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2016年我国正式拉开减税降费的大幕，历经2016年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简称“营改增”）以及2018年增值税税率调整，我国企业的整体税负水平大幅下降，在“十三五”期间累计减税降费就超过7.6万亿元。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和推动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核心引擎，减税降费作为政府实现助企纾困政策目标的利器，制造业企业自然成为减税降费的最大受益者。然而，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各种不可控因素对市场的强烈冲击，市场所显现的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特征已经成为一种新常态（李平，2020）。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经营常常面临各种困难，经营压力倍增。我国制造业企业类别众多、企业所有制形式不同，且企业所处区域市场环境也不同，这些因素导致不同制造业企业对减税降费政策的实际感受也不尽相同。另外，减税降费政策已实施多年，使市场对税费减免政策预期反应相对固化和低迷。综合因素叠加导致减税降费政策对缓解制造业企业经营压力的实际效用不断减弱。本文认为，税费优惠政策对缓解制造业企业经营压力的作用尚不明确，具有不确定性。重新审视减税降费政策对不同所有制和不同地区制造业企业的实际效用，明晰作用路径，明确有效调整税费优惠政策的靶向性，从而更好化解新发展阶段下制造业的潜在风险，对实现制造强国战略目标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鉴于此，减税降费对缓解制造业企业的经营压力效果如何？税费减免对不同所有制和不同地区企业缓解经营压力的效果有何不同？减税降费是通过何种作用机制缓解企业的经营压力？这些都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本文以2016年营改增、2018年增值税税率调整等重要税费减免事件为研究对象，结合2011~2021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准自然实验，考察历次减税降费政策起到的助企纾困效果；并通过异质性分析，明晰减税降费对不同所有制、不同区域企业的效用差异；同时，进一步利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机制检验，以阐明减税降费对缓解制造业企业经营压力的作用机制。二、文献述评与研究假设（一）文献述评我国制造业企业经营压力的来源具有多样性，既有企业经营成本高（周英芬和徐明，2018）、资本成本压力大（胡秋阳和张敏敏，2022）、融资难（王海军等，减税降费缓解制造业企业经营压力的效果评估【摘要】以营改增和增值税税率调整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11~2021年沪深A股制造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