岸田政府“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理念下的对华政策_姚泽宇.pdf

岸田政府“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理念下的对华政策姚泽宇内容提要:岸田文雄上台后，宣称以“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理念指导日本的外交政策。该理念是一套掺杂着自由主义理论元素，鼓吹中国“进攻性”，彰显日本“防御性”，掩盖日美同盟冷战色彩，以提速日本实现“国家正常化”为终极目标的系统性思维模式。在该理念指引下，岸田政府的对华政策以“竞争、防范、牵制”为主基调，从政治、安全、经济等层面围堵和打压中国。若该理念进一步扎根，将阻碍中日经贸关系的正常发展，加大中国维护周边安全环境的压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中国迈向科技强国的步伐。关 键 词:岸田政府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中日关系日美同盟自由开放的印太作者简介:姚泽宇，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北京邮编:100005)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带一路建设下日本对华战略调整及中国的应对研究”(18BGJ056)中图分类号:D831 3文献标识码:ADOI:10 19498/j cnki dbyxk 2023 02 006文章编号:2095 3453(2023)02 0075 14岸田文雄就任日本首相后，宣称以“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理念指导日本的外交政策。2021 年 12 月，岸田首相在“读卖国际经济恳谈会”(YIES)上首次提出“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一词，此后分别在第 20857东北亚学刊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 Studies2023 年 第 2 期(总第 67 期)読売国際経済懇話会(YIES)講演会岸田内閣総理大臣講演、首相官邸、2021 年 12 月 22 日、https:/www kantei go jp/jp/101 _kishida/statement/2021/1222yies html 2022 12 20。届国会内阁总理大臣施政方针演说、第 19 届亚洲安全会议主旨演讲等重要场合大力宣扬其“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理念。鉴于学术界目前针对岸田政府“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的研究相对不足，本文试图从理论和现实两个方面分析岸田政府“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的内涵，梳理岸田政府在该理念指导下的对华政策，进而探讨其对中国造成的可能影响，以便为我国对日外交工作提供参考。一、“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的理论和现实分析尽管岸田文雄所属政治集团“宏池会”历来被视作自民党内的“自由主义大本营”，但岸田本人上台后却努力摆脱“自由主义派”的标签，多次使用“现实主义”这一概念强调其外交姿态，力塑“现实主义者”的形象。(一)从理论角度梳理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从理论角度厘清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对于理解岸田政府的“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来说十分必要。在国际关系理论系谱上，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是两个主要的理论流派，国际关系学者的论战多围绕这二者展开。自由主义者对世界和平与繁荣前景抱有乐观心态，主要持三大核心观点:第一，把国家看成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体，但并非唯一重要的行为体。第二，国家有“好”与“坏”之分，“民主国家”天生优于“专制国家”;不同国家有差别的内部属性对国家行为产生深刻影响，“好国家”寻求合作，“坏国家”挑起与他国争端。第三，权力的多寡不能解释“好国家”的行为，在一个只有“好国家”的理想世界中权力无关紧要。基于以上核心观点，自由主义者衍生出“民主和平论”主张，即“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动战争，通向和平的关键在于让“民主国家”遍布全球。67东北亚学刊2023 年第 2 期細谷雄一 岸田政権掲 新時代外交意味 、API 地政学、2022 年 1 月 24 日、https:/apinitiative org/2022/01/24/31836/2022 12 20。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 13 页。同上，第 1416 页。现实主义者则是悲观地看待国际政治，将自由主义批判为“乌托邦”“理想主义”。现实主义者认为，在充斥着安全竞争的“霍布斯式”国际无政府状态下，一国生存总是受到他国威胁。这种悲观论由三大核心观点构成:第一，把国家看作国际政治中的主要行为体，尤其重视大国，因为大国主宰和塑造国际政治。第二，国家没有“好”“坏”之分，只有权力多寡之别;大国行为主要受外部环境而非内部属性影响;国际体系的结构很大程度上塑造着大国的外交政策。第三，对权力的追求支配国家的思维，国家为权力而竞争，尽管国家间偶尔会有合作，但彼此间的利益关系在根本上是相互冲突的。进入 20 世纪后，现实主义出现了最具影响力的三大流派，分别是以汉斯摩根索为代表的人性现实主义、以肯尼斯华尔兹为代表的防御性现实主义和以约翰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三大流派对国家争夺权力的动因给出了解释:人性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受人性支配，人生来具有“权力欲望”，因此国家对权力贪得无厌;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和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则认为无政府的国际社会性质和“丛林法则”的行为准则迫使国家争权夺利。三大流派对国家的权力欲望上限作出了判断:人性现实主义者和进攻性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渴望权力最大化，把霸权作为终极目标;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则强调安全和生存是国家最重要的目标，国家并不寻求权力收益的最大化。另外，“均势”是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可理解为一种平衡政策，即对崛起大国感到恐惧的国家会采取措施维护自身地位，包括增强自身军事实力等内部努力和缔结、强化同盟等外部努力。(二)岸田政府“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的定义从现实表现看，岸田政府的“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理念由三大支柱支撑:一是强调“普世价值”，二是着力解决全球性问题，三是坚决捍卫77岸田政府“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理念下的对华政策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 1621 页。