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璧有微瑕——论丁帆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教材_王明洁.pdf

丁帆主编的 中国新文学史 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于 2013 年出版，分为上下册，分别对应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该书体例新颖、创新度高，自出版以来颇受瞩目与好评，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和研究领域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在 前言 里，编著者将 中国新文学史 定位为高校本科阶段的中文学科教材。既然 中国新文学史 的主要使用对象为高校中文专业的本科生和教师，那么这套书必须能满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需要。因此，按照现当代文学教科书的标准来考察 中国新文学史 并评骘其得失，无疑是非常必要的。该书以主题归拢作家、作品，一改以往文学史以时间为主、以文学流派和作品体裁为辅的建构文学史脉络的方式，章节设计别出心裁。王尧曾评价 中国新文学史 在文学史观的呈现、文学史叙述框架的建构、文学史论述方法和具体问题的评判方面，都以其独特的思考力度展示出新的气象1。但是，从教材、教学视角加以审视，我们会发现 中国新文学史 还存在一些缺憾。一、部分内容存在学术争议，不适合列入教材本科阶段，中文专业学生主要通过广泛学习“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等课程，获得对中国文学的整体认知，领略文学“史”的发展脉络。他们所接触的有关现当代文学史的观点和思想，应该是被广泛认可、不具争议性的。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研究前沿领域中那些具有争议性的内容，应该是那些学有余力或有志于研究现当代文学的学生于课后自主学习或探究的对象。即使需要学生对争议性内容有了解，也应该由教师提示线索，引导学生自主探索，而不应将争议性内容作为基本内容列入教材。编著者力图“彰显治史者的个性”2445，也确实做到了机杼别出、不落俗套。中国新文学史 以 1912 年为中国现当文学史的起点，建构了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三地一体的彼此独立发展而又相互交融的文学史秩序。编著者坚守人性的、审美的、历史的标准，以文学的事实构建文学史，强化了学者的主体学术认知，具有将个性化贯穿始终的最显性的特征3。中国新文学史“努力发掘在以往文学史中被淹没的辉煌，从理念上更新过去的文学史观”23，是编著者精心撰写之作。编著者努力尝试对各种现当代文学史编纂中“从来如此”的内容和表述进行反思，并致力于推陈出新，在广有建树的同时也带入了一些颇具学术争议性内容。21 世纪初，有学者提出了“民国文学”这一概念。这一概念后来引发了一系列论争，一时成为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内的热点。然而，正如研究者陈晓明、丛治辰所言，“对既有分期的不满当然也隐隐标榜了自家白璧有微瑕论丁帆主编的 中国新文学史 教材王明洁（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徐州 221005）摘要：丁帆主编的 中国新文学史 自 2013 年出版以来，颇受瞩目与好评。该书体例新颖、创新度高，但如果从作为高校中文专业本科生现当代文学课程教材的角度观察，该书还存在一些缺憾，具体表现为存在不适合纳入教材的学术争议性内容、一些观点有失偏颇、史实叙述方面存有硬伤、结构行文逻辑线索不够清晰、所论文体比例失衡。关键词：丁帆；中国新文学史；教材；现当代文学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7740（2022）04-0058-07收稿日期：2022-11-17作者简介：王明洁（1993-），女，江苏徐州人，助教，硕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Journal of Lianyungang Normal CollegeDec.2022No.42022 年 12 月第 4 期DOI:10.15927/ki.lygszxb.2022.04.001分期的依据：不遵循经典旧说，并拒绝认同左翼的文学史观；亦不因放大某一特定文化现象的历史作用而束缚视野；期待以新的分期解决历史链环的诸多问题，探求一个无论在文化史还是在文学史都可立足的时间点”4。中国新文学史 将民国元年即 1912 年作为中国新文学的起点，突破了过往的中国新文学在起点问题上遵循以胡适发表 文学改良刍议 乃至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等史迹为起点的惯例，抛弃了“1917说”“1919 说”等说法。