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六言诗子目之考辨_梁清采.pdf

第45卷 第1期临 沂 大 学 学 报2023年2月Vol.45 No.1JOURNAL OF LINYI UNIVERSITYFeb.2023嵇康是正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和音乐家，也是“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他身处政治倾轧、时局动荡的时代，当时的文人纷纷弃儒经而尚老庄，造就了玄学思潮的兴盛。正始文学的主要特征，除了在作品中表现出老、庄的人生境界，还有将文学创作哲理化。1当时嵇康曾以六言诗体写了一首哲理诗，被后人收录进嵇康集。但有关这首六言诗的子目问题历来诸多争议。归根究底，是因为嵇康集（原名嵇中散集）在流传的过程中已散佚，至宋代已不复其全，自明代开始抄本、刻本并起，各类总集选本广泛选录，而且各个版本标注并不一致，导致误读频生。关于嵇康集的整理，当代学术界较有权威性的有鲁迅在1924年编成的嵇康集点校本（收入在1938年出版的鲁迅全集），以及戴明扬的嵇康集校注（196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鲁迅校注时以吴宽抄本为底本，而戴明扬则以黄省曾刻本为底本。此后，嵇康这十首六言诗相继被一些书籍和学术论文引用，不过却出现了标注不一致的问题，在学术界引起了一波争议之声。一、六言十首所引发之争议历年来研究嵇康或六言诗的学者，当需要引用这十首六言诗作论述时，有的将每首诗的第一句划分出来做子目，有的则坚持第一句为正文的句首，众说纷纭，言人人殊。为了便于下文的阐述，笔者选择了其中一个版本的六言十首作为示例。萧艾在1987年辑注了六言诗三百首一书，而嵇康仅存的六言诗也被收录在内。2萧艾把这组六言诗的第一句拈出作子目，呈现出以下的面貌：嵇康六言诗子目之考辨梁清采（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北京100084）摘要：嵇康有十首六言诗收录在嵇康集，这一组六言诗的首句常被误认为是子目，实则是受旧校所蔽。由于原创版本已散佚，“事实论据”已无从稽考，但还是能结合多视角的“可能性”来成立“道理论据”，考证这一组六言诗的首句为正文而非子目：一是研究诗题的发展轨迹，再结合嵇康的创作习惯推测其六言诗的创作原貌。二是对六言诗的这一诗体探源溯流，以楚辞中的诗句和这一组六言诗的首句相互对照，透过分析句型结构和阅读节奏来考察这一组六言诗的首句是否有“楚歌体”的痕迹，探究其为正文之可能性。三是以“杂体诗”的视角观照嵇康六言诗何以呈现出杂言杂句的面貌。关键词：六言诗子目；道理论据；诗题的发展；六言诗的缘起；杂体诗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6051（2023）01-0041-09DOI:10.13950/ki.jlu.2023.01.005收稿日期：2022-12-20作者简介：梁清采（1984），女，马来西亚人，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文学。41嵇康六言诗子目之考辨一惟上古尧舜二人功德齐均，不以天下私亲。高尚简朴兹顺，宁济四海蒸民。二唐虞世道治万国穆亲无事，贤愚各自得志。晏然逸豫内忘，佳哉尔时可喜！三知慧用何为为法滋章寇生，纷然相召不停。大人玄寂无声，镇之以静自正。四名与身孰亲哀哉世俗殉荣，驰骛竭力丧精。得失相纷忧惊，自是勤苦不宁。五生生厚招咎金玉满堂莫守，古人安此粗丑。独以道德为友，故能延期不朽。六名行显患滋位高势重祸基，美色伐性不疑。厚味腊毒难治，如何贪人不思？七东方朔至清外似贪污内贞，秽身滑稽隐名。不为世累所撄，所欲不足无营。八楚子文善仕三为令尹不喜，柳下降身蒙耻。不以爵禄为己，静恭古惟二子。九老莱妻贤明不顾夫子相荆，相将避禄隐耕。乐道闲居采蘋，终厉高节不倾。十嗟古贤原宪弃背膏粱朱颜，乐此屡空饥寒。形陋体逸心宽，得志一世无患。嵇康这一组六言诗针对当时社会的各种现象提出鉴戒，有着咏史忧世的意义。从上所见，萧艾的做法是将这十首六言诗以五字为子目，然后以六字为正文，每首共四句。嵇康的原文是否以此方式呈现，说法莫衷一是。笔者以目力所及，汇集了目前学术界对于这十首六言诗的引用状况及学者们的观点，整理成下表：六言十首的争辩源自于各版本的标注不一致，这一问题涉及到嵇康集的流传情况，现择要略述。