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演化博弈的互联网信息生态环境治理机制研究_杨秀云.pdf

http：收稿日期：。修回日期：。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机理、演化及实现路径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市场化改革条件下中国文化创意产业效率的动态和空间演进研究”（）；西安市软科学项目“数字技术赋能西安市高技术制造业创新发展研究”（）。作者简介：杨秀云，女，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数字经济、文化融合与产业效率；梁珊珊，女，通信作者，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数字经济、文化经济与公司治理，电子邮箱为 。参见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 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基于演化博弈的互联网信息生态环境治理机制研究杨秀云，梁珊珊西安交通大学 经济与金融学院，陕西 西安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摘要：社交平台媒体是把双刃剑，在彰显普通群众话语权的同时，也带来互联网信息生态环境恶化的难题。立足有限理性假设，通过构建“政府部门社交平台企业平台用户”三位一体的演化博弈模型，讨论不同主体间的策略互动及各因素的影响效应，探寻中国互联网信息生态环境的治理机制。研究发现：（）互联网信息生态环境治理机制是一个不同层级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机制，其中政府部门在机制构建中处于引领地位，平台企业是信息传播的枢纽，是机制建设的载体，用户是机制的微观建设者；（）互联网信息生态环境治理机制呈现螺旋式动态演进特征，其演化过程受到多元治理主体各自利益博弈的影响。提高政府监管形象收益和惩罚力度、加大企业对用户的惩罚力度、降低企业违规经营的超额收益和用户无序使用的超额收益，可以加速实现演化稳定策略，而政府和企业的奖励力度存在有效阈值。因此，互联网信息生态环境治理机制的建设和优化，需要动态协调的奖惩制度、多元化的企业经营目标和不断提高的用户综合素养来支撑。关键词：社交平台；信息生态环境；平台治理；治理机制；演化博弈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一、问题提出互联网发展打破了传统的社会边界和经济范式，为人类社会带来深刻变革。近年来，以参与、分享为特点的 技术催生出一系列社交软件，并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它们的出现使得信息的生产和传播方式发生根本性改变，人们在社交平台上自主发布所知所感，颠覆了过去依靠主流媒体被动接受信息的局面。据统计，截至 年月，中国网民规模突破 亿人，即时通信、网络视频和短视频这三个社交类应用的用户规模和使用率稳居前三，“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新型传播格局已经形成。然而社交平台是一把双刃剑，在彰显普通群众话语权的同时，也催生出一系列社会治理问题。现阶段，中国互联网信息真假难辨、内容良莠不齐等问题比较突出，更有部分群体为博取关注发布另类观点、借助热点和突发事件散播谣言。而普通网民面对爆炸式的网络信息，受制于信息噪声和单个个体判别能力的局限性，时常成为不明信息的传播者和中转站，并逐渐演变为网络语言暴力或群体无理性的困局。更为重要的是，网络信息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社交平台上的2023 年 1 月第 45 卷第 1 期http：偏激和极端言论或将侵蚀社会公众尤其是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这些都会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极大的危害，对互联网信息生态环境进行有效治理是社会各界亟待攻克的难题。因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相关部门也陆续出台了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修订）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 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对互联网信息生产、传播和使用过程中相关主体的责任和义务加以明确，并针对其中的突出问题大刀阔斧进行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囿于政府部门的信息不对称和高昂的监管成本、数字技术的日新月异以及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和差异性，政府监管效率不高、信息机制不健全、疏导方法不科学等问题仍旧存在，导致互联网信息生态环境治理工作无法实现预期目标。