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抗逆力理论在风险应对领域的应用：演变、价值及挑战_安叶青.pdf

心理科学进展 2023,Vol.31,No.3,428442 2023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https:/doi.org/10.3724/SP.J.1042.2023.00428 428 家庭抗逆力理论在风险应对领域的应用：演变、价值及挑战*安叶青 七十三 曾小叶 金童林 曹呈旭(内蒙古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内蒙古高校心理教育重点研究基地,呼和浩特 010022)摘 要 家庭抗逆力理论是近年来风险应对研究领域中被引最高的理论之一。该理论的提出源自 McCubbin等人对军人家庭应对战争危机的观察与思考,得益于早期学者对家庭压力和家庭系统理论的探究。经数次修订后,该理论经历了由静态特征到动态变化的发展过程,形成了一个具有较广泛内涵与外延的理论体系。其早期应用集中于创伤修复、家庭压力应对等主题,之后涉及复原力等更丰富的研究议题,已成为临床干预工作的实践导引和 COVID-19 大流行以来国家和社会、家庭和个体层面“危机事件适应能力”关系的重要解释机制。其应用面临来自元理论研究、方法学及跨文化与社会变迁观点的挑战。未来研究应明晰概念与整合模型、使用混合方法与制定评估指标体系、强化家庭抗逆力理论的本土化研究与构建中国特色家庭抗逆力理论体系。关键词 家庭抗逆力,风险应对,家庭压力,家庭危机,家庭适应 分类号 B849 1 引言 近年来,地震、洪涝灾害、COVID-19 大流行等重大风险事件频发,给民众的生命健康构成了极大威胁,家庭抗逆力成为抵御风险的重要保护因素(Ho et al.,2022)。家庭抗逆力理论也成为风险应对研究领域中被引最高的理论之一(Mao et al.,2021),常用于复原力、家庭压力应对等研究主题中,为个体及家庭有效应对逆境提供了理论解释机制。家庭抗逆力理论自1983年提出以后,McCubbin及其合作者对该理论进行多次修订(McCubbin&Patterson,1983;McCubbin&McCubbin,1989,1993;McCubbin&McCubbin,2013),形成了一个具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理论体系。但仍有两个重要问题不容忽视：一是实证研究最常用的是该理 收稿日期:2022-06-20*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攻关项目(NJzg08022);内蒙古师范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2022JBXC002)及内蒙古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资助项目(CXJJB22003)阶段性成果。通信作者:七十三,E-mail:Q 论体系中的“双 ABCX 模型”和“FAAR 模型”,以至于不少研究者将这两个模型等同于家庭抗逆力理论,在应用时出现以偏概全的情况;二是该理论是在解释西方军人家庭对战争危机的应对时提出,来自西方家庭治疗的范畴,而家庭在中西方文化传统中差异巨大,这一文化背景脉络为许多风险应对研究者所忽略。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者对该理论的深刻理解以及应用该理论去解释我国家庭风险应对时该有的审慎态度,甚至出现削足适履的问题。为此,我们拟对家庭抗逆力理论观点的大致形成与发展脉络及在风险应对研究中的应用进行回溯,并尝试梳理中西方“家庭”历史,深入探讨家庭抗逆力理论的价值和局限,进一步分析现阶段家庭抗逆力理论在实际研究方面的挑战和展望,以期为未来家庭抗逆力理论在风险应对领域的应用发展抛砖引玉。2 家庭抗逆力理论的提出与演变 2.1 理论产生背景 家庭抗逆力理论的产生得益于早期学者对家庭压力理论和家庭系统理论的研究。Koos(1946)第 3 期 安叶青 等:家庭抗逆力理论在风险应对领域的应用：演变、价值及挑战 429 研究了低收入家庭的困境问题,提出了第一个家庭压力理论,即“过山车模型”。该模型认为家庭应对危机的过程包括“危机解体恢复重组”四个阶段。