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城之火》：历史书写与现代性批判_蒋展.pdf

费城之火：历史书写与现代性批判蒋展（四川外国语大学）摘要：当代非裔美国作家约翰怀德曼的费城之火以费城历史上针对非裔“行动”组织的火灾事件为背景，表现了现代性进程下非裔内部的贫富差异，揭示了城市建设中以物质主义为导向与以原始自然为信仰的两种价值观的冲突，并进一步剖析了现代性的“进步”内涵和新一代非裔青年的问题。火灾的实质是非裔内部分化下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怀德曼的历史书写体现了从非裔种族视角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关键词：约翰怀德曼；费城之火；历史书写；现代性；火灾：；一、引言当代非裔美国作家约翰怀德曼（）的费城之火（，）描写了费城历史上针对非裔组织“行动”（）的一场火灾事件。这场火灾由政府暴力驱逐一所房子里的组织成员所引发，最终导致名非裔美国人死亡。纵观前人研究，关于这部作品的解读国外主要从城市书写（-）、身份建构（）、种族关系（）、叙事手法（；）等方面展开，而国内目前有学者从编史元小说的角度分析了其中的“后现代叙事策略”（陈红，）。笔者尝试将对历史事件的书写置于现代性的视角下审视，以时代背景和社会发展趋势为出发点，探查“市场化的资本主义”下的“权力与理性”在族裔语境中的体现（汪民安，）。世纪末期是现代化发展的鼎盛时期，怀德曼以非裔群体为主体进行书写，表现了现代性进程下非裔内部的贫富差异，城市建设中物质主义为导向与原始自然为信仰的两种价值观的矛盾，并进一步揭示了现代性的“进步”内涵和新一代非裔青年的问题。火灾背后是非裔内部分化下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体现了怀德曼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本文将以现代性为切入视角，围绕火灾历史事件的社会背景、根本原因和影响结果三个方面展开论述。本文为四川外国语大学青年科研项目“约翰怀德曼作品中的身体叙事研究”（项目编号：）阶段性成果；本论文由“重庆市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项目编号：）资助。中国博士后第批面上资助项目（项目编号：）资助。二、贫富之分：现代性进程中非裔内部的分化 自年林肯颁布解放黑人奴隶宣言起，非裔美国人摆脱了奴隶身份获得了自由，开始从事社会不同行业并积累起属于自己的资本。随着时间的推移，非裔群体内部的个人发展也产生了差距。这主要源自两方面的因素：一是非裔美国人自身的天赋与努力。他们中一部分有天赋之人通过教育、商政等方式让自己的文化水平和社会地位得到提升。正如杜波依斯（）所说，要培养非裔群体中“有才华的十分之一”（），而他们有可能领导整个群体共同进步（）。二是白人的绥靖政策。上层白人以推行既定制度为目的为部分适应规则的非裔美国人提供上升渠道，从而将其内部潜在的斗争和反抗力量纳为己用。“给享有特权的黑人更大的进入现存社会结构上层的途径，好过诞生会领导黑人群众叛乱与文化革命的激进的十分之一激进人士。”（，）费城之火中，费城市长及其文化参赞廷博（）便是结合了以上两种条件而产生的典型代表。前者是一名“农村男孩”，成长于“密西西比的泥地里”，后被选举为费城市长；后者出生于“距新奥尔良很远的一个内陆农场”，接受了高等教育（，：）。两人都脱离了原本的阶级，成功进入城市行政中心，成为上层阶级的一份子。然而，这部分“成功的”非裔美国人并不能够理想地捍卫非裔种族的整体利益。随着社会的发展，跻身于上层的非裔坐拥更为稳固的政治地位和更为强劲的经济实力，也让他们与底层的非裔民众渐行渐远。他们被社会发展潮流所裹挟，在现代性进程中迷失自我，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和思维倾向上与同族人日渐背离。在消费社会的影响下奢靡浪费的生活方式盛行彰显出非裔内部的贫富差距。小说中，廷博带“我”去了一家五星级豪华餐厅享受了一顿大餐，详尽地展现了非裔上层铺张的消费档次。一切物质和劳动力的冗余，仅仅是为两位有产阶级的非裔美国人服务。“整个用餐仪式需要多少双手、多少时间、多少麻烦来填满这两位一开始就不太饿的黑人男性的胃？”（，：）但与此同时，生活于同一座城市的另一群非裔底层民众却处于恶劣贫穷的环境中，还在为最基本的生存权利而斗争。