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降费缓解制造业企业经营压力的效果评估_宋宝琳.pdf

一、引言2016年我国正式拉开减税降费的大幕，历经2016年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简称“营改增”）以及2018年增值税税率调整，我国企业的整体税负水平大幅下降，在“十三五”期间累计减税降费就超过7.6万亿元。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和推动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核心引擎，减税降费作为政府实现助企纾困政策目标的利器，制造业企业自然成为减税降费的最大受益者。然而，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各种不可控因素对市场的强烈冲击，市场所显现的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特征已经成为一种新常态（李平，2020）。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经营常常面临各种困难，经营压力倍增。我国制造业企业类别众多、企业所有制形式不同，且企业所处区域市场环境也不同，这些因素导致不同制造业企业对减税降费政策的实际感受也不尽相同。另外，减税降费政策已实施多年，使市场对税费减免政策预期反应相对固化和低迷。综合因素叠加导致减税降费政策对缓解制造业企业经营压力的实际效用不断减弱。本文认为，税费优惠政策对缓解制造业企业经营压力的作用尚不明确，具有不确定性。重新审视减税降费政策对不同所有制和不同地区制造业企业的实际效用，明晰作用路径，明确有效调整税费优惠政策的靶向性，从而更好化解新发展阶段下制造业的潜在风险，对实现制造强国战略目标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鉴于此，减税降费对缓解制造业企业的经营压力效果如何？税费减免对不同所有制和不同地区企业缓解经营压力的效果有何不同？减税降费是通过何种作用机制缓解企业的经营压力？这些都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本文以2016年营改增、2018年增值税税率调整等重要税费减免事件为研究对象，结合20112021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准自然实验，考察历次减税降费政策起到的助企纾困效果；并通过异质性分析，明晰减税降费对不同所有制、不同区域企业的效用差异；同时，进一步利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机制检验，以阐明减税降费对缓解制造业企业经营压力的作用机制。二、文献述评与研究假设（一）文献述评我国制造业企业经营压力的来源具有多样性，既有企业经营成本高（周英芬和徐明，2018）、资本成本压力大（胡秋阳和张敏敏，2022）、融资难（王海军等，减税降费缓解制造业企业经营压力的效果评估【摘要】以营改增和增值税税率调整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11 2021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减税降费与制造业企业经营压力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历次减税降费都能够有效缓解制造业企业经营压力；税费成本效应是缓解企业经营压力的重要路径。减税降费政策效果存在明显异质性，在缓解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制造业企业以及民营制造业企业经营压力方面效果最为显著，但对国有制造业企业及中部地区制造业企业经营压力的缓解效果并不理想。针对切实减轻我国制造业企业经营压力，更好实现助企纾困的政策目标，从税制改革和制造业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对策建议。【关键词】减税降费；营改增；增值税税率调整；经营压力【中图分类号】F8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994（2023）04-0129-8宋宝琳1，2（博士），张泽华1，2，宋凤轩1，2（博士生导师）【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项目编号：20AJY022）；河北省研究生创新资助项目（项目编号：CXZZBS2023020）【作者单位】1.河北大学管理学院，河北保定 071002；2.河北大学共同富裕研究中心，河北保定 071002。宋凤轩为通讯作者DOI：10 19641/j cnki 42-1290/f 2023 04 0162023.04财会月刊1292021）、制造业供应链薄弱（刘伟华，2020）等传统问题，也有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成本提升（庄旭东和段军山，2022）、“双碳”下的环境成本内部化（徐枫等，2022）以及市场环境不确定性凸显的新挑战。特别是在新发展阶段，面对传统发展优势消退和市场形势疲软等变化（刘尚希等，2022），企业表现出个体经营能力偏弱或技术水平不足的特点，而市场中又存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风险点，这些因素都加剧了制造业企业的经营压力。2016年以来，我国力度空前的减税降费政策有力地对冲了经济社会发展风险（邢丽等，2021），尤其是在抑制制造业企业金融化（刘畅和李君，2021）、增强企业创新效能（伍红和郑家兴，2021）、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贺宏和肖丽蒙，2022）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助企纾困成效显著。在众多减税降费措施中，营改增、增值税税率调整、疫情减税降费等三次重要的税费改革释放了巨大的减税降费红利。从营改增对制造业企业的影响来看，孙正（2020）解释了以营改增为主线的流转税改革能够显著提升制造业企业绩效的原因；邢会等（2022）指出营改增对制造业企业的政策效应不仅限于减税本身，而且促进了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李小奕和左英姿（2022）认为营改增能够显著提升民营制造业企业、成熟期制造业企业、高融资约束制造业企业和高技术制造业企业的产品质量。从增值税税率调整对制造业企业的影响来看，王乔和徐佳佳（2020）利用制造业投入产出模型分析发现，2018 年增值税税率改革之后，我国制造业增值税税负明显下降，特别是与民生、生态文明、高科技相关的行业更为显著；杨森平和刘晓瑛（2020）认为制造业增值税税率的下调对企业的收益率有提升作用，尤其是对中低技术含量的制造业企业收益率提升幅度更大；尹恒和迟炜栋（2022）发现，增值税减税能够明显提升制造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和宏观生产率。自疫情爆发以来，政府通过加大增值税留抵退税力度和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等政策的实施，有效减轻了制造业企业现金流压力，在对冲风险的同时推动了产业转型升级和企业高质量发展。薛菁（2022）指出，疫情之后的减税降费对制造业企业重创新、调结构、转方式、提质量、增效益等具有正向影响，尤其对非高新类制造业企业发展质量的提升效用更为凸显。