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县域内的城乡融合发展_罗必良.pdf

第 卷 第 期 年 月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收稿日期：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及其协调研究”（）作者简介：罗必良，男，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耿鹏鹏（通信作者），男，安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县域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专题】理解县域内的城乡融合发展罗必良，耿鹏鹏（华南农业大学 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广州；安徽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合肥）摘要：无论是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还是城市化的“极化扩散”效应及其关联的涓滴经济学思想，均与中国城乡发展的现实情境存在反差。尤其考虑到中国城乡阻隔的历史遗产与等级产权的制度基因，中国城乡融合发展面临着内生性困境。县域是国家宏观治理的基本单元，是汇聚农村人口、融通农村与城镇的核心载体。实证研究发现，以县城为载体的城乡融合发展可以有效改善居民的福利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国的城镇化道路模式应该实施阶段性的战略转型，在“大国大城”的基础上推进“大国小城”战略，弥补小城镇发展的短板，加快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由此以乡村“镇”兴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推进县域内的城乡融合发展，谋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关键词：城乡融合发展；城乡隔离；等级产权；县域经济；农民福利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一、引言与 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相对应，中国的城镇化率从 年不足 迅速提升到 年的，平均每年增加 个多百分点，成为“中国奇迹”的重要表征。其中，“大国大城”的路径选择，表达了地方政府“大城市偏好”的普遍事实。尽管大城市偏向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是否必然促进经济发展尚未形成定论，但因大城市不断扩张所引发的城乡分配不均、城市发展不平衡、公共卫生安全等问题则日益凸显。在经济学领域，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和涓滴经济学是经济发展的两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理论。刘易斯指出，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城市部门的转移，农业人口边际劳动生产率提高，城市部门边际劳动生产率降低，劳动力迁移最终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收敛于均衡工资率，经济二元性消失。所以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有利于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释放农村生产力。涓滴理论则基于其市场信念而天然地假设，充分的市场竞争因要素报酬的边际递减而诱致要素流动，要素回报率的收敛特征将实现区域均衡。因此，大城市的繁荣将通过要素流动和投资、消费实现向落后或贫困农村地区的涓滴。正是基于上述思想范式，诸多发展中国家走上了试图以工业化与城市化拉动经济发展的道路，但大多以失败告终。应该认识到，无论是刘易斯模型还是涓滴经济学，均表达了农业农村的发展与进步内生于城市现代经济部门发展的理论主张；城乡融合发展依赖于城市充分扩张过后的要素回报率的收敛，也表达了农业农村在融合过程中的被动性地位。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由于初期发展资源和资金的有限性，被迫选择集中资源优势发展工业和推进城市增长极的发展，在此基础上通过放松户籍制度，允许人口流动和自由择业，消解城乡劳动力流动障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同时打破中国区域经济低水平均衡格局，实施基DOI:10.19714/ki.1671-7465.2023.0002于涓滴思想的“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其他地区共同富裕”的非均衡发展战略，进而实施以城带乡、以工补农的策略。然而，以工业化、城市化驱动经济增长并由此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并未取得预期的成效，表现在：第一，城乡的人口流动并未有效收敛城乡劳动力的工资率，反而加剧了城乡的收入差距，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从 年的 扩大到了 年的 的峰值，基尼系数显著高于国际警戒线；在工农收入差距依然很大的情境下，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工反向流动现象，工资率并未成为劳动力流动的决定性因素，与城乡融合发展的目标存在极大错位。第二，基于涓滴思想的城市化进程，不仅未能有效惠及农村与欠发达地区，反而不断加剧了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与社会群体之间的“马太效应”。农民获得感不足、农村凋敝、农业边缘化问题愈加突出。显然，以“大国大城”的城市化模式来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并非符合中国国情的恰当的战略选择。本质上而言，中国的城乡问题不仅面临着解决要素流动和财富享益的“纯”经济难境，而且同时面临着历史遗产和制度基因的双重裹挟。古代中国“内城”“外乡”的持久性对立以及区域性分割所固化的历史遗产，构成了城乡融合发展的心理隔阂和意识障碍，农村人口融入城市存在城乡社会结构的“认同距离”；当代中国城市的等级产权体制，决定了大城市具备资源竞争优势并形成对周边区域的虹吸和扩张，对近邻城乡居民产生“相对剥夺”。城市具有土地城镇化的强烈激励但缺乏人口城镇化的内在动机，加剧了城乡关系扭曲，由此形成的中国城乡发展基本格局是：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人口城市化快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农业农村依然成为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短板，中国的城乡融合发展道路陷入多重困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强调，县城是我国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对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在“大国大城”的基础上推进“大国小城”战略，弥补小城镇发展的短板，既是中国特色城镇化体系转型的阶段性趋势，也是加快以人为核心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本质要求。新型城镇化应该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以乡村“镇”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的历史性选择。