文化，也是中国文化“突变”的反映。文化信息量之大、传播范围之广，只有通过书写简文才真正体现了出来。那么，这种前无古人的文化承载量与时空价值，既是秦人推动社会进程加速的反映，当然也是对世界文化的贡献。总之，秦人创造的种种记事方式，都在以后的历史中得到了应用与扩大。即以每一方式而言，难道不值得大书特书吗？二、从摩崖石刻到碑石刻字的顺利过渡秦人由石鼓开始的文字刻石，竟然创造了历久不衰的另一个记事系统。水经注渭水有载，说：秦昭王曾在华山的石头上刻下了“昭王尝与天神博于是”几个字。但是，今天在西岳华山上，我们并未找见它存在的任何痕迹。只有秦始皇在统一中国之后，为推行文告式的大型摩崖竟把刻石活动推向了前所未有的又一高峰。秦始皇在五次出巡途中，先后于峄山、泰山、之罘、琅邪、碣石和会稽等六地刻石七处。而在这七处刻石中，仅在之罘一地就有两处（包括“东观刻石”）。公元前 年，秦二世篡位之后，也装模作样地步参见湖南省考古研究所等湖南龙山里耶战国秦代古城一号井发掘简报，载于文物 年第 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物局湘西里耶秦代简牍选释，载于中国历史文物 年第 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里耶发掘报告，岳麓书社 年版。始皇后尘，玩起出巡刻石的一套。这些秦帝刻石文字，都是出自丞相李斯的手笔。秦始皇为了推行秦小篆这一统一书体，曾令李斯、赵高、胡母敬三人分别写了仓颉篇爰历篇和博学篇作为范本。但后世只能面对始皇刻石，领略标准秀丽的小篆书体了。图 琅琊台刻石随岁月的流逝，出自人为和自然的原因，秦代这一摩崖奇迹也相继消磨殆尽。碣石刻石早已崩塌，沉没于大海之中；之罘刻石二碑，在宋代已不复见，汝帖中仅存内 个字还是摹刻本；峄山刻石据说毁于后魏太武帝拓拔焘，我们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看到的那一通“峄山刻石”秦碑，还不过是宋人郑文宝据徐铉的摹本而刻的；泰山刻石，在明代能看到的只剩下 个字，现存于泰庙之内的不过是 个字的残块；琅邪台刻石，于清光绪二十六年（）崩毁于雷雨。年，诸城县在琅邪台（海神祠）原址上拾得断石数块，今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但剥泐严重，字迹漫漶，可辩者仅有“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有流沙，南有北户，东有东海，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等几个字句（见图）；会稽刻石，唐时仍在今浙江会稽山。宋初，只能看到徐铉的摹本。而今天能见到的，乃是元代申屠硐据徐铉摹本重刻的。不过，在始皇的七处刻石中，始终没有见到东观刻石材料的任何遗留。水经注泗水说：“始皇观礼于鲁，登于峄山之上，命丞相李斯以大篆勒铭山岭，名曰书门。”峄山，是始皇巡行天下刻石的开始。其动因却是在“观礼于鲁”之后，受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的启示，从而萌生了扩大秦文化影响力的意向。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除过峄山刻石无文之外，都录有整篇的文辞。其主要内容，都是在于歌颂秦统一之功、严令百姓遵守新秩序的。这七处刻石中，除过碣石刻石刻在峭壁之上外，都是“立石”而刻记之。由此不难看出：三个半世纪以来，秦人始终保持着石鼓文选石成体的传统，这也为我们探讨碑石的产生提供了线索。另外，在琅琊刻石中，刻有随行的列侯、丞相、诸卿的名字，还把他们参加的“海上会议纪要”也公布了。这是极为特别的一例，同样也为以后碑文内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汉踵秦之后，其刻石材料，最早的见有赵王刘遂的群臣上寿刻石了。据载，上石面积是“高五尺二寸五分，广六寸”，文作“赵廿二年八月丙寅群臣上寿此石北”等 个字。字体虽是小篆，但已趋近方形，转笔方折，含有隶意。河北永年县朱山顶上的这一文字刻石，形成于汉文帝后元六年（前），当属于赵王与群臣饮酒时应对的实录。好大喜功的汉武帝，步秦始皇的后尘，也曾多次登泰山、行封禅礼。元封元年（前）的刻石，据应劭说：“立石三丈一尺”（合今 米），刻辞强调礼、义、孝、仁的治国宗旨，计 个字（汉书武帝纪）。他还登上崆峒山，也南巡九嶷、天柱，北上琅邪。虽说多有刻石的记载，但迄今为止还未见到这些摩崖刻石的任何遗留。只有茂陵霍去病墓前的一块花岗石上，阴刻着隶书的“平原乐陵宿伯直（？）霍巨孟”、篆书“左司空”等字，留传了下来。西汉的文字刻石材料，还散见于鲁孝王刻石莱子侯刻石（又名天凤刻石）、鲁北陛刻石广陵中殿刻石麃孝禹刻石杨量买山刻石等等。但都体量不大，文字简单，又缺乏文采。而且纪事简略得让人不明其实，更不见像秦“石鼓文”那样的组合刻石。这大概是在继承战国、秦书写简册传统的基础上，纪事与抄书成了国家和社会生活中一种文化盛景，其必然的结果是促进了简牍业的繁荣与发展。相反，人们并不寄希望于石刻记事以传承典籍了。我们知道，除过早已出版了洋洋大观的居延汉简甲编之外，在甘肃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居延、天水，新疆罗布泊，青海大通，山东临沂，安徽阜阳，湖北江陵、云梦，湖南长沙马王堆等地，都有竹简和木牍的出土。不但分布地域广、出土数量大，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