最早有著录嵇康集的文献资料是三国志魏书邴原传裴松之注的称引。他在注引荀绰冀州记时云：“（张貔）父邈，字叔辽，辽东太守，著自自然好学论，在嵇康集。”因此，可推断西晋时期嵇康的诗文已结集流传。嵇康官至中散大夫，故又称嵇中散。从西晋开始，嵇康的诗文集一直题作嵇康集，到了明代的刊本才改名为嵇中散首句是子目首句是正文（明）冯惟讷古诗纪萧艾六言诗三百首卫绍生六言诗体研究鲁迅戴明扬逯钦立唐爱霞姜剑云、张勇42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载为“嵇中散集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并说明了这一集本的流传渊源：隋书经籍志载康文集十五卷。新、旧唐书并同。郑樵通志略所载卷数尚合。至陈振孙书录解题则已作十卷则宋时已无全本矣。疑郑樵所载，亦因仍旧史之文，未必真见十五卷之本也而杂著中嵇荀录一篇，有录无书。实共诗文六十二篇，又非宋本之旧，盖明嘉靖乙酉吴县黄省曾所重辑也。3隋书经籍志的原注为“梁十五卷，录一卷”。鲁迅在嵇康集考中案：“康集最初盖十五卷，录一卷。隋缺二卷，及录。至唐复完，而失其录。其名皆曰嵇康集。”4唐书经籍志载“嵇康集十五卷”，新唐书艺文志也载“嵇康集十五卷”，可见嵇康集在五代梁时有十五卷，隋代只存十三卷。唐代以后嵇康集多有亡佚，自宋代起，已不见全本，均以十卷本流传。鉴于明代以前的版本已失传，这十首六言诗的原创面貌已不复见，我们只能从流传下来的各版本的嵇康集中窥知一二。今所见最早的嵇康集刻本是明吴宽丛书堂抄校本。自明嘉靖年间以后，翻刻本甚多，现存明清刻本共有九种：明黄省曾仿宋刻本、明吴宽丛书堂抄校本、明程荣本、明汪士贤汉魏六朝二十名家集、明张燮七十二家集本、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清陆心源皕宋楼抄校本、清四库全书本（文津阁本、文澜阁本）、清潘锡恩乾坤正气集本。5鲁迅整理嵇康集后在1924年6月11日写了一篇序文，评述了明代时期嵇康集各版本的优劣：明则有嘉靖乙酉黄省曾本，汪士贤二十一名家集本，皆十卷在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者，合为一卷，张燮所刻者又改为六卷，盖皆从黄本出，而略正其误，并增逸文。张燮本更变乱次第，弥失其旧。惟程荣刻十卷本，较多逸文，所据似别一本，然大略仍与他本不甚远明吴宽丛书堂钞本，谓源出宋椠，又经匏庵手校，故虽移录，校文者亦为珍秘。6276鲁迅以吴宽抄本为校定底本，但该抄本已经过墨、朱二校。他批评墨校增删最多，而且“常灭尽原文，至不可辨”；之后的朱校则“辄复涂改”，以致“旧钞之长，且泯绝矣”。由此我们可以臆测，这十首六言诗经过各朝代校勘学家的校辑、长时间的流传，已难窥原貌。现存的文献和当代的书籍，对于这十首六言诗的记载有着不同的版本。鲁迅为嵇康集作辑校工作时，对这一组六言诗题作：“各本取每首之第一句，别立一行为子目，诗纪亦然。”6283这里的诗纪指的是明代冯惟讷所编的古诗纪，这本书辑录了汉至隋代的诗。冯惟讷将嵇康这十首六言诗的第一句划分出来为每首之子目，此后各种版本皆遵循此例。鲁迅的校本将每首诗的第一句（五言）置于句首，不另立子目。鲁迅此举表明他否定这一组六言诗存在子目一说。而戴明扬在点校这一组六言诗时详注此前各本称题及校勘之情况，案：“吴钞本原钞是也，惟上古尧舜十句，为十首之起句，并非题名。张溥本但以起句为各首之题名，更误。”741吴抄本的原抄题目是“六言诗”，但朱、墨两种校文对六言诗的题目进行了修改。尔后张燮本以“六言十首”四字为一行，直接把这一组诗定位成“十首”，而非“一首”。根据戴明扬所述，嵇康六言诗子目之考辨43在吴抄本中嵇康这十首六言诗的首句与诗句相连，并没另外划分成子目。他认为张溥本将每首诗的第一句定为题名，更是谬误。另外，大多数的学者都倾向于这是“一组十首六言诗”的说法，不过，逯钦立却对此持相反的意见。他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一书中言：“此诗乃一首十章，不得列为十首。又各篇起句率与本篇为韵，自是诗之本文，不应列为子目。”8逯钦立认为这一组六言诗应属于“一首十章”，而每章六言诗的第一句和其余的句子所用之韵相同，以此能断定每一章的首句皆是诗的正文，不能强行拈出作诗题。不过，宋人叶寘在爱日斋丛钞中云：“予观嵇叔夜有六言十首，视唐人体裁固先矣。”