本文关注两大主流理论与中国实践的背离，一方面揭示中国“城”与“乡”关系演化的历史遗产及其影响，另一方面理解中国城镇化发展现实情境中的产权根源及其约束，从而在深刻理解中国城乡融合问题的内生性与特殊性基础上，阐明县域城镇化、县域经济以及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的本质内涵和农民福利改善的发展价值，由此深化对中国的城镇化与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认识。二、中国情境：理论与现实的反差中国“城”与“乡”的区域空间和发展边界明显，呈现为典型的二元结构。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与城市化的“极化扩散效应”及其涓滴经济学思想是打破城乡发展界限、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指导理论，但两大理论主张均与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现实相背离。（一）二元经济理论的“发展神话”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一般都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并将二元经济区分为两个部门：一是劳动生产率低下的以传统农业为主的“维持生计部门”；二是劳动生产率与工资水平较高的以现代工业为主的“资本主义部门”。其中，传统部门中存在可以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动力。因第 期罗必良，耿鹏鹏理解县域内的城乡融合发展此，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业部门，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缓慢、城乡差距扩大的重要根源。刘易斯指出，在要素自由流动的情境下，现代部门通过对传统部门低效劳动力的吸纳实现工资率的平滑和收敛，从而实现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的转化。可见，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部门的流动是发展中国家走向城乡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我国长期呈现出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新中国成立后，统购统销、人民公社与户籍制度共同构成的“三套马车”制度安排阻隔了劳动力流动，二元经济体制更为明显。改革开放之后，放松户籍制度，赋予广大农民自由流动和择业的发展权利，引领农民工大规模进城务工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重大标志性事件。明显的变化是，非农就业的工资性收入增长逐渐成为农民家庭收益的主要来源，农民整体收入水平不断改善。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劳动力从事第一产业的占比从 年的 降至 年的；农村居民非农收入占比由 年的 增加到 年的。农业农村部的数据表明，我国从事农业经营的纯农户数占总农户数的比例已经从 年的 下降至 年的，完全非农的农户占比也相应由 增长至。问题是，尽管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在总体上与刘易斯所揭示的二元结构转型过程相吻合，但并未呈现出长期的一致性。中国住户调查年鉴的数据表明，年，我国农民工的年均增长率为，但同期外出务工农民工数量的年均增速仅为，且增速从 年的 降至 年的。相反，本地农民工数量年均增速为，从 年的增长至 年的。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年，在外出农民工中，省内流动农民工数量以年均 的速度增长，而跨省农民工年均增速只有，并且跨省流动农民工增速从 年的 下降至 年的。可见，在城乡收入差距依然很大的背景下，工资率并未成为劳动力流动的决定性因素，刘易斯模型似乎在中国出现了“失灵”。刘易斯模型的一个重要假定是要素的无障碍流动与市场的同质性。应该认识到中国城乡人口流动的特殊性：第一，中国城乡分割存在着多重的历史和制度诱因，“城”“乡”的割裂格局是城乡要素流动不畅和城市化进程诸多问题的重要致因；第二，中国经济二元结构不仅仅是生产力差异问题，所有制关系的特殊性也决定了一般的市场化、工业化过程难以破解二元困局；第三，城市就业机会增加、资本积累效率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并不完全匹配，现代市场经济正逐步诱导资金向资本密集型工业的流动，削弱了吸收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机会。由此带来的后果是：一方面，城市人口密集，生活压力巨大，失业问题突出；另一方面，农村人力资本大量流失，农村凋敝且出现边缘化现象，城乡发展差距依然很大，城乡融合发展陷入困境。显然，有必要对中国发展情境与刘易斯理论模型的对接进行必要的反思。（二）城市化的“极化扩散效应”及涓滴经济学思想缪尔达尔提出的扩散效应与赫希曼提出的极化效应、涓滴效应共同形成了“缪尔达尔赫希曼”模型，并用于分析区域之间发展差距的问题。由此形成的经典理论认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之间存在着两种作用力：一是极化效应（回波效应），表现为发展资源和生产要素从低发展水平区域向高发展水平地区的“向上”汇聚，但同时将诱发区域间更大的发展不均衡和公平缺失；二是涓滴效应（扩散效应），指的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通过资源禀赋、生产要素的“向下”流动惠及周边发展不充分地区，实现区域间的融合发展与均衡发展。所以，“极化”与“扩散”表达了区域发展的基本规律及其阶段性特征。威廉姆森指出，在区域发展的起步时期，极化效应出现并带来区域间发展差距的扩大，二元结构特征突出。进入发展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卷数据来源于农业农村部政策与改革司发布的中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报、中国农村政策与改革统计年报（历年）。成熟期，扩散效应将引领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趋于收敛与均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于“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为方法论，选择了非均衡的发展路径。以中心城市为导向的城市化，成为推进经济增长的核心线索，成为造就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表象。其中，大城市的扩张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年人口规模超过 万的城市人口占全国城市人数的，年占比为，年占比达到。年，中国名义 增长了 倍，人均名义 增长了 倍，城镇和农村居民的人均名义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了 倍和 倍。与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相对应，我国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 世纪 年代初期的 上升到 年的，进入 世纪，基尼系数于 年达到 的峰值，之后则一直维持在 以上的高位水平，年依然高达，远高于 的国际警戒线。与此同时，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从 年的（以农民收入为）一路扩大到 年 的峰值，此后一直维持在 以上的水平，年依然高达。不仅如此，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也导致进城务工门槛不断提升，农民通过进城务工分享“涓流”也愈发成为“奢望”。数据显示，岁以上农民工占比从 年的 左右上升至 年的，岁的年轻农民工占比则从 年的 下降至 年的，目前 以上的农民工已经超过 岁。显然，“极化扩散”理论以及“涓滴经济学”并未带来中国城乡的融合发展，也未能有效实现城乡共同富裕。事实上，由于大城市的集聚效应、资本的垄断天性、资本与劳动要素的异质性，以及由市场竞争形成的增长红利及其涓流效应不仅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