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现代化道路上的女性发展困境与政策出路_刘汶蓉.pdf

年 月妇女研究论丛第 期 总第 期 家庭现代化道路上的女性发展困境与政策出路刘汶蓉（上海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上海）关键词：家庭；婚姻；现代化；女性发展；性别平等摘 要：婚育率下降是当前中国家庭建设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通过梳理中西社会现代化道路上的家庭变革和女性发展之间的张力，分析当前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新社会风险与固化的劳动性别分工、女性双重压力之间的联系。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性别平等话语的转型和婚姻法律的调整表现出一定的价值模糊性。青年女性基于高职业期待、高生活质量期待和高离婚风险下的理性权衡形成了去家庭化的婚育决策。建构女性友好的婚姻家庭制度和政策环境，需要从明确支持女性发展的理念、厘清政策法规中婚姻家庭的主体性定位、发展平衡工作家庭关系的社会政策体系三个方面着手。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文章编号：（）作者简介：刘汶蓉（），女，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家庭社会学。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大城市青年人的婚恋趋势、困境与社会过程研究”（项目编号：）的阶段性成果。（，）：；：，：，一、问题的提出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家庭一直是学者探寻有别于西方现代性轨迹和主流叙事的研究领域。近十年来，随着家庭建设进入国家治理视野，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中国人的道德实践和精神面向来理解家庭，家庭社会学的研究旨趣和方法论都出现了传统主义复苏的浪潮。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家庭代际关系始终紧密，孝道虽然呈现出情感化、平等化和个性化的内涵变迁，但依然是指引中国人日常道德实践的规范准则。有学者认为，“家”是探索中国文明的总体性格、变迁及具体实践形态的切入点，家本位文化和传统依然是中国的社会“恒常”和底蕴 ，也是构建社会秩序、进行社区治理的基础性力量和工具 。然而，婚姻变动的趋势却无法用家本位或传统主义来概括，也让中国家庭制度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 世纪以来，中国离婚率快速攀升，虽然 年“离婚冷静期”正式实施以后，离婚登记数量有所下降，但不足以作为婚姻效用提升、关系趋于稳定的证据。事实上，晚婚和不婚群体的扩大，或许在一定意义上表明质疑婚姻的意义和效用的声音在增强。网络上女性“不婚不育保平安”的声音也折射出部分青年女性将个人幸福和价值与婚姻角色脱钩的倾向。那么，现代化道路上的女性发展和性别平等实践究竟如何影响婚姻家庭制度的走向呢？功能主义框架下的家庭现代化理论、趋同理论认为，家事的性别分工是婚姻依赖关系形成的基础，女性就业和家庭经济地位上升将导致离婚率上升和生育率下降。虽然实证研究的结论对此不断有质疑和挑战，但支持者也众多（）。目前这一争论集中体现为两个代表性的理论框架。其中，第二次人口转型理论（）认为，随着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以及个体主义、性别平等、世俗化等价值观念的普及，结婚率和生育率下降、离婚率上升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而性别革命理论（）则认为，伴侣关系不稳定和婚育率降低是性别革命的初期表现，是家庭和社会制度的变化与女性社会经济地位变动不相匹配的结果，当全社会真正拥抱性别平等主义时，婚育率将出现反转，伴侣关系会重回稳定 。虽然欧美社会的婚姻制度走向仍未有定论，不同国家的公共政策在支持家庭性别角色分工方面展现的平等主义水平不同，但 世纪后半叶的婚育下降趋势在 世纪并未进一步延续和普及。美国的追踪数据研究显示，与低社会阶层女性相比，高社会经济地位女性的结婚率更高、离婚率更低，非婚生育率也更低，婚姻总体上并没有出现去制度化 。在理想的伴侣关系和工作家庭模式方面，美国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平等主义偏好，且没有阶层和性别差异。女性婚育行为之所以出现巨大的阶层差异，是因为在新自由主义的福利体制下，低阶层女性缺乏维系性别平等的婚姻家庭生活的机会和资源。