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随想录》的爱_熊潇璇.pdf

121文学评论文学评论1978 年 12 月 1 日，巴金在大公报上发文为日本电影望乡辩护。当时正值中日关系回暖升温期，这个讲述日本南洋姐苦难的电影，经过审查删减被引进内地大城市影院公映，电影里的色情和暴力元素在当时引发激烈争论，有年长者批评望乡会带坏青少年，巴金对此作出回应：“我看一次这部影片，就好像受到谴责，仿佛有人在质问我：你有没有做过什么事情来改变那个、那些受苦的人的命运？没有，没有！倘使再看，我又会受到同样的质问，同样的谴责。”带着这样的想法，巴金随后 8 年内在公报副刊大公园连载了 150 篇散文，重新审视和反思自己在“文革”中的个人责任，后来三联书店出版了随想录合订版。陈思和在巴金去世后，曾发文指学术界对巴金晚年研究不足；然而在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巴金随想录已然被研究者们建构成 1980 年代反思文学中的经典。黄晓婷研究巴金随想录则是从忏悔意识入手，将巴金的忏悔意识分解为反封建、求真、控诉、反思和呼吁五个层面，并分析了中西文化的意识形态影响和“文革”社会背景。五四知识分子重提爱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影响最深远的思想解放浪潮，五四知识分子通过留洋和翻译海外文学，接触了西方现代思想，并通过一代人的创作，让中国文学从语体到思想都步入了现代化。然而五四启蒙后，在许多问题尚未进一步得到解决的情况下，革命文学登上了历史舞台。茅盾、丁玲和巴金都受蒋光慈影响，创作了一批革命加恋爱模式的小说。巴金的灭亡新生和爱情三部曲都出现了恋爱妨碍革命的情节，舍私情为大义；但从巴金的个人生活而言，当时的他以缺乏婚恋的体验来书写爱与死的追逐，而巴金晚年写的随想录中，他经历了爱人的病亡，同辈知识分子的枉死，不再将青年革命和爱情的献祭美学混为一谈。“老舍同志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好的典型，没有能挽救他，我的确感到惭愧，也替我们那一代人感到惭愧。但我们是不是能从这位伟大作家的惨死中找到什么教训呢？他的骨灰虽然不知道给抛撒到了什么地方，可是他的著作流传全世界，通巴金随想录的爱 熊潇璇122 文学评论过他的口叫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请大家侧耳倾听吧：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请多一点关心他们吧，请多一点爱他们吧。不要挨到太迟了的时候。”巴金重提了 茶馆 里的呼喊，这部中国“十七年文学”的巅峰戏剧，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爱国者无人爱他”的悲剧。经过现代文学的改造，祖国变成了饱受屈辱的母亲形象，爱国就是爱母亲一样理所当然。巴金意识到中国知识分子需要被爱。老舍提出了这个问题，巴金认可了这个问题的价值，可问题由谁来回答呢？谁来爱中国知识分子呢？巴金也只能寄希望于在死后世界与老舍重逢，对他的魂灵说爱。爱是需要具体明确施受者的，公共政治和私人生活里爱都存在，可人只能去爱和理解宏大概念，却无法从宏大概念那里得到爱。“文革”中的知识分子缺乏公共政治领域的“被爱”，私人生活领域的爱情被摧毁，他们曾经相信的爱欲理想最终被革命肢解了，而宏大的革命理想也最终破灭；在 1980 年代，五四知识分子巴金才会反复重提这些“没有爱”造成的悲剧，回答了他在革命加恋爱模式小说里，没能意识到的诸多问题，这也使巴金的随想录超越了其青年时期的虚构爱情小说。