“黑人们为了生存一天小时混战、密谋因为毒品肆虐，情况变得更糟”（，：）。挥霍无度、奢侈浪费的上层非裔美国人与居无定所、谋求生存的底层非裔美国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如博德里亚（）在 消费社会 中指出的，无论现代社会生产体量多大，“都既建立在结构性过剩也建立在结构性匮乏的基础之上”（鲍德里亚，）。实际上，廷博作为这座城市政治中心的一员，他清楚地意识到了贫富差距的问题：“我们中的一些人，实际上是少许，干得很好，正在上升。有个别做得非常好。但是他们 非裔底层 没有机会，也从未有过，他们比以前过得更差。”（，：）但知晓这个问题并不等于打算有所行动。相反，在“我”局促地思考着“应当怎样对一名饥饿之人讲述这顿餐食和这家餐厅”（，：）时，他愉快而熟练地享用着高级料理。廷博的坦然和“我”的不安之间的反差也侧面表现出上层阶级对这种境况的麻木不仁。奢侈浪费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以金钱为导向的价值观，以底层民众被剥削为代价。西美尔（）在 金钱、性别和现代社会中探讨了现代社会中金钱对人的心理带来的影响。由于金钱在现代社会中具有高度的流通性和认可度，人们对更高物质生活水平的要求让它“从一种纯粹的手段和前提条件成长为最终的目的”（西美尔，），即从物品的交换媒介转变为生活的直接追求。小说中，身居高位的廷博融入了消费社会的浪潮中，以开豪车、住豪宅为荣，将奢侈的生活作为奋斗目标和成功象征。这样的“成功人士”并不符合杜波依斯培养“有才能的十分之一”的理念，“如果我们将金钱作为培养人的目标，我们就会培养出挣钱者而不一定是真正的人”（，）。廷博已经摆脱了作为一个整体的非裔族群的疾苦，在这个过程中心志逐渐发生了变化。例如，在谈及贫民窟的改造和搬迁时，廷博率先想到的不是底层人民愈加恶化的生存环境，而是以资本家的思维方式考虑如何最大限度地掌控资产以剥削贫民。“如果我在西费城拥有一所房子，我就会租出去，搬到这儿来。一个再好不过的投资。我想清楚了，借款付了首付，个家庭每个都付租金租你的老房子，所以你能够支付公寓费用和贷款费用。”（，：）由于价值观的异化，廷博对商品的追求逐渐转变为对金钱本身的追求。在他的盘算中，买房的目的不在于拥有一套房子，而在于这套房子为他带来的后续经济效益。房子作为一种商品，在他眼里已不再是居住价值的载体，而是金钱价值的附属，甚至是压榨底层贫民的以钱生钱的工具。维持而非颠覆现状的思维倾向使上层非裔美国人丧失了批判性。马尔库塞（）在探讨发达工业社会时提出“单向度的人”这一概念，用族裔文学专题于指涉那些“丧失否定、批判和超越的能力的人”（刘继，）。现代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对制度的维护已经不再是简单粗暴的高压式奴役，而是以一种表面上看似进步的方式暗中打压所有的反抗意识。社会通过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让其满足于现实的温床，从而使其不会对现行制度产生否定或超越的意识。“不能想象一个本质上不同的话语和行为领域，因为遏制和操纵破坏性想象和尝试的能力是这个既定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尔库塞，）。这一点在既得利益者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小说中，非裔市长便是典型的代表。在一个白人握有控制权的城市，他的当选无疑具有政治和种族的双重意义。非裔群体寄希望于他能够为改善族人生活质量做出贡献，打破不公现状，为整个群体争取权益。但实际上，非裔市长整日所做之事为“咧嘴笑、撒谎、握手和在新购物中心剪彩”（，：），他没有展现出“破坏性想象和尝试的能力”，因此没有带来本质上的变革。市长作为这座城市的利益阶层的典型代表，自身的生活因平步青云而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和提升，但随之减少的便是对社会制度不公的抗争。“他对待权力和政治非常现实，在体制范围内处理事情、妥协折衷和长袖善舞。他不想寻求改变”（，：）。以市长为代表的非裔上层阶级已经不会对社会产生否定性思维，他们从未想过颠覆现行制度，而是在规则之内谋求自己的最大权益。现代性进程中不同群体的分化是一个必然趋势，为了维护现状，可能造成现有制度被颠覆的各种行为将会被打压。