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当个人普遍接受了性别平等价值观，相关社会制度是否支持性别平等成为影响社会婚育水平的关键 。梳理国内相关研究可知，中国的女性解放和发展道路有着明显区别于西方欧美国家的特征，家庭现代化和趋同理论对中国家庭制度的变迁缺乏总体上的解释力。然而，中国当下的婚育率下降问题与世界普遍的第二次人口转型、性别革命究竟存在怎样的区别和联系，在理论上仍很模糊。虽然关于生育和家庭政策的研究都呼吁重视女性发展和性别平等，但关于公共政策“何为女性友好”、应该“家庭化”还是“去家庭化”仍存在观点分歧。究其原因，在于对女性发展与家庭建设的关系缺乏纵深考察，两者之间的张力和平衡以及整合动力和方向等有待进一步细致的梳理和辨析。因此，为了在比较的视野中理解中国当下的女性双重压力和青年婚育困境，本文有两个具体的研究目标：一是通过梳理中国和西方社会 世纪以来的家庭现代化变革和女性发展脉络，来辨析当前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以家庭照料为核心的新社会风险与女性发展困境之间的联系，以及中国在该议题上的特殊性；二是通过相关统计和调查数据的分析来描述当前中国女性的婚育观念和决策趋势，从支持性别平等的角度寻找家庭建设的理论逻辑和政策着力点。二、西方家庭现代化道路上的性别平等张力家庭是人类社会最普遍的一种社会制度和文化现象。从历史上看，人类社会在进入近现代阶段以前，都曾经历传统的大家庭制度，即以血缘聚居团体及其利益为基础。在传统家庭制度中，个人利益服从家族利益，婚姻首先是一种经济和政治策略，特别是对于上层社会来说，是缔结政治、经济和军事同盟以及组织遗产继承的重要手段。女性虽然在家庭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在父系嗣续、继承和“从夫居”的制度下，在正式的社会结构和意义系统中都居于依附和从属位置。世纪以来，家庭的现代化之路是妇女寻求解放和发展的道路，但也是一条内部充满张力的曲折道路。（一）现代核心家庭模式的发展与批判 世纪末 世纪初，西方国家大规模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产生了诸多社会问题，其中家庭解体的问题备受关注。以埃米尔涂尔干（）、威廉 托马斯（）等为代表的社会学家认为，家庭需要从服务于群体转向使个人受益，家庭目标与个人抱负之间是否一致成为家庭制度能否在现代社会中持续的关键 （）。在女性轰轰烈烈争取教育、选举、就业权利的社会运动背景下，涂尔干深刻地认识到婚姻对女性的禁锢，提出“女性与男性同等参与社会生活”，同时“强调女性家庭角色的重要性和男女分工”的家庭女性主义方案，但因为他高度的社会团结和社会分工立场，对婚姻家庭道德功能的关切超过了对个体发展、性别平等的关切，被女性主义学者批评为忽视了家庭生活的现实复杂性。个体自主与社会团结两种价值诉求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女性的自主和发展与家庭团结之间的张力并未得以成功调和 。现代性开启了家庭的个体化之路，推动了婚姻制度发生“制度婚伴侣婚个体婚”的变迁 ，也带来婚姻的情感化和心理化发展。世纪二三十年代，面对大量的离婚和家庭解体危机，家庭研究的重点是个体调适，具有强烈的心理学取向。欧尼斯特 伯吉斯（）将家庭称为“相互作用的个性的统一”，关注内在的家庭动力，如人的自我与无意识对婚姻稳定性和不稳定的影响，以及家庭生活对个人幸福的影响等 （）。但至 世纪四五十年代，西方社会学界基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思，国家安全和社会团结的诉求上升成为更重要的议题。塔尔科特 帕森斯（）在系统理论的取向下，提出“男主外，女主内”的夫妇核心家庭制度对工业社会的运转至关重要。他认为，以夫妻关系为核心的小家庭、男女在公领域和私领域的劳动分工，能完美地平衡资本主义的冷酷和人性的温情，能满足市场对劳动力流动和竞争的需求，也能实现儿童社会化和成年人的人格稳定 （）（）。这一时期的家庭研究者被结构功能主义和现代化的趋同理论框架主导，认为基于性别分工、孤立的核心家庭是现代社会的“理想家庭”模式，代表了世界各国的家庭现代化发展方向 （）。然而，美国核心家庭的“黄金时代”仅经历了短暂的十年。年，贝蒂 弗里丹（）出版了女性的奥秘（），揭露了“幸福家庭主妇”假象下美国妇女的无名痛苦，号召女性走出家庭，勇敢追求职业成就和社会价值，点燃了美国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的星星之火。与此同时，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学术思潮开始正式介入家庭研究。通过引入社会性别（）概念和分析框架，女性主义研究者解构了核心家庭和性别秩序的“传统性”和“自然性”。