事实上，互联网信息生态环境是相关主体利益博弈的结果，混乱的根源是利益失衡，企业、用户等参与主体以经济效益为主，却忽视了自身行为产生的负向社会效益。有鉴于此，本文立足有限理性假设，将政府部门、社交平台企业和用户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运用演化博弈方法解析三者在信息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的行为选择和策略互动，在此基础上运用 软件进行数值模拟，试图搭建起政府、企业和用户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互联网信息生态环境治理机制。具体地，本文主要研究了以下问题：政府部门、平台企业和用户在何种条件下达到博弈均衡，实现向“理想”状态的演化，以探索各参与主体的行为动因；博弈模型中各种因素（如激励、惩罚、收益等）对演化博弈系统稳定性的影响效应，借此识别出生态环境治理机制中的重要环节。对比现有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剖析互联网信息生态环境较差的根源本质，运用演化博弈论系统地推演证明了社交平台领域的规范发展问题，丰富和拓展了社交媒体领域的研究成果；第二，将平台用户引入动态博弈系统，构建出政府、企业和用户三位一体的演化博弈模型；第三，运用 软件进行数值仿真分析，考察不同初始概率以及政府部门、平台企业和用户主要参数变动对演化博弈系统稳定性的影响效应，厘清互联网信息生态环境治理的关键环节，明确未来政策制定的方向和重点。二、文献综述生产和传播信息是社交平台的基本功能。黄文森等强调社交网络是新闻传播的重要渠道，信息通常在属性相同的媒体账号间横向传送，经济和行政因素会影响信息的流动。部分学者将社交平台视作信息媒介，强调平台的披露和监督功能，并考察其对企业行为、资本市场的影响。等指出 的信息推送技术可以将信息直接传递给投资者，有效降低信息搜寻成本，中小投资者通过互联网与上市公司高管层互动有助于提高市场信息效率。朱孟楠等基于东方财富股吧社交论坛构建了互联网信息交互网络，检验发现处在网络中心位置的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较低。然而，一些学者指出媒体具有发布耸人听闻信息的动机，它们为追求“轰动效应”对信息进行“有偏的放大”，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企业方面也有强烈的动机去操纵媒体以便获得额外收益。由此可见，社交平台媒体上看似自主、自发的个体化信息生产传播背后不乏人为操纵的因素，这是相关主体利益博弈的过程，会“污染”网络信息生态环境。净化网络生态环境已成为数字时代治理的重要议题，在这一过程中会涉及政府、平台、用户等多方主体。学者们普遍揭示了政府部门的地位和作用，如李明德等 强调互联网舆情政策是政府机构治理网络舆情的重要工具，年中国相关政策数量呈现爆发式增长，整体仍以“维稳”思想为主导。刘怡君等 围绕 年出台的 份网络舆情政策研究发现，国家和地方政府形成了合作治理的交叉网络，对网络信息存在“促”“抑”辩证逻辑。然而，社交网络舆情数据量大且结构复杂，治理技术难度大，亟须推动政府和社交媒体企业合作治理，探寻政企合作治理新机制。社交平台作为信息生产和传播的枢纽，在信息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作用不容小觑。陈璐颖 强调平台掌握着重要的技术治理手段，能够通过优化内容推荐算法、升级交互功能等方式促进信息内容在不同主体间传播，逐步渗入平台企业的价值判断，间接实现对平台内容进行管理的目标。徐翔等 认为大数据算法根据用户的搜索历史，识别出用户的兴趣偏好，据此形成个性化的信息生产、推荐、过滤和传播链条，在提高信息传播效率的同时，也导致用户信息窄化。梁玉成等 也强调现阶段算法治理存在算法透明度低、数据所有权不明晰和算法欠2023 年 1 月第 45 卷第 1 期http：缺公平性等问题，加剧了数字鸿沟，亟待转变监管思路，促进算法规范化发展。对于用户行为的研究，学者们普遍关注用户黏性的问题，即用户对平台具有持续使用的认知和情感。等 指出中国主流媒体的平均用户黏性较低，媒体属性和用户特征对用户黏性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毛文娟等 发现会员制能够使用户参与到平台治理中，对平台产生心理依赖、持续参与平台并延长访问时间，增强了用户黏性。治理内容方面，部分学者关注社交平台的垄断问题，包括数据垄断、恶性竞争等。由于社交平台的枢纽地位，平台在资本实力、数据优势、用户流量、规则制定权力等加持下，可以撬动关联产业的市场份额。