在将社会规则进行内化后，上层非裔阶级不仅自己不能也不愿想象与现实相背离的革新，也会在底层同族人试图通过反叛性的生活方式寻求一种“批判和超越”意义时，坚决遏制和消除潜在的苗头。“任何认为他们的利益与现存白人权力结构的联系较之黑人群体都更为紧密”（，）。这一角度也解释了为何以非裔市长和廷博为代表的非裔上层阶级会在“行动”组织的同族成员与市政改革方向产生矛盾时，选择背弃自己的族人而维护整座城市的既定规划趋势，与上层的白人联合起来共同铲除任何反抗或变革社会的可能性。两个群体思维方式和行为导向的差异是火灾事件爆发的原因。三、思维之争：城市建设中两种理性的冲突 城市建设过程中，非裔上层与底层人民的割裂和矛盾积聚，在针对非裔“行动”组织的武力袭击所引发的火灾事件上达到了爆发点。“年月日，西费城。在子弹、水炮和烈性炸药都无法将奥色治街号的居民驱逐后，州警用直升机投下一颗炸弹，在联排住宅顶上爆炸”（，：）。这次事件最终导致名非裔美国人死亡，其中包括名成人和名儿童。费城火灾事件的爆发，表面上看是政府与非裔组织双方关于城市建设的纠纷，但深究其本质，会发现其实则蕴含了两种不同理性主导下的思维之争和权力之争。韦伯（）在 经济与社会 中将社会行为进行了区分，提出“工具合乎理性”与“价值合乎理性”两种理性层面的取向。前者致力于采取最有效率的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后者侧重于追求“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价值，“不管是否取得成就”（韦伯，）。正是出于这两种不同导向的思维方式造成了追求地产价值的政府当局与追求精神自由的非裔组织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导致这场火灾的爆发。一方面，非裔“行动”组织以理想和信仰为导向，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生活理念。组织成员皆来自整个社会的底层，他们聚集在精神领袖“尊敬的王”（）的领导下，在奥色治街的一栋房子里过着原始且自由的生活。据组织成员玛格丽特（）讲述，“王”以“生命之树”（）为核心理念，“他教我们去爱和尊重我们自己，尊重我们内在的生命（）。生命是好的，我们就是好的”（，：）。“王”斥责当下社会体系的腐朽和罪恶，认为生命正是在这样的社会中被一点点吞噬。正是出于对现代生活和社会制度的极度厌恶，这个组织显露出激进的态势，通过对生命原初状态的推崇来抵抗现代社会的一切。身为领导人的“王”以毫不在意外界评判的姿态生活着，“他坐在他所坐的地方，晃着两条赤裸的腿和脚趾，四肢摊开，就像毫不在意这个世界”（，：）。遵从本心、亲近自然、不为世俗所容成为该组织生活方式的最佳脚注，也是他们对自由和解放理念的践行。“行动”组织信奉对生命理念的“纯粹信仰”，形成了“价值合乎理性”的行为方式。组织的凝聚力来自一种共同的生活信念，注重对信念的实践过程，而并非物质上的追求。“行为的意向不在于行为之外是否能有所成就，而在于某种特定方式的行为本身”（韦伯，）。他们不在乎以政治地位和金钱名利为评判标准的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而是自有一套价值体系。他们的行为取向在于“是否服膺于行为者信守的价值体系和终极立场”（王彩云、郑超，）。原费城之火：历史书写与现代性批判始的生活方式让他们摆脱了所谓的“体面”“正常”的概念束缚，远离社会所墨守成规的规章制度，也就挣脱了通过这样的制度所推行的思维枷锁，获得心灵和身体的彻底解放。另一方面，以非裔市长等为代表的政府当局和上层阶级出于市政建设的考虑，追求绝对的物质价值。世纪以来，美国的城市建设如火如荼，市容市貌的改造是其中一个重要板块。年，美国联邦政府通过了年住房法案（“”），“开始了中心城市再开发运动，这可视为城市更新运动（）的开始”（王旭，）。然而，在以经济利益为主导的规划中，所谓的“城市更新”的侧重点不在于提高底层人民的生活质量，而是将所有不利于增值的元素简单粗暴地抹除，从而将城市核心区域进行美化包装，以谋求更大的地产投资价值。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所谓“城市改良”的实质：“拆除建筑低劣地区的房屋这种 改良 明目张胆地把贫民赶到越来越坏、越来越挤的角落里去”（）。正如小说中代表上层阶级的廷博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