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衎交游与行迹考——兼论对《竹谱详录》编撰之影响_翁毓衔.pdf

075古代美术史研究ReseARch oN ANcieNt ARt histoRy李衎交游与行迹考兼论对 竹谱详录编撰之影响翁毓衔摘要李衎活跃于元初，交游遍及文人士夫，行迹遍布南北。其墨竹师法文同，妙绝一时，又撰有 竹谱详录，嘉惠初学。竹谱详录的成谱得益于李衎的交游与游涉经历，然学界对于其交游与 竹谱详录 编撰之间的联系仍较少关注。本文以相关文献及 竹谱详录 所载为据对此问题进行探讨，并对李衎可考的鉴藏活动及游涉足迹等信息进行整理，从而剖析其中影响李衎编撰 竹谱详录 的因素，以呈现其交游与行迹对于撰谱的重要意义。关键词李衎；交游；行迹；竹谱详录李衎所著竹谱详录内容繁富，编撰过程耗时既久，期间李衎由初仕大都到频繁调任于南北，在此过程中“齿荐绅之列，薄宦驱驰，辱遍交贤士大夫”1。可以说，李衎在元初南北文化交融阶段驱驰于各地之间，且活跃于文人士夫的交游圈之中，对李衎在学竹画、录竹种、编竹谱的各个环节上皆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故在此期间李衎的交游经历、鉴藏经验、游涉足迹皆从不同的方面影响竹谱详录的编撰，同时也是满足其得以成谱的撰谱条件。本文即立足于此，以期通过李衎相关史料的整理，剖析其交游与行迹对于竹谱详录编撰的影响。一、李衎学竹经历及相关的鉴藏交流李衎学竹过程中的师法对象几经更易，就墨竹一门而言，李衎初学王曼庆，见王庭筠真迹为一变，见文同真本后又一变，而在这两个改变师法对象的转折点中，乔篑成与王芝为李衎提供的真本临习机会则成为李衎墨竹法精进的关键条件。除墨竹以外，李衎也精于画竹一门（双钩竹），其画竹法取法于萧悦笋竹图与李颇丛竹图二图，而此二图则来自故人刘伯常的赠予。正是基于李衎对名家真本的鉴赏临摹，才得以将经验编撰于竹谱详录（图1）中，而其临习真本的资源皆来自与乔篑成、王芝、刘伯常的交游之中，故与此三人的交游经历无疑是竹谱详录成谱的重要条件之一。乔篑成是可考李衎最早的交游对象，南村辍耕录载曰：“乔公仲山，官吏部郎中，好古博雅，仍喜谐谑，所交皆名人才士。”2又鲜于枢困学斋杂录载曰：“乔仲山云，在都下时，偿卖人处有右军书东方画赞，烂处欧阳询补宣政收附，岂元章书史中所载者耶？”3可见乔篑成喜交名人才士，且早在大都时就已开始庋藏书画，故在元初北方文化中心的交游圈中，乔篑成当是其中的活跃者，与遍交贤士大夫的李衎自然早有来往。乔氏在至元十二年（1275）为076美术学报ART JOURNAL2023.01李衎出示王庭筠墨竹真迹，而此时距至元二十二年（1285）李衎于钱塘始见文同真迹仍有十年之久。也就是说，在此十年之间，李衎一直以王庭筠作为其墨竹画的主要师法对象。由于乔篑成精于鉴定且所藏颇丰，其于至元十八年（1281）入秘书监任秘书郎一职4，借职务之便，乔氏得以饱览元廷内府所藏书画名迹，而这些名迹多为宋金内府故物。秘书郎一职的经历对于乔篑成个人而言无疑是鉴藏经验与信息的积累，而更深层的影响则在于这些原本秘藏于内府的信息随着乔氏仕南而传播到了江南文人圈之中。据鲜于枢跋徐浩书朱巨川告身所记：“至元丙戌购于武林，明年重装，又明年，因秘书郎乔仲山官浙西，携书谱见访，遂得详考书于卷末。”5至元丙戌后推两年为至元二十五年（1288），此时距其入秘书监已历七年之久，而李衎早在乔篑成入秘书监的前两年就已转任淮东道宣慰司都事，至乔氏到任江南时，李衎已在江南任上十年有余。二人身居南北两大文化中心，在此期间二人或就南北的书画名迹流传情况彼此互通。可以说，在与乔篑成的交游过程中，李衎在鉴藏上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并开始求购名迹，而在出仕江南后，其眼力的提升则得益于另一位鉴藏家王芝。王芝于大德五年（1301）奉诏入秘书监负责内府书画秘藏的裱褙工作6，而王芝入秘书监时距其引李衎见文同真迹一事已十六年之久，而李衎早在至元十五年（1278）前后即到任江南，二人或在至元二十二年前就早有交集，且在李衎补外江南期间，二人曾同往祭奠友人李仲方，同于鲜于枢书斋与诸文人雅聚。又式古堂书画汇考中录有一段李衎自跋，曰：“大德癸卯（1303）夏四月，息斋道人，为蹇提举乡友作于王子庆秘校之宝墨斋。”7此帧后又有赵孟頫跋。大德癸卯即大德七年，可见王芝入秘书监两年之后又回到江南，与李衎、赵孟頫雅聚于其书斋。