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制造业转型解析与日本经验借鉴_刘昕禹.pdf

2023 年 3 月第 45 卷第 3 期CONTEMPOAYECONOMICMANAGEMENTMar 2023Vol 45No3收稿日期:20221011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构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区域新形态及其区域政策优化研究(22AZD020)。作者简介:刘昕禹(1993)，男，四川雅安人，云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与社会发展;杨明洪(1968)，男，四川南充人，博士，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吴晓婷(1989)，女，四川巴中人，博士，中共成都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DOI:10.13253/jcnkiddjjgl2023.03.007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制造业转型解析与日本经验借鉴刘昕禹1，杨明洪2，吴晓婷3(1.云南大学经济学院，云南昆明650504;2.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云南昆明650021;3.中共成都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成都610110)摘要 制造业是社会生产力的根基，是国家竞争力的直接体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离不开制造业转型。然而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制造业的转型之路并不平坦，面临“过早衰退”“断链风险”“根基不稳”等多重挑战。如何才能破局?同为东亚国家、经济发展道路与中国有诸多相似性的日本提供了值得学习与借鉴的模板。从日本制造业在石油危机时期成功转型的经验来看，针对制造业需求侧的政策操作相对有限，核心在于一系列针对制造业供给侧的改革手段。以邻为鉴，当代中国制造业转型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深化金融、教育、科技、行政等领域改革以提高生产效率。关键词 制造业转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供给侧;日本 中图分类号F424;F4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23)03004911一、引言:制造业与国家竞争力俄乌冲突、台海危机、中美贸易摩擦、修昔底德陷阱，种种乱象不断涌现，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透过现象看本质，上述事件的根源在于美国竞争力走弱，以美国为主导的本轮全球经济周期进入衰退阶段，为维护霸权地位和自身利益，美国利用军事、金融、政治等手段四处挑起争端。那么美国竞争力何以走弱?20 世纪 80年代，里根政府对美国供给侧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在严控通胀和金融自由化的基础上，互联网和计算机技术开始由军用向民用普及。1993 年，克林顿上台后随即制定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信息制造业迎来快速发展，IBM、微软等一批强大的互联网公司应运而生。“新经济”带动美国生产力大幅提高，由此成功遏制日本崛起，确立了国际霸主地位。然而在成为先进制造和顶尖科技的世界中心后，美国逐步将产业资本输送到劳动力更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并通过军事强权建立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自身则转变为超前消费、过度金融化、大肆举债的食利者。这样的发展模式固然有利可图的，但会造成经济基础脱实向虚，致使美国竞争力由盛转衰。由此可见，国家竞争力最重要的是具备强大的生产力，历史上霸权国家由盛到衰的过程往往伴随着经济结构由“生产性”到“非生产性”、社会生产力由“先进”到“落后”。1992 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时讲道:“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 这句话中生产力排在最前面，意味着发展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建立在生产力不断提升的基础上。而生产力的根基在制造业，每一轮科技革命无不由制造业颠覆式的发展启动。制造业作为诱导创新和创新诱导的产业，是熊彼特“创造性破坏”的孵化基地，也是国家经济命脉所系。制造业的重要性已经在世界范围达成共识，美国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后，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都极力促进制造业回流，意图重振美国制造业。德国、日本等国家也相继出台政策措施，稳固制造业地位。对中国制造业而言，尽管改革开放 40 余年，制造业增加值从 1978 年 1 195 亿元增长到 2021 年 31.4 万亿942023 年第 3 期元，甚至自 2010 年以来，制造业增加值连续 12年世界第一，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大国。但不可否认，中国离制造强国还有一定距离。面向未来，中国能否实现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将直接决定中国生产力成色和竞争力水平。二、制造业转型文献综述研究制造业转型问题，首先要了解制造业转型的内涵。中国在 2015 年制定的 中国制造2025中，从战略高度阐述了制造业转型: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完成中国制造由大变强2。日本在 2021 年发布的 日本制造业白皮书中，强调制造业转型是在强化供应链安全的基础上，推动制造业数字化和去碳化3。欧盟委员会在 2022 年发布的 工业 5.0:迈向持续、以人为本且富有韧性的欧洲工业中，将制造业转型描述为增强产业链条韧性，推动工业生产由系统化、批量化向人本化、个性定制化转变4。可见，关于制造业转型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其内涵会因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有所差异。就当代中国制造业而言，一方面中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内外环境日益复杂，不确定性因素逐渐积累;另一方面制造业自身情况不容乐观，大而不强5、低端锁定6、高污染高能耗7、高水平专利研发能力弱8 等问题凸显。因此，本文研究的“制造业转型”指的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制造业如何破除多重困境，推动产业技术、产业结构、产业组织等多方面升级，迈向世界制造强国。那么如何推动中国制造业转型呢?学者们从多个角度进行了探索。程俊杰从产业政策角度出发，指出制造业转型需要化解和防范产能过剩，推动产业政策转向竞争政策9;潘秋晨从对外贸易角度出发，认为全球价值链嵌入能够推动制造业转型，应该进一步深化对 外 开 放 的 国 家 战略10。余东华和李捷从信息技术角度出发，证明信息网络技术扩散有利于提高劳动力供给的有效性，促进 人 力 资 本 积 累，进 而 推 动 制 造 业 转型11。李璟等人从服务集群出发，认为专业服务集群有助于制造业转型，各地区应该根据自身特点有针对性地选择服务集群，提高制造效率12。李鸿磊等人从商业模式出发，指出实现制造业转型既要重视技术创新与协同创新，更要重视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的商业模式创新13。此外，还有部分学者从国外制造业转型战略出发，如美国再工业化战略14、德国工业 4.0 战略15、日本数字化战略16 等，分析这些战略对中国制造业转型的启示。