爱与罪恶巴金书写随想录时，在多篇散文中明确提到了自己受基督福音书和但丁神曲的影响，而这两个基督教文本里的爱欲，与中国传统和现代社会的价值观都不同。以新约全书马太福音这句为例：“爱父母胜过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这种爱带有鲜明的个人主义，完全不同于儒法国家社会架构里的宗法观念，也不同于毛时期主张的“没有什么私情能超越阶级和人民利益”。同样，中国社会里虽有“吾日三省吾身”的反思哲学，但这种反思不足以指向给自我定罪，古典知识分子公开文本里的陈情和自我揭露往往为了能逃避权力惩罚和斗争牵连，有时也会为了儒家“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而殉道。巴金认同福音书里“人要彼此相爱”的道德原则，并向超验的理想和信仰忏悔，随想录文学叙事的独特性也在于巴金反复强调相爱和忏悔。欧洲中世纪时期，但丁用神曲这部幻想性的游历诗歌集，把基督教的罪和爱进行了文学性阐释。在神曲地狱篇里，但丁想象着地狱里惩罚着各种不知悔过的罪人。巴金在牛棚改造时，靠抄录背诵地狱篇来摆脱奴隶哲学，地狱篇的描述使他坚信造反派不会有什么好结局，也支持他熬过了艰苦岁月。地狱篇里，但丁对那些他熟知的人进行了罪行的审判：那些挥霍者和贪婪者推着巨物绕半圆互撞，那些伤害他人的暴力犯在血河里沸腾，那些出卖国土和集体利益的阴魂在互相撕咬。巴金强调过自己的唯物史观，也表明自己只是尊重基督文化而非信仰，他信仰人民。巴金反复背诵神曲时，坚信在一个超验的世界里，现世的罪人必然会因暴行而受到惩罚，然而但丁并不是为了纯粹泄愤或者诅咒，才把敌人放入地狱里受刑侮辱，在地狱篇里他带着巨大的悲悯来看人类之罪：“由我进入愁苦之城，由我进入永劫之苦，由我进入万劫不复的人群中。正义推动了崇高的造物主，神圣的力量、最高的智慧、本原的爱创造了我。”巴金也带着但丁这样的痛苦和悲悯，来看整个“文革”，从自己遭遇的痛苦，犯下的罪过，推及朋友们的罪过和痛苦。他对小狗包弟有罪，无法保护这条小狗，将包弟送去了动物解剖实验；他面对爱人萧珊的死亡，忏悔爱人因为自己受到牵连，被迫扫大街接受批斗，后来无法得到及时治疗，最终他痛失所爱；对没能帮上忙的胡风、路翎和其他作家，巴金也表达了忏悔和怀念。与巴金同时期的反思作品中，其他作家都缺乏这种忏悔和悲悯。不同于史书归因，巴金认为十年浩劫，绝不止是四个人的，而是国民身上鲁迅所批判的奴性。可以说整本随想录中，巴金忏悔和坦白的都是奴性之罪，这种罪需要不断揭露，不断言说。思想家康德把“向恶的能力”划分成正对应上述趋善禀赋的三个层次：人性的脆弱、人性的不洁和人性的恶劣。巴金对自我罪和文革恶的揭露也覆盖了这三个层次，同时读者也能发现，巴金的自我罪在于人性的脆弱，而非四人帮和红卫兵那样，来自人性的不洁和恶劣，也是最容易被谅解和接受的。然而，除了巴金、杨绛和季羡林等受害者，以及刘心武和冯骥才等年轻一代的挖掘记录，“文革”中那些加害过他人、迫害过他123文学评论人的恶人，是极少坦白道歉的。从某种程度而言，受害者的忏悔和反思反映了恶与奴性，呼唤人与人相爱，加害者的坦白却是隐身的，“文革”的反思叙事，直到今天依然是未完成的；诚如巴金呼喊，奴性悲剧可能再度重演。同时，巴金相信爱是能够支撑人面对罪恶的，这也和神曲的内涵不谋而合。在“文革”中，巴金没有选择自杀，是因为他挂念妻子萧珊和孩子；而支持他晚年忍受“文革”创伤、传媒界的攻击和病痛的，则是希望能给九泉下的萧珊一个交代，代替亡妻活下去的信念，还有他对超验理想和信仰的爱，巴金相信人民会爱老舍。