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性内涵、关键议题与实践路径_贾玉娇.pdf

第 卷 第 期总第一八期 作者简介：贾玉娇，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从发展型社会政策到共同富裕型社会政策研究”（）收稿日期：安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性内涵、关键议题与实践路径贾玉娇摘要：“安全规范”是党中央对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建设做出的最新规定。这一提法既是对新发展形势下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内涵的新阐释，也是对进入新的历史情境中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建设规律的新表述。既有研究与政策往往基于社会保障制度的政治、经济、管理和技术属性，反映社会保障制度的安全问题，足以起到积极的黏合个体与国家、个体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以及提高社会保障制度运行效率的作用，但是，由于对社会保障制度的“社会性”关注不足，忽视了社会保障制度黏合社会共同体的作用，从而产生多元主体关系失衡的社会保障制度安全危机。为此，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应当着眼于社会保障制度的“社会性”，进行社会凝聚、社会赋能与社会共享等类型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关键词：安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性；社会凝聚；社会赋能；社会共享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一、建设“安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提出党的二十大报告在阐述“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时指出，“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其中，“安全规范”是党中央对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建设做出的最新规定。这一提法既是对新发展形势下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内涵的新阐释，也是对进入新的历史情境中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建设规律的新表述。一直以来，社会保障制度的安全功能受到普遍重视与广泛讨论，社会保障制度也因此被称为“安全阀”“稳定器”“减震器”“安全网”，但是对社会保障制度及其运行安全问题的讨论有限。此次党中央将“安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上升到关系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是源于现实情境的重大变迁，即建立在工业社会秩序之上的社会保障制度，伴随当代经济社会巨变冲击下工业社会秩序的松动，面临维持其运行的基本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严峻挑战，进而面临安全性危机。具体说来，破坏社会保障制度安全性的情境变迁如下。人口结构的老龄化与少子化变迁。以中青年人口为主体的人口结构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稳定运行的结构基础之一，尤其是强调“代际平衡”的养老保险制度对人口结构的依赖性更强。这是因为，“代际平衡型”的养老保险制度运行内含隐形债务，只有下一代的人口数量大于或等于上一代的人口数量，才能保持养老保险制度的良性运行。然而，随着 世纪后期西方国家陆续进入老龄化和少子化社会，且老龄化与少子化程度不断提高，养老保险制度带来的隐性债务开始显现，养老金支付压力不断增大。跨入 世纪后，我国也进入老龄化社会，与西方国家的人口结构变迁趋势相似，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且少子化趋向显现。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老年人比重为，这一年被称为老龄化加速元年，根据人口学家预测，此后老年人比重将持续提高。家庭结构的小型化与离散化变迁。家庭人口结构与空间结构对家庭的社会保障功能有直接影响，进而对家庭与国家的社会保障责任划分产生影响。随着 世纪 年代我国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家庭社会科学版 人口结构开始呈现小型化趋向；与此同时，伴随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人口流动性增强，空巢家庭、候鸟家庭数量增多，家庭空间结构开始呈现离散化。家庭结构的小型化和离散化，使得对个体的社会保障责任呈现“家退国进”的格局，国家的保障责任加重。同时，国家承诺的民生保障水平的持续提高，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对国家保障责任期待的增强，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保障责任主体格局的失衡。经济发展的后工业化变迁及不确定性增强。一定经济发展阶段中的生产力及生产关系是社会保障制度运行的物质基础。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人工智能技术问世并得到广泛应用，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与此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新业态经济”发展迅速，催生出与传统工业社会时期不同的劳动关系，从而对建立在传统劳动关系基础之上的社会保险制度构成严峻挑战，社会保险责任主体权责亟待理顺。与此同时，受以新冠肺炎疫情（新冠病毒感染疫情）为代表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强，国际经济形势较为严峻，尚未走出 年经济危机阴霾的世界经济在这场疫情中雪上加霜，持续低迷，由此滋生的各种矛盾进一步加剧了国际关系的紧张化，从而给经济发展带来不确定性。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各种变迁的综合作用下，社会关系发生重大变迁，社会保障制度的安全问题凸显出来，并因为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国家治理安全网而成为一个亟待破解的重大议题。二、“安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社会性内涵“安全”与风险相对，表述的是一种人或财产免受风险侵害的状态。因此，安全的外延包含风险识别与防控。所谓“安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指在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家庭小型化、离散化，个体原子化，以及经济发展增速下滑、生产关系变迁与不确定性增强的背景下，社会保障制度所表征的社会关系重构为均衡稳定的状态；同时社会保障制度具有囊括社会关系变迁张力，亦即抵御风险的制度韧性。“安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具体表现为稳定的、可持续的、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变化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由于社会保障制度所表征的社会关系变迁显现出一定的历史阶段性和累积性，使得“安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内涵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和叠加性。（一）既有研究的“社会性”阐释不足事实上，关于“安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的讨论伴随 世纪后期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危机的爆发而拉开序幕。既有讨论的着眼点主要有四：一是，聚焦于社会保障基金可持续累积与动态收支平衡，从养老保险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的运行特点、人口结构变化来看对养老保险基金的财务运行的影响，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与征费体制改革对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的影响，对社会保险基金（主要聚焦于养老保险基金）的可持续性开展实证研究，并提出对策建议。