由款中“秘校”一职可见，此时王芝已在秘书监中任校书郎一职，负责编辑校定经籍图书，此次南归或奉诏为元廷搜寻江南典籍入藏秘书监。以上可见，李衎与王芝之间交往甚密，而王芝作为江南鉴藏大家，经其过眼的书画名迹自然不在少数，二人的交游对李衎在竹画创作上的影响定然不止于文同真本。得益于鉴藏家的博览经验与敏锐洞察，往往能以此指正书画家在品评与审美上的偏颇认知，由此改变固有观念。如李衎在未见文同真本前虽久仰其名，然疑其中多有后贤随声附和的溢美之词，在其追摹王氏父子墨竹十余年的情况下，认为仍“当以黄华、澹游定优劣耳”，特别是钱塘一行误以文同伪迹为真本后更笃定了这一观点。见自序言：“或云黄华虽宗文，每灯下照竹枝，横影写真，宜异乎常人之为者。”8可见李衎在见文同真迹前并不认为王庭筠全师文法，反而更认同照影写真一说，此中也透露出李衎心中存有黄华法更胜文法的潜在观念。王1李衎著，吴庆峰、张金霞整理：竹谱详录卷一，山东画报出版社，2018年，第13页。2陶宗仪撰，李梦生点校：南村辍耕录卷二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67页。3鲜于枢：困学斋杂录，清知不足斋丛书本。4王士点：秘书监志卷一，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97页。秘书郎目下见录“乔贵成”之名，其下注：“至元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上。”5跋文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徐浩书朱巨川告身。参见段莹：乔篑成生平及书画收藏考略（上），紫禁城，2018年第6期，第138页。6同注4，第67页。记曰：“大德五年八月初六日，秘书监据知书画支分裱褙人王芝呈，近蒙都省钦奉圣旨：裱褙书画差官前到杭州，取发芝并匠人陆德祥等五名，驰驿前来秘书监裱褙书画勾当。”7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画卷”之一八，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1854页。8同注1，第11页。图1 竹谱详录宽延本书影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 077古代美术史研究ReseARch oN ANcieNt ARt histoRy芝深知三言两语难以令李衎改观，惟让李衎亲见文同真本，方知其品第高低，于是从府史某人处借来真本予李衎，李衎见之方叹：“黄华诚有取乎此，而照影之语未详。自悔闻见寡陋，若子庆之博识，不可及也。”9此后，李衎悉弃故习，一意取法文同。可以说在这一过程中，王芝对李衎日后艺术格调的确立起着引导性的关键作用，而李衎与王芝的交游经历也是其墨竹变法的关键节点之一。与乔篑成、王芝二人的交游经历使李衎于墨竹法大受裨益，而其在画竹法上的领悟则得益于与故友刘伯常的交游。李衎曰：“又得偶故人刘伯常过予，曰：吾旧藏李颇丛竹图已久，知君酷好，辍以为赠。”10从中可知李颇丛竹图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曾为刘伯常所持有，而据李衎所言，李颇丛竹图与萧悦笋竹图二图俱宣和故物，且颇尤专美，可见刘伯常所藏出自宣和秘藏且为上品。而刘伯常在元初私人鉴藏活动空前活跃的环境下能占有此类精品，说明其具备一定的鉴赏水平，同时也掌握故物流传的信息资源。而从刘伯常深知李衎好竹便将丛竹图割爱赠之一事来看，一方面可见刘伯常与李衎的交情之深，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刘伯常对藏品取予态度的豁达，或许这种达观的心态是建立在持有一定数量的藏品之上的。此外，赵孟頫松雪斋文集录有送刘伯常淮东都事11，查无史料可佐证此刘伯常与李衎所识者为同一人。倘若确为同一人，则刘伯常、李衎、赵孟頫三人间相互均有交集，且李衎早年亦任淮东宣慰使司都事，刘李二人或早有交游。乔篑成、王芝、刘伯常为李衎绘竹提供了临仿名迹的机会，同时也提高了李衎的鉴赏眼力，从可考史料来看，李衎常与乔、王二人活跃于文人雅集中。据珊瑚网载：“大德二年（1298）二月廿三9同注1，第12页。10同注1，第12页。11赵孟頫：松雪斋集 卷四，西泠印社出版社，2018年，第77页。