741以此推论，叶氏在南宋时期所见之底本应该是十首六言诗，而非一首，逯钦立之观点仍有可商榷之处。对于嵇康这一组六言诗是否存在子目的问题，曾经对此作考辨的学者都各自提供了自己的观点和解析。从古籍的版本、整组诗用韵的情况、内容的结构、诗歌的和谐之美等作为立论之依据。二、嵇康六言诗不存在子目之论据若要考辨这十首六言诗的子目问题，则不应为旧校所蔽，盲目跟从，而应从不同的视角辨析这一问题才能作出逻辑性的判断。综观前人所述，鲁迅和戴明扬以古籍的版本作为考察依据，而逯钦立则从嵇康用韵的角度来分析。此外，大部分的学者都是以剖析内容的方式得出这十首六言诗的子目并不存在之结论。笔者在前人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再另辟新的视角去考辨这一问题。诗题的发展轨迹、六言诗这一诗体在魏晋时期的发展情况、嵇康创作六言诗时的思维模式，都是我们探讨这一问题时不能忽略的重要因素。本文试图发掘更多会影响嵇康创作走向的“可能性”，冀望能在这一研究课题上开拓新的思辨方向。（一）诗题的发展轨迹有关六言十首的子目问题，必须从诗题的发展史中抽丝剥茧寻找线索。在嵇康身处的年代，当时诗题的发展进程直接影响了其创作风格和这一组六言诗的原创面貌。笔者以目力所及，汇集了历代学者对于诗题发展史之论述：三百篇之诗人，大率诗成取其中一字、二字、三四字以名篇。故十五国并无一题，雅颂中间一有之五言之兴，始自汉魏，而十九首并无题，郊祀歌、饶歌曲各以篇首字为题。又如王、曹皆有七哀，而不必同其情。六子皆有杂诗，而不必同其义，则犹之十九首也。唐人以诗取士，始有命题分韵之法，而诗学衰矣9（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一）诗之三百篇、十九首，词之五代、北宋，皆无题也。非无题也，诗词中之意，不能以题尽之也。10（王国维人间词话）古人之著书作文，亦因事物之需要，而发乎不得不然，未有先命题，而强其情与意曲折以赴之者。11（余嘉锡古书通例）一众学者大致为我们梳理了诗题发展史之概况，在他们各自的论述中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致认为最早期的诗歌并不包含“诗题”这一部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的诗歌总嵇康六言诗子目之考辨44集诗经，里头的诗歌都是即兴的口头创作，并不是先制定“诗题”才创作内容。“诗题”的功能是带出一首诗的创作主旨，若仔细剖析诗经的诗题模式，我们会发现大部分的诗歌都是以首句第一字或开端二字为题，与诗歌本身的内容和意境并无太大的关联性。如蒹葭取自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大车取自“大车槛槛”，关雎则是对首句“关关雎鸠”的缩写。以此可推定，诗经的“诗题”很有可能是编纂者根据自己的构思附加上去的，并不是原创者自拟的题目。两汉时期，诗题的发展也没有很大的跃进，诗人们作诗时通常是随情随景而发，漫然成篇，并没有先创制题目再下笔写诗的概念；当作品完成后也不会特意附加上带出内容总纲的诗题。东汉的班固在撰写汉书艺文志时曾说：“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西汉时期，刘向、刘歆父子奉命整理群书，每校辑完一本书，就会分条列出书的篇目，写出内容提要，记录下来后才上奏君王。他们也特意为无题目的书籍追加上了题目，以方便分门别类。这些题目有区别作品之功用，却不是原创者的本意。许多汉代诗歌的题目，也是后人根据史籍记录加以编制的。而著名的古诗十九首，原创之初也是属于无题之诗。萧统将这十九首诗编入昭明文选中，并将其归纳到“杂诗”一类。“古诗”只是萧统为这十九首诗加上去的总称，并不能算是正式的题目。综观诗经和古诗十九首的诗题，我们发现后人的制题方式属于“无意而为之”。这种无意识创作的“诗题”更像是一个符号性的产物，有着辨认作品的功能，却不是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既不能标明作品的内容，也无法为作品的艺术性加分。汉代乐府诗虽然有诗题，但多用“行”“篇”“歌”等为后缀，像是同一类诗歌的总称，具有音乐上的意义，但却不能反映出歌辞的题旨。乐府诗的题目都是曲调名，最初是以音乐曲调的方式在乐工手中进行记录和传播的。这些曲调名的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