Hill(1958)基于这一模型重点研究了二战退伍军人对战争创伤的应对,提出了第二个家庭压力理论,即“ABCX 模型”,该模型认为压力事件的发生会打破家庭原有平衡,给家庭带来危机,危机严重程度的关键是家庭对压力事件的评估。这两个模型清晰地描述了压力影响下家庭功能障碍的产生过程,为家庭抗逆力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但未能很好地解释家庭成员的相互作用。Bowen(1978)重点关注了家庭成员间的互动作用并提出了家庭系统理论,为家庭抗逆力理论诞生带来契机,但未能揭示家庭何以应对危机。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McCubbin 与其同事研究美国军人家庭对战争危机的应对时,观察到许多家庭从危机走向成功适应的现象。受这一现象启发,McCubbin 和 Patterson(1983)在家庭压力理论和家庭系统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家庭抗逆力理论,即“双 ABCX 模型”(Double ABCX Model,图 1),旨在为理解家庭层面“危机事件适应能力”关系提供一种新的解释机制。该模型的核心思想是家庭对新旧压力和资源的认知影响了其危机适应,而家庭对压力事件的认知不仅包括对压力事件的评估,还涉及对家庭需求、资源和能力等的评估。评估之后,家庭会调动资源应对压力,成功应对压力后的家庭,其家庭凝聚力、亲密度、抗逆力会得到增强。该模型将家庭抗逆力视为家庭在经历逆境后茁壮成长的特征或能力,阐述了家庭应对危机的动态进程,将压力累积和资源再生纳入分析框架,重点关注家庭的力量和资源。这些独到的视角产生了变革性影响,促使研究由静态的家庭压力向动态的家庭抗逆力转变,家庭抗逆力理论由此成为风险应对领域一个极为重要的正向增能理论。但该模型仍未能揭示导致家庭危机产生的因素,忽略了家庭类型、问题解决与应对等与家庭适应相关的因素以及种族和文化等的作用。2.2 McCubbin 及其合作者对家庭抗逆力理论的发展 McCubbin 及其团队于 1983、1989、1993、2013 年先后对家庭抗逆力理论进行了四轮重要修订,促进了家庭抗逆力理论的发展。2.2.1 第一轮修订(1983 年)本轮修订中,McCubbin 和 Patterson(1983)在“双 ABCX 模型”基础上突出了家庭危机前调整和危机后适应过程,提出了“家庭调整与适应反应模型”(Family Adjustment and Adaptation Response 图 1 双 ABCX 模型(资料来源：McCubbin&Patterson,1983)430 心 理 科 学 进 展 第 31 卷 Model,FAAR)。该模型的核心观点是压力事件会促使家庭产生需求并体验到压力,最初,家庭倾向于抵制并拒绝面对危机,之后家庭会调整应对策略,以适应性的方式应对压力,当家庭“需求能力”匹配不平衡且调整努力不足时,便会出现危机。该模型从家庭调整和适应角度,详细描述了家庭应对危机与平衡需求和资源的过程,被视为“双 ABCX 模型”的自然延伸,为探索家庭如何应对风险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但该模型忽略了家庭类型作为家庭生命周期中既定功能模式的重要性及家庭问题解决和应对能力在家庭适应过程中的重要性。2.2.2 第二轮修订(1989 年)本轮修订中,McCubbin 和 McCubbin(1989)特别强调了家庭类型的重要性,以弥补第一轮修订的不足。他们将家庭类型(T 因素)、脆弱性因素(V 因素)纳入 FAAR 模型,提出了“家庭调整和适应的类型学模型”(T-Double ABCX 模型)。该模型的核心观点是家庭应对危机的结果取决于压力源、脆弱性因素、家庭类型、对压力源的评估和问题解决与应对能力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该模型将家庭抗逆力视为家庭在对压力做出积极反应时所遵循的路径,强调了家庭功能障碍的缓冲因素和促进家庭从危机中恢复的因素,扩展了早期模型中家庭调整和适应的路径,对探讨不同类型家庭在整个家庭生命周期中风险应对的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该模型忽略了家庭共同信仰、家庭评估过程与问题解决间的关系、社区和工作环境等对家庭抗逆力的重要作用,对家庭适应过程关注不够。