可见，针对中国制造业转型问题，学者们进行了积极探索，也获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帮助。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现有研究多集中在单一角度或特定战略，缺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内制造业的整体局势解析及策略应对。因此，本文首先对中国制造业转型面临的重大挑战予以分析，呈现转型道路的整体局势，其次考察日本如何在石油危机中成功实现制造业转型，最后总结经验，深化认识，基于中国实际情况为制造业转型建言献策。值得说明的是，选择日本作为借鉴对象的原因在于:同为东亚国家的日本，其经济发展道路与中国有诸多相似性。例如，日本现代化进程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经过10 年左右的复兴，日本构建起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体系。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日本经济迎来高速增长，GDP 年均增长率达 10.2%。1968 年日本超越联邦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然而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中东战争爆发，引发石油危机，日本经济放缓，GDP 年均增长率下降到 4.4%。反观中国，建国后同样走上重工业优先发展的道路，不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增长速度缓慢。直到 1978 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迎来长达 30 年的高速增长，GDP 年均增长率达9.8%，并于 2010 年成功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如今，世纪疫情叠加国际政治局势紧张，中国经济增速进一步下降，政府工作报告将 2022 年 GDP 增长率目标设定为 5.5%。三、中国制造业转型面临的重大挑战过去依靠人口红利、全球经济一体化、世界经济景气周期等条件，以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材料加工型为主的中国制造业实现快速发展，成为国际生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当前中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内外环境日益复杂，过往利好条件也经历着深刻变革。在此背景下，中国制造业传统生产模式反而成为新发展阶段的绊脚石，由于其在供给侧和需求侧存在明显弱点，使得制造业转型面临“过早衰退”“断链风险”“根基不稳”等重大挑战。(一)人口红利消失，制造业出现“过早衰退”人口红利意味着一国劳动力充沛，少儿和老年人抚养比例低。这样的人口年龄结构对于制造业，特别是自我积累型国家的制造业来说，无疑是创造了发展的黄金窗口期。由中国人口结构演变情况看，改革开放前劳动年龄人口增速与非劳动年龄人口增速相当，改革开放后，随着 19621975 年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口逐渐进入劳动年05刘昕禹，杨明洪，吴晓婷: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制造业转型解析与日本经验借鉴龄，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迎来快速增长，而同期非劳动年龄人口保持平稳，由此形成橄榄型人口年龄结构，迎来所谓“人口红利期”17。处在人口红利期的中国，正如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所述，大量廉价劳动力不断从农村涌向城市，直接转换成制造业发展的比较优势，有利于承接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而带动整个中国步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车道。借助人口红利，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不过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以充沛且低廉的劳动力作为比较优势终究只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产物。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和经济增速放缓，劳动力使用成本开始攀升，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中国制造业正面临“一老一少”的双重挑战。一方面，老龄化进程加快加深。当一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超过总人口 10%或者 65 岁及以上人口超过总人口 7%被称为老龄化18。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 年中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达 2.6 亿，占总人口 18.7%，相比 2010 年提高 5.44 个百分点，65 岁 及 以 上 人 口 达 1.9 亿，占 总 人 口13.5%，相比 2010 年提高 4.63 个百分点，老龄化成为今后较长一段时期的中国基本国情。另一方面，少子化问题愈发突出。当一国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 2.1 被称为少子化19。尽管近年来中国一度放开二胎、三胎生育限制，但低结婚率、高离婚率、低生育欲望仍然导致新生儿数量继续下降，2020 年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仅为 1.3，生育水平来到全球最低国家之列，处于严重少子化阶段。老龄化少子化意味着制造业供给侧劳动力补给不足、质量下降、使用成本上升，致使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出现“过早衰退”。如图 1 所示，此处“过早衰退”并不是指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地位有所下降，事实上依靠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和配套政策，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从 2006 年 10.6%提高到 2021 年接近 30%，稳居世界第一。中国制造业“过早衰退”在于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 GDP 的比重自 2011 年 32%后逐年下降，在尚未由制造大国升级至制造强国前，过早出现“去工业化”现象，这对制造业转型而言，是非常危险的信号。从各国转型历史来看，美国、德国、英国、日本等国家都是在成为发达国家后，这些国家的制造业比重才出现明显下降趋势，反观巴西，制造业占比过早衰减，最终未能成为发达国家20。中国制造业“过早衰退”的趋势如不及时遏制，将会严重压缩生产效率提升的空间，使整个产业链锁定在丧失成本优势又缺乏技术优势的困境中，削弱制造业转型的潜在能力。图 1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的两种占比情况数据来源:Word Bank 数据库。(二)传统贸易模式亟待转型，制造业面临“断链风险”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利用区位优势和政策便利，积极引进外资，发展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加快参与国际贸易。尤其自 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不断承接来自发达国家的中低端制造业，构建起“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贸易模式。所谓“两头在外”指的是生产链的两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