黄尹旭等 强调亟须健全相关市场界定、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算法合谋问题等数字竞争规则，通过监管转型、监管创新破除平台垄断问题。徐偲骕等 则认为“数据公有制”具有合理性，应由用户收回控制权来制衡社交媒体巨头滥用权力。部分学者围绕“社交电商”展开讨论。周辉 针对微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强调平台和政府需共同担负相应的治理责任。梅傲等 强调“直播电商”作为一种新兴销售模式为网络治理带来冲击，需要通过明确相关主体权责和创新监管技术等途径对其进行规范治理。但针对社交平台信息内容治理的研究略显不足，学者们多聚焦细分领域，如杨洸等 基于微信朋友圈的实验发现，在个人信息处理、社交网络建立和社交信息生产传播等层面进行有效互动，有利于纠正虚假信息。可以看到，现有文献针对社交平台的研究或是聚焦社交媒体的经济影响，或是定性地讨论平台治理问题，而且治理内容以垄断和电商为主。关于信息生态环境治理的文献稍显匮乏，不同社交平台媒体对人们健康观念的影响以及信息纠错机制也存在明显差异，这无疑给互联网信息生态环境治理带来不小的挑战。究其根源，互联网信息生态环境恶化是社交平台媒体快速发展的负面产物，是相关参与主体利益不一致的结果，各主体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却忽视了可能产生的负外部性。开展互联网信息生态环境治理工作的重点在于明晰政府部门、社交平台企业和用户等主体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制定相应的规则以引导各参与主体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向目标状态的转变。此时，演化博弈方法为探讨互联网信息生态环境的治理问题提供了可能，这一方法在互联网平台研究中得到广泛的应用。由于各种内外部因素的叠加影响，社交平台各参与主体存在信息不对称、非理性行为等情况，无法满足传统博弈论中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的假设条件，演化博弈论则考虑了参与主体有限理性和时间连贯性的问题，更能客观反映社交领域各主体之间的策略互动及演化过程，比较符合现实情况。有鉴于此，本文通过构建演化博弈模型并利用 软件进行数值仿真，考察政府部门、社交平台企业和平台用户三者之间在信息内容治理中的策略互动，以及各因素对演化稳定策略的影响效应，在此基础上搭建起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互联网信息生态环境治理机制。这不仅是对平台经济和社交平台媒体研究的有益补充，尤其对数字时代互联网平台治理和网络生态治理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三、演化博弈模型的构建（一）相关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互联网信息生态环境治理涉及政府部门、社交平台企业和平台用户等多元主体，是相关主体利益博弈的结果。社交平台企业（如腾讯、新浪等）是互联网信息服务平台的建设者，除了履行媒介服务的基本职能外，也需采取加强账户审核管理、优化信息推荐和投诉机制、实时巡查处理等措施，履行其对平台内信息内容的监督和管理责任，实现对平台内部生态环境的治理；而短视频博主、网络主播等平台创作者通过签约等形式入驻社交平台，吸引更多粉丝和流量的同时，增强了平台用户黏性，成为平台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布的信息内容要遵循公序良俗。普通的社交平台用户更多地充当信息接收者和传播者的角色，不仅需要对信息的真实性和价值观加以甄别，也要避免过激和极端言论，并通过投诉、举报等途径对网络信息内容进行监督。根据公共规制理论，政府部门在市场失灵时，要加强对各参与主体的行政监督和管理，政府部门作为行业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管方，对信息生态环境治理工作起到不可或缺的监督引导作用，以培育出优质的信息生产群体和使用群体，推动互联网信息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二）模型假设与说明本文基于演化博弈理论探讨互联网信息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政府、企业和用户三者之间的策略互动杨秀云，梁珊珊基于演化博弈的互联网信息生态环境治理机制研究http：及演化过程，首先提出如下假设：（）博弈主体：政府部门、社交平台企业和社交平台用户，三者均为有限理性。（）博弈主体的策略：政府部门、平台企业和用户都只有两个策略。近年来中国社交平台行业发展迅猛，衍生出即时交流、交友、直播、短视频等多个细分领域，本质上都是信息内容表现形式的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