阎学通、何颖:国际关系分析(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15 页。同，第 1819 页。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中译本第二版)，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5 页。日本国民的生命和生活。但从内在的实质看，岸田所谓的“现实主义”并非纯粹理论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而是一种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理论元素混杂的理念。因为自由主义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将世界看作黑与白、善与恶、民主与非民主的二分世界。而岸田所鼓吹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以是否持有相同价值观作为判定合作伙伴的指标，就别国人权状况指手画脚，并试图参与欠发达国家的“民主化”进程。这种以意识形态划线，向国际社会兜售美式民主的做法属于自由主义范畴。岸田政府基于进攻性现实主义视角看待中国发展。2022 年版日本 防卫白皮书指出:“中国以经济增长为背景迅速扩大军事力量，中美间力量平衡的变化将给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造成影响。”修改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NSS)等三大安保政策文件时，岸田政府决定将中国的定位从“国际社会的忧虑事项”升级为“迄今最大的战略挑战”，以示对华警戒。由此可见，岸田政府的对华认知建立在“国强必霸”的错误逻辑之上，臆测中国以经济实力为后盾增加国防费，强化军事实力，终将走向攫取地区乃至世界霸权的道路，导致国际格局的重构。岸田政府以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将日本国防军事路线“合理化”。其逻辑可划分为三层:一是在国际层面渲染“中国威胁论”，鼓吹不断崛起的中国有“称霸”东亚乃至全球的野心，把中国贬低为“非正义”一方。二是把日本形容为“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把日美同盟描述为“印太地区87东北亚学刊2023 年第 2 期国民安全安心、国益守外交安全保障、首相官邸、https:/www kantei go jp/jp/headline/seisaku_kishida/diplomaticsecurity html 2022 12 20。不可解首相 新時代外交 、産経新聞、2022 年2月 13 日、https:/www sankei com/article/20220213 7JSLI7G3QFN2LHA7UIM23ONOCU/?831584 2022 12 26。米国主催 民主主義(結果概要)、外務省、2021 年 12 月 10 日、https:/www mofa go jp/mofaj/gaiko/jinken/minshu/page3_003174 html 2022 12 26。防衛省編集 日本防衛 防衛白書 令和 4 年版 、日経印刷株式会社、2022年、66 頁。中国 最大戦略的挑戦明記政府、国家安保戦略骨子案与党提示 、読売新聞、2022 年 12 月 8 日、https:/www yomiuri co jp/poli-tics/20221207 OYT1T50207/2022 12 26。乃至世界和平与繁荣的基础”，将日本及日美同盟抬高为“正义”一方，强调深化日美同盟关系可有效制衡中国。三是宣称日本贯彻“专守防卫”原则，把发展进攻性军事力量、获取权力的动机“正当化”;为保护日本国民生命和维护日本国家安全，突显自身“防御性”，避开日本国民对扩充军备的“违宪”争议，消减周边国家对日本重走军国主义道路的疑虑。综上，岸田政府的“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是一套掺杂着自由主义理论元素，鼓吹中国“进攻性”，彰显日本“防御性”，掩盖日美同盟冷战色彩，以提速日本实现“国家正常化”为终极目标的系统性思维模式。二、“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下的对华政策在“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理念指引下，岸田政府的对华政策以竞争、防范、牵制为主基调，从政治、安全、经济等层面围堵和打压中国。如放大中日价值观差异，挑动盟友及伙伴国与中国的矛盾，在人权问题等方面对华施压，强化对华威慑，推动经济议题“泛安全化”，等等。(一)放大中日价值观差异，制造阵营对抗岸田政府以“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FOIP)构想为主轴，突出强调“印太”地缘政治概念，将美、澳、印、东盟、欧洲等纳入与日本共享其印太构想的合作伙伴范畴，鼓吹 FOIP 所倡导的“法治”“航行自由”“自由贸易”等高度契合世界发展潮流，有利于增进域内各国利益。FOIP实则在意识形态层面构筑起一个对华“包围网”，刻意放大中日价值观差异的意图很明显。岸田政府打着多边协调旗号，与盟友及伙伴国高频互动，挑动其与中国的矛盾，加速推进亚太地区政治环境重塑。与东盟国家开展双多边交流时，岸田政府散布中国以经济胁迫中低收入国家，制造债务陷阱等谣言;在各种场合多次表达对东海、南海、台海局势的“严重关切”，将中国在97岸田政府“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理念下的对华政策専守防衛従来全変参院予算委岸田首相敵基地攻撃能力保有、東京新聞、2022 年 11 月 30 日、https:/www tokyo np cojp/article/217076 2022 12 26。第二百八回国会岸田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首相官邸、2022 年 1 月 17 日、https:/www kantei go jp/jp/101 _ kishida/statement/2022/0117shiseihoshin html 2022 12 26。东海及南海的正当海洋活动抹黑为“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如2022 年 6 月日本外相林芳正访菲律宾时宣称支持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将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定位为实现 FOIP 的首要平台，宣扬“基本价值观和原则”的重要性，承诺为“印太”地区带来更多公共产品，企图占据道德制高点;与美、澳、新(西兰)、英启动“蓝色太平洋伙伴倡议”，宣称为南太地区的“繁荣、韧性和安全”提供更多支持，加强对太平洋岛国的拉拢;与七国集团(G7)其他成员国联合发起“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PGII)计划，声称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基础设施的资金，意在对冲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具体议题方面，岸田政府就人权问题、台海问题、乌克兰危机等对华施压。在人权问题上，岸田政府开启“人权外交”，增设“国际人权问题担当首相辅佐官”一职，起用主张对华强硬的前防卫相中谷元担任该职。这一职位被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