爱与真巴金因为爱萧珊，所以平反后依然反复诉说丧妻之痛，而这本反复诉说个人伤痛的随想录，在当时褒贬两极化；巴金的随想录中明确提到有人给他扣帽子，评论界的攻击让他一度进入了苦闷的情绪；至于褒扬随想录的文章，也都提及了巴金作为一个老五四知识分子的良心和忏悔，赞扬他讲真话。随想录的讲真话，巴金自认受卢梭忏悔录的影响。卢梭的忏悔录是自传回忆录，启蒙运动学者对这本书高度肯定，但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不可避免会发现卢梭公开坦诚自己的享虐和自恋情结，并且有矫饰的感觉。受卢梭影响，巴金同时代作家郭沫若的自传也有享虐和自恋叙事。忏悔和自我辩护，往往是回忆录书写者不可避免的矛盾，一旦涉及自我辩护，讲真话就会大打折扣。巴金在书中多次说要讲真话，一方面他不再选择虚构的文学叙事，而是选择和读者对话，用真诚代替了技巧；另一方面，巴金以自唾己面和呐喊，来完成“文革”的创伤揭露，这种揭露是极其屈辱的，包括劳改干部对他家人的种种侮辱和为难，这是不符合中国社会文化里“家丑不外扬”思维定式的。但巴金用自己的苦难经历，固定了“文革”中的暴行和集体奴性。随想录 一共有 说真话 再论说真话 写真话三论讲真话和说真话之四5 篇明确用真话命名，而涉及真话这一词的文章还有 44 篇，可见巴金对真话的执着。巴金讲真话，也从未标榜过自己所言是真理，卢梭鼓励他说真话，而真话未必也是正确的，他只想保证自己的经历和思考是真实的，说真话是治疗自己的苦闷，也是反思自己和同辈人说过的假话，巴金明确表达自己说真话的理由有二：一是为历史留下证言必须反思“文革”苦难，二是献给年轻一代。随想录最后写道：“我们这一代人的毛病就是空话说得太多。写作了六十几年我应当向宽容的读者请罪。我怀着感激的心向你们告别，同时献上我这五本小书，我称它们为真话的书。我这一生不知说过多少假话，但是我希望在这里你们会看到我真诚的心。这是最后的一次了。为着你们我愿意再到油锅里受一次煎熬。是真是假，我等待你们的判断。同这五本小书一起，我把我的爱和祝福献给你们。”鲁迅认为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正是在于国民缺乏爱与诚，缺乏对同胞的爱，缺乏对生命的真诚，呈现出奴性和愚昧的状态；他从幻灯片事件到生命尽头，都在反复加深这种认识，而鲁迅的创作也的确是以最深的恶意去写中国人的奴性问题。巴金尝试用非虚构写作，用真话回答了鲁迅这个问题，他重新认识并书写了爱与诚的重要性，也不认为年轻一代丧失了理想，他放弃了利用阿 Q的奴性形象或者发疯的祥林嫂叙事，仅用真实经历和个人思考，来说服年轻一代读者。他也否定了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对文艺斗争的错误认识，也绝不宽容“文革”中自己的懦弱。这种文学创作理念，在中国当代文学里也是稀有的，因为真往往还被美和善裹挟，文学叙事不可避免会有伪善或者伪饰的成分；就算不以真善美作为创作法则的作品，也因为其虚构性和讽刺技法，而无法为历史文本提供证言。巴金随想录重提现代价值里的爱，用个人苦难回答了鲁迅中国国民性问题，为“文革”罪恶留下了真话，并承认个人在极权悲剧中应负有道德责任；这种爱的认知，是比巴金青年时期创作的革命加爱情小说，更偏向基督教文化里的博爱概念，和“与人相爱”的实践原则，也正是这种爱的认知观，支持巴金在“文革”中活下来，并在之后的文艺斗争中得以坚持书写随想录。（作者单位：湖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