大量的基于女性生活经验的研究表明，婚姻是一种有利于男性而损害女性的制度，既有的“男主外，女主内”婚姻文化严重束缚了女性的自我实现。抽样调查显示，已婚女性和未婚男性的心理压抑程度总是高于未婚女性和已婚男性 （）。世纪 年代之后，随着离婚率、女性就业率、非婚生育率、同性婚姻比例等的不断升高，婚姻去制度化、家庭多元化等后现代家庭趋势显现。（二）固化的性别分工与女性双重压力进入 世纪之后，西方发达国家女性的受教育水平普遍超过男性，女性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成就显著提高，双薪家庭比重显著提升，男高女低的婚配模式不断式微。然而，家庭领域的性别平等脚步却无法匹配女性在教育和劳动力市场上的变化。相当多的研究表明，婚姻内部的性别规范难以撼动，当妻子的相对收入高于丈夫的时候，仍然可能会出于补偿女性气质的性别表演目的而做更多的家务劳动。美国青年人的性别平等观念在家庭和工作两个领域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呈现出一种公领域强调性别平等，私领域强调男女差异和分工的“平等本质主义”（）。一项对 个福利国家的研究表明，年，虽然女性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减少，但在那些工作时间和亲职假期较长的国家，仍然主要是女性承担家务。也就是说，女性是否能从日常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不仅取决于女性自身的人力资本积累，还取决于工作领域的时间体制、男性的家庭观念，以及国家社会政策的导向。而且，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能否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相应的回报，还取决于社会对母职、妻职的文化期待。一项西班牙的新近研究认为，因为性别文化传统的制约，女性的受教育水平提升并未促进女性的职业发展，而是仍囿于无酬的家务劳动和照料工作，造成人力资本浪费 。更为令人困惑的是，在女性赋权与解放成为西方社会普遍价值观的情况下，部分高学历女性“主动”退出职场。沙尼 奥加德（）分析了英国特权阶层高学历女性做全职妈妈所承受的结构性压抑与沮丧。她认为，主流媒体建构的“快乐职场妈妈”幻象已经成为今天影响女性健康的新“女性的奥秘”。事实上，正是经济危机、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文化，推动了国家对家庭福利开支的缩减，从而导致职业女性面临着巨大的工作家庭平衡困境。这种看似女性自主的选择，却将女性自身陷入人身依附和空虚无力的生存境地。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分析认为，高学历女性选择退出职场、成为全职主妇的根源是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共谋，让妇女牺牲事业前景而回归家庭、履行高强度母职，成全的是男性在公共领域的支配地位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对于低阶层的女性来说，退出职场、回归家庭的风险在于缺乏经济收入而造成家庭贫困，还可能交织着因离婚而带来的女性贫困和儿童贫困。基于规避风险的理性考虑，更多女性会为了维持职业身份而选择不婚不育，从而加剧少子化、人口老龄化和家庭照料危机。女性的工作家庭平衡难题也带来社会政策选择上的困境，劳动力市场上人力资源不足与家庭照料的人力资源不足同时存在，两者之间顾此失彼，关系难以调和，因此被称为福利国家所面临的“新社会风险”。归纳起来，在西方现代化的道路上，婚姻家庭制度一直在朝着个体化方向发展。虽然以夫妻情感为主轴的核心小家庭曾被建构为理想模式，但女性发展的内在动力与结构束缚之间的冲突伴随着政治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动而起伏。在个体主义和自由主义主导的文化框架下，市场与家庭之间的矛盾、两性之间的利益之争，掩盖了公领域对私领域的依赖的实质。事实上，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运转深刻地依赖于以家庭为基础的劳动力再生产，但国家却不断地从儿童照料等福利领域撤退，加上商品化逻辑不断入侵、形塑育儿规范和家庭互动，继而加剧了家庭生活的压力和女性劳动的异化。三、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性别平等与婚姻变革与西方的妇女解放叙事以父权制批判、资本主义批判和女性主体性建构为中心不同，中国的妇女解放统领在民族解放、国家建设和富强的话语之下。近代中国女性解放和家庭革命发端于先进知识分子、仁人志士的民族救亡图存运动，志在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