二是，聚焦于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如对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的适应性关系研究，社会保障水平、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研究，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在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相互规定中阐释社会保障制度的安全性问题。三是，聚焦于运用国家的强制力，增强社会保障制度的再分配功能。对此，学者们达成的共识是，相较于先发展国家，中国社会保障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相当有限，社会保障的再分配作用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四是，聚焦于社会保障制度运行的互联网技术，开展社会保障卡的技术特点与安全机制研究，以及社会保障信息系统可能存在的系统内外的安全风险研究，尝试建立社会保障信息系统的可适应安全模型与基本安全框架。通过上述研究，社会保障制度的安全问题开始得到普遍关注，且上述研究从财政、经济、政治和技术四个维度拓展了社会保障安全问题的“域”，并分别勾画出关于“安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政治、经济与技术解释框架。然而，由于受社会保障制度的属性特征（即社会保障制度的政治性、经济性、社会性与管理技术性等层面的多元交叉属性）影响，仅立足于“经济性”“政治性”和“技术性”的“安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研究显然是不充分的。对“社会性”的重视不足必然产生社会保障关系格局失衡，进而产生社会保障安全危机。这是因为，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系列社会关系有机构成的表征，从本质上看，安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必然是这一第 卷 第 期总第一八期 系列关系的均衡状态。社会保障制度就好比是一座大厦，各种社会关系的有机联系就是大厦的框架结构，一旦社会关系变迁与彼此之间的有机联系失衡，必然导致大厦的不稳固，产生安全问题。片面强调政治性、经济性和技术性，忽视社会性，则会在加强国家与个体关系、市场与个体之间关系的同时，由于相对弱化个体之间、群体之间、代际，以及个体不同生命阶段之间关系的均衡，使得国家的责任边界不断扩大、人的经济属性过强、个体不同生命阶段风险抵御能力失衡，从而造成国家、市场、社会、家庭与个体之间关系的失衡，危及社会保障制度稳定、可持续运行。因此，对“安全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社会性内涵的阐释，对于完善“安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的解释框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二）“安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社会性”内涵一般来说，“社会性”是指社会主体所具有的结成相互规定关系的自发特性。在这一相互规定关系中，社会主体满足需求与实现功能。因此，“社会性”是社会主体的本质属性。如果将“社会性”抽离出社会主体，社会主体将不复存在，社会也就不复存在。与“社会性”一题两面的是社会关系，也就是说社会主体在社会性的驱动下结成社会关系，主体的社会性也需要在社会关系中实现。如果说社会性是内在规定，社会关系就是外在格局，二者不可分割。人作为最基本的社会主体，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正因为如此，人成为社会和历史产生的前提。因此，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亦即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其一，如果说人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本质，那就是以基于物质生产活动而结成的社会关系；其二，社会并非对立于人的抽象对象，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制度的基础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关系，制度作为上层建筑，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上。马克思指出，“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形式、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由前文分析可知，社会关系与社会性一题两面，由此可见，制度的本质是对特定社会关系的表征与形塑。虽然制度具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管理与技术等多种属性及相应的多元功能，但是“社会性”是制度的本质属性。所谓社会保障制度的“社会性”，是指社会保障制度所具有的表征与形塑社会关系的特性，也就是说，社会保障制度既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还能生产社会关系。好的社会保障制度能够积极推动多元主体的良性相互规定，实现人与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的双向发展。然而，由于社会保障制度具有多重面向与多元功能，其发展具有鲜明的复杂性，再加上社会保障制度所表征的社会关系变迁所具有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导致其多元属性并非均衡显现。在政治、经济与技术等显性逻辑作用下，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者与制定者更易于强调其政治性、经济性和技术性，从而对社会保障制度的“社会性”重视不足。事实上，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中国共产党改造中国社会的制度手段之一，不断变革束缚人发展的社会关系，逐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其价值归旨。关系变革与实现人、社会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实践的深层逻辑。由前文分析可知，人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存在，社会保障制度既是关系变革的产物，也是塑造社会关系的工具。社会保障制度表征的是国家（包括纵向不同层级的党委和政府，横向不同的行政部门，以及不同区域的政府）、市场（主要指不同类型的企业）、社会（主要指社会组织、不同的群体）、家庭与个体之间的关系，社会保障制度在本质上是上述不同社会主体所结成的特定关系。在此多元主体的相互规定中，不同主体的权责关系得以生成。同时，伴随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关系持续变迁：一方面，停留在传统社会关系基础之上的社会保障制度需要进行调适，以适应新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制度以塑造良好的社会关系为导向，进行社会关系调适。由此可见，破解社会保障制度安全问题的关键在于理顺社会关系，实现个体与家庭、个体与社会、个体与国家的良性互动与彼此促进。三、健全“安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关键议题“安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主体关系是个体、家庭、社会、市场与国家等不同主体按照与历史情境和国家政治社会情境相适配的权责比例彼此相互促进，换言之，与历史情境和国家的政治社会情境相适配社会科学版 的不同主体之间权责比例的确定，应以不同主体的相互促进与社会整体向上为内在遵循。因此，历史地和具体地看，“安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主体关系格局的结构是不同的。这已经非常明显地呈现在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的历史阶段性分析和国别比较分析中。历史地看，在中国式现代化深入推进的历史进程中，社会保障制度已经演进为一套愈加复杂的政策工具，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管理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