事实上，随着学界对于减税降费对制造业企业影响认识的逐步深入，众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李传宪和李琪航（2022）揭示了减税降费政策所带来的经济效应存在明显异质性，企业本身的固有性质及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因素均会影响税费优惠政策的实施效果。但是，减税降费政策还存在诸如政策传导机制不佳以及政策执行存在滞后性等方面的问题。另外，龚辉文（2020）和刘建民等（2020）对增值税减税能否降低制造业企业增值税税负和成本水平，增进企业税费减免的获得感等提出了质疑。从已有文献来看，以往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减税降费对推动制造业企业创新升级、高质量发展等方面作用的探究，同时也有不少学者对减税降费政策作用于制造业企业的实际效用提出了新的思考。但鲜有学者从缓解企业经营压力的视角来测度减税降费政策的实际功效，丰富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显得尤为重要。（二）研究假设1.减税降费对制造业企业的影响效应。制造业作为国民经济产业中的重要组成，其高质量发展有利于实体经济蓬勃发展，有助于推动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制造业的升级调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要义，旨在推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孙巍等，2020）。当然，在制造业企业发展过程中，成本问题一直是困扰制造业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为了加快释放制造业企业经营活力，政府一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期进一步降低制造业企业成本，进而振兴实体经济。历史经验表明，政府通常实施的财政政策便是减税降费。减税降费对制造业的影响是直接且可持续的，对制造业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审视当下，无论是营改增、增值税税率调整还是疫情后的减税降费政策，制造业企业无疑是助企纾困政策目标的核心对象，一系列优惠政策为广大制造业企业扩大生产规模、规避市场风险以及增强经营活力提供了有力的实质性帮助，尤其是对于缓解企业经营压力可能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假设1：减税降费可以有效缓解制造业企业经营压力。2.减税降费对缓解制造业企业经营压力的异质性影响。现实中，政府各类政策的实施效果在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中会存在一定差异。就减税降费政策而言，政策效果在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中也存在差异性。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是国有控股企业在资源禀赋、信贷资源、政策支持等诸多方面具有先天优势（Ruiqi等，2016），其经营压力与私营企业相比迥然不同。基于资源比较优势角度考虑，国有企业经营压力相对私营企业要小，即与私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对减税降费政策的敏感性更弱。二是减税降费对国有企业的税负130 财会月刊2023.04冲击较弱。从综合税负来看，由于民营企业的税收返还比明显高于国有企业（严锦梅等，2021），所以国有企业税收负担相对较重，减税降费对国有企业的边际税负影响较小。从政策的边际效用来看，大部分国有企业营业收入、资金规模都大于民营企业，即使减税降费能够降低国有企业经营成本，但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的边际产出效用也会较小。因此，减税降费政策缓解企业经营压力的效用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中并不等同，缓解民营企业经营压力的效果可能更加明显。此外，从技术水平角度考虑，当前我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申丹红等，2022），不同地区制造业现有技术基础和技术发展水平显著不同。从政策扶持力度来看，不同地区的政府扶持政策也参差不齐、千差万别。这些因素可能就是导致不同地区制造业企业对减税降费政策的敏感性不同的原因。一般来说，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技术先进，智能化和高端制造业企业较多，享有的税费优惠种类丰富且力度较大；西部地区受益于西部大开发等多项国家扶持政策，制造业企业享有的税费优惠水平普遍偏高；反而是中部地区，既没有丰富的税费优惠种类又缺少政策帮扶，其从减税降费中获得的红利可能最少。与此同时，减税降费政策在不同地区间的落实情况也存在差异（刘方，2019），地方政府的税收征管行为会对减税降费效果产生抵消效应。因此，不同地区企业对减税降费政策的敏感性不同，即减税降费政策对缓解不同地区制造业企业经营压力的程度不同。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假设2：减税降费对国有制造业企业影响有限，对缓解民营制造业企业经营压力的效果更为显著。假设3：减税降费对不同地区制造业企业经营压力的缓解程度存在差异，即减税降费政策对东部、西部地区企业的影响效果要强于中部地区。3.减税降费对缓解制造业企业经营压力的作用机制。多数文献均已证实，减税降费政策对制造业企业经营活动具有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减税降费通过有效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吴辉航等，2017），进而提高产出水平以缓解企业经营压力。政府的税收行为会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产生影响，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可以减少企业生产的扭曲行为，提高企业生产效率。生产效率与产出水平密切相关，较高的生产效率可以降低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从而减轻企业经营压力。二是减税降费可以有效提高企业利润水平，解决企业的资金短缺和信贷约束问题，从而缓解企业经营压力。减税降费政策通过“价格效应”的传导机制，将会直接增加企业利润，缓解企业经营压力；通过“税负效应”的传导机制，将会间接降低企业成本，缓解企业融资约束（Moll，2014），进而增加企业价值，从资金需求的角度进一步缓解企业经营压力。税费作为企业运行的成本之一，减税降费是企业降低生产成本的重要手段。本文将减税降费对企业经营成本降低的作用机制称为税费成本效应。根据减税降费对企业经营产生的可能影响，本文认为减税降费最有可能通过影响企业经营成本，进而缓解企业经营压力。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假设4：减税降费通过税费成本效应缓解制造业企业经营压力。三、模型设定和数据来源（一）模型设定本文重点考察营改增（2016）、增值税税率调整（2018）和疫情减税降费（2020）等三次标志性税费减免改革对制造业企业经营压力的影响。下面构建减税降费政策对制造业企业经营压力的回归模型。F表示制造业企业经营压力，其中Fab为制造业企业绝对经营压力、Fre为制造业企业相对经营压力。用企业营业收入的自然对数表示制造业企业绝对经营压力、用企业资产与负债比值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