12汪砢玉：珊瑚网 卷一，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3张照：石渠宝笈 卷三六，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4赵琦美：赵氏铁网珊瑚 卷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录范仲淹伯夷颂 后李衎跋语。15官修：秘殿珠林卷一，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录宋李公麟画 渡海应真图一卷，后记曰：“素绢本，墨画无矣。姓名见跋中。拖尾有杨士奇、李衎、邓文原三跋。”16胡敬：胡氏书画考三种“西清劄记”卷一，清嘉庆刻本。记郭忠恕 雪霁江行图 后有赵孟頫跋，曰：“右郭忠恕雪霁江行图，神色生动，徽庙题为真迹，诚至宝也。大德二年二月廿三日，同霍清臣、周公谨、乔篑成诸子获观于鲜于伯几池上。是日，郭佑之出右军 思想帖 亦大观也。”可见此件作品与王羲之 思想帖 同为当日雅集一同出示的藏品，据珊瑚网 所载，李衎也出席了此次雅集，故也应经眼鉴赏了郭忠恕 雪霁江行图。17郭畀：云山日记卷上，清横山草堂刻本。记曰：“诸公去后，吕侯独留予看许道宁 溪山渔乐图，上用宣和殿宝，后有伯几、仲宾、子昂三公题，李君章物也。”18陶樑：红豆树馆书画记卷一，清光绪刻本。记赵千里桃源图 后李衎题 桃花源记，纸本楷书，共二十二行，款“皇庆二年春三月，蓟丘李衎书”。19方濬颐：梦园书画录卷四，清光绪刻本。录宋李唐夏禹治水图卷，后记曰：“末后钤 李衎仲宾 方印”20同注1，第12页。图2 李衎 墨竹图卷 纸本水墨 32.592cm 故宫博物院藏078美术学报ART JOURNAL2023.01日，霍肃清臣、周密公谨、郭天锡佑之、张伯淳师道、廉希贡端甫、马昫德昌、乔篑成仲山、杨肯堂子构、李衎仲宾、王芝子庆、赵孟頫子昂、邓文原善之，集鲜于伯机池上，佑之出右军思想帖真迹，有龙跳天门，虎卧凤阙之势，观者无不咨嗟欣赏神物之难遇也。”12可见品鉴庋藏名迹成为文人雅集中的重要环节，且此次雅集与会者中近乎囊括了元初南北著名的鉴藏家，而李衎在与他们长期的交游中也掌握了一定的鉴藏经验。见顾恺之洛神赋图中李衎所跋：“画之有长康，犹草书之有伯英，楷书之元常，发前人所未发，开后人师承，确乎三绝之一也。是卷曾载宣和书谱，钤缝赙尾今止存明昌御府宝绘群玉中秘明昌御览四玺于后，是又经金章宗秘藏，而剪割宣政题玺者也。何幸为敬仲博士所收。敬仲鉴赏精绝，收藏甚富，名绘虽多，吾固知其不能出此图右矣，敬仲其世宝之。大德丁未（1307）秋九月，蓟丘李衎。”13由跋可见李衎依据宣和书谱、内府藏印、装裱样式等方面的信息对此藏品的流传情况作出了一定的判断，其鉴藏水平可见一斑。可以说，李衎所处的时期是元初私人鉴藏活动的极盛时期，且前期转任南北的经历也近乎与南北两大文化中心的交流融合过程同期。其通过此期间的交游已对散落于南北的书画名迹有相对全面的过眼经验，而这一期间正是李衎编撰竹谱详录的时候，这些经验不同程度地对竹谱详录的编撰产生影响。通过检索李衎见载于史料的鉴藏记录可见，除数量颇丰的竹画外，其他鉴藏广涉人物、山水、书法、碑刻拓片等门类，如顾恺之洛神赋图、王维开元石刻、范仲淹伯夷颂14、李公麟渡海应真图15、崔白子母猫图、郭忠恕雪霁江行图16、许道宁溪山渔乐图17、赵千里桃源图18、李唐夏禹治水图19等。其中鉴藏时间可考的，最早为至元十二年的王庭筠墨竹横幅，最晚为延祐六年（1319）的文湖州竹枝卷，其间横跨四十四载，可见李衎自初仕至其去世的前一年间都有可考的鉴藏活动记录，可以说其鉴藏活动是伴随其交游而从未间断的。若以竹谱详录成谱时间大德三年（1299）为界，则此前鉴藏的包括王羲之眠食帖与思想帖，及文同、萧悦、李颇与王庭筠父子各家竹画在内的19件作品，可视为成谱之前这一阶段李衎鉴藏情况的缩影，对竹谱详录的编撰影响最大。这些鉴藏经验在竹谱详录中最具价值的体现即是以文法作为师法的最高准绳，而对次于文法者则或“不敢取”，或“但堪发笑”。但李衎又于竹态谱中言此谱“用资初学，不为达者设也”，也就是说，竹谱详录在画谱的意义上是以最低级别的初学者为受众的，但在其授受竹画技法时却是以文同等竹画大家的法度作为最高准绳的。可见李衎撰谱虽是“用资初学”，但却通过高准绳保证了“后学者不陷于俗恶”。故由上述对鉴藏情况的分析可见，李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