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国门。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为了探寻救国的路径，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向西方学习，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到“变法图强”的戊戌变法，再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辛亥革命，这些尝试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尤其是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的最终失败，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明白资本主义制度无法救中国于水火之中。徘徊彷徨之际，中国先进分子的目光被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所吸引，特别是李大钊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中国重生的曙光，他在深入研究中积极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用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一、以报纸刊物为载体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近代由于国门被打开，西方文化不断传入中国，东西方文化展开激烈的交锋。就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而言，西方文化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既是“入侵者”也是“启蒙教师”。在新文化运动中，虽然运动的领导者一致宣扬“德先生”“赛先生”，摒弃儒家旧文学、崇尚新文学，但在运动初期他们的具体思想却有所不同。受法国大革命思潮的影响，陈独秀在对待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上较为激进，他认为二者的根本性质相反，“若南北之不相并，水火之不相容也”［1］。也就是说，中外文化只能是对立的关系，要实现新文化的崛起，就必须以西方“新”文化取代中国的“旧”文化。与此相反，主张调和中外文化的李大钊认为，俄国具有连接本国文化和外国文化的传统，并且作为一个农奴制发达的国家，俄国的阶级文化与中国相类似。同时，李大钊认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社会革命的新形式。因此，在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在深入研究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上以多个刊物为主要阵地积极介绍、宣传社会主义，向广大民众阐释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一）以《言治》为学理探讨的载体《言治》是北洋法政学会1913年4月创办的月刊，同年11月停刊，1917年恢复运行并改为季刊，李大钊是该刊编辑部的主要成员。与其名称相一致，《言治》主要发表关于治理国家的言论。李大钊在此刊物上发表了《隐忧篇》和《大哀篇》，阐述当时国家和民族的实际状况，抨击北洋军阀的种种不堪，揭露近代中国社会的黑暗，表达了对当时社会制度的失望。俄国二月革命于1917年3月爆发，李大钊根据俄国的变化，写下了《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和《俄国大革命之影响》。之后，他又写了数篇文章对欧洲各国的社会党进行比较分析和研究。这一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