2.2.3 第三轮修订(1993 年)本轮修订中,McCubbin 和 McCubbin 加入了之前模型未考虑到的家庭适应相关因素对家庭抗逆力的影响,提出了“家庭调整与适应的抗逆力模型”(Resiliency Model of Family Adjustment,and Adaptation)。该模型的核心观点是压力源会扰乱家庭功能,使家庭系统变得脆弱,但家庭会通过既定功能模式、对压力源的评估及问题解决和应对之间的相互作用等一系列过程,整合家庭资源发挥抵御作用。该模型仍将家庭抗逆力视为压力应对时的一种过程,但强调家庭功能模式、家庭评估过程与问题解决之间的关系是家庭抗逆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为精细地探讨了家庭抗逆力的产生过程,强调不同类型的家庭会导致不同的抗逆力表达过程与结果,是“T-Double ABCX 模型”和“FAAR 模型”的重要延伸。但上述工作主要建立在白人中产阶级家庭体系之上,忽略了种族和文化背景对家庭抗逆力的重要影响,缺乏针对特殊文化背景下家庭体系的抗逆力研究,使得家庭抗逆力理论在应用于不同种族家庭系统时存在局限。2.2.4 第四轮修订(2013 年)本轮修订中,McCubbin 和 McCubbin(2013)重点关注了种族与文化的意义,以揭示少数族裔家庭作为嵌入社会和生态环境中的一个系统的重要性。基于此,他们以美国少数族裔家庭为研究对象,提出了种族家庭系统的关系和抗逆力理论(Relational and Resilience Theory of Ethnic Family Systems,R&RTEFS)。该模型包含三个核心要素：家庭图式(家庭的信念和价值观);家庭功能模式(与祖先、社区、社会和世界的相互关系);家庭关系幸福感(自我发展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所有这些都与危机调整和适应过程相互作用,且家庭系统的边界可渗透,对生态系统各个层面的变化都有响应关系。该模型针对少数族裔家庭进行了家庭抗逆力的研究和理论构建,注重探讨家庭抗逆力产生过程,且强调本土文化在解释家庭系统可变性及其抗逆力方面的价值,很好地弥补了先前理论在应用于少数族裔家庭时的局限。纵观文献,家庭抗逆力理论在过去 30 年间逐步由从静态的特征研究向过程研究转变。四轮修订整合家庭优势视角、家庭压力理论、本土文化等内容,逐渐丰富了家庭抗逆力理论模型,建立了一个具有较广泛内涵与外延的理论体系,可较为全面地解释家庭风险应对现象,对于不同类型家庭的抗逆力干预工作有借鉴意义。但仍存在两方面不足：一是专注于家庭系统的个体层次,缺乏与其他层次关系的检验;二是对家庭抗逆力的动态变化关注不够。2.3 其他学者对于家庭抗逆力理论的发展 针对先前理论模型的不足,先后有四组学者在家庭系统和家庭抗逆力概念的拓展方面做了有影响力的工作,拓展了家庭抗逆力理论。2.3.1 家庭系统概念的拓展 在家庭系统的概念拓展方面,Patterson(1988)直指家庭系统概念本身的问题,认为家庭系统不应只聚焦于个体层次,主张将家庭系统扩展为个第 3 期 安叶青 等:家庭抗逆力理论在风险应对领域的应用：演变、价值及挑战 431 体、家庭及其子系统和社区三个层次,并基于此提出了“FAAR 模型修订版”(A Revision of the FAAR Model)。该模型阐述了家庭系统用家庭能力平衡家庭需求,进而促进家庭适应的过程,当家庭需求持续远远超过其能力时,家庭就会经历危机。其中,家庭意义在家庭需求与能力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决定了风险的程度和家庭的适应能力。该模型的理论贡献在于探讨了促进家庭系统危机前后适应的因素,以平衡板为隐喻,详细描述了家庭系统用“家庭能力”平衡“家庭需求”的具体方式以及“家庭意义”的作用。然而这一模型仍然无法很好地捕捉家庭需求和家庭能力这一动态平衡过程的具体作用机制,导致难以理解二者之间的级联相关和动态相互作用。2.3.2 家庭抗逆力概念的拓展 在家庭抗逆力概念拓展方面,Henry 等人、Walsh、Shevell 和 Denov 三组学者均认为现有模型将家庭抗逆力视为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