关于这一划分，编著者在 绪论 中给出了以下三点理由。其一，中国新文学史的断代应参照政体分期的客观事实。1912 年作为中国民国元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其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核心价值理念渗透于国体和政体纲领，在民族精神层面倡导了对“大写的人”的尊重，才有了后来五四时期的“人的文学”的诞生。其三，共和政府建立了第一部具有民主意识的 临时约法，在制度、政策和法规的层面为新文学运动奠定了基础，从此开始了一种新的文学审美跋涉21。关于文学史的分期、命名问题，中国新文学史 的编著者没有附和前人观点而追求突破创新，表现了学者的独立思考和判断。然而，笔者在知网、读秀等数据库以“民国文学”为标题或关键词进行检索，检得相关文章 300余篇，相当多的文章对“民国文学”这一命名持反对观点。陈晓明、丛治辰等人对上述理由反驳说：将所谓“民国文学”和“共和国文学”都归拢其中，而拒绝此前“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命名与区分方法，则 中国新文学史 何尝真的认为以国体和政体更迭切分文学史边界为合理？临时约法 当然具有民主意识，渗透着中华民国“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核心价值理念，但民国伊始即大权旁落，临时约法 沦为一纸空文，亦是不争的历史事实。所谓从国家意识形态层面对“大写的人”的尊重无非是空洞的象征而已。4陈晓明、丛治辰的意见是很有见地的。其实，关于“现代文学”的定义，钱理群在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 前言 中已申明了其学理性：“现代文学”是一个时间概念，始于 1917 年 1 月胡适发表 文学改良刍议，止于 1949 年 7 月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同时，“现代文学”还是一个揭示这一时期文学的“现代”性质的概念，即“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情感、心理的文学”；“文学的现代化”与本世纪中国所发生的政治、经济、科技全面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相适应51。就此而论，与“现代文学”相比，“民国文学”这一命名及其引发的新文学起点、分期等问题在学理性上仍有可深入探讨的空间。截至目前，学界对“民国文学”的看法仍然莫衷一是。因此，将这一争议性内容列入中文专业本科生现当代文学教材未必合适。二、对重要作家作品的评价有失偏颇中国新文学史 中还有一些观点存在偏颇之处，尤其对茅盾及其 子夜 的评价有失公允。在阐述茅盾 子夜 创作相关问题时，中国新文学史 提出了“科学家 的理性遮蔽住 文艺家 的感性，导致了 子夜 艺术上的失败”2317-318的观点，这种看法稍显偏狭且容易引发误解。中国新文学史在阐述茅盾长篇小说 子夜 存在的不足之处时写道：必须强调，吴荪甫这一形象其实是作者政治信念的传声筒，当时即有人指出茅盾“多少含有观念论者的嫌疑”。他写 子夜，“兼具文艺家写作品与科学家写论文”两种精神，而占主导地位的，是后者。“本书的写作方法是这样的：先把人物想好，列一个人物表，把他们的性格发展以及联带关系等等都定出来，然后再拟出故事的大纲，把它分章成段，使他们联结呼应。”这种写作方法造就的人物，其性格由若干方面、层次的特点组合而成，可能有复杂之处，但因为过于定型化，远不能展现现实中人应有的丰富、流动的个性。可以说，“科学家”的理性（以及政治家的意识形态）遮蔽住“文艺家”的感性，导致了 子夜 艺术上的失败。可惜的是，此后除了偶尔的例外，茅盾却沿着这条路愈走愈远，包括 腐蚀，以及没有完稿的 霜叶红似二月花。2317-318这段论述很容易导致那些以中国新文学史 为教材的大学生误认为 子夜 是失败之作。首先，这段话隐含着一种观念，即“政治信念的传声筒”就意味着作品的文学性或艺术性的缺失，而这种观念在理论上未必完全成立。布鲁姆说：“这些作家及作品成为经典的原因何在？答案常常在于陌生性（strangeness），这59是一种无法同化的原创性，或是一种我们完全认同而不再视为异端的原创性。”62可见，作品的成败和艺术性的有无，与作品的陌生性和原创性密切相关，而与作品的题材或主题不存在绝对的关联性。正如作家徐则臣所说，“好作家总在不断地突破，包括素材上的突破。撞上个好素材固然可喜可贺，但大牛们肯定不会像依赖拐杖那样依赖一个好素材，他们自有一套化腐朽为神奇的独门绝技”7152。如果说茅盾想要通过小说创作倾注政治信念是“腐朽”的想法，那么 子夜 完全可以证明他已经将这种“腐朽”化为神奇了，因为 子夜“不特是吴荪甫个人的传记，也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主义的惨落史，也是小布尔阶级幻灭的始末记”8185，同时“子夜 明显地显现出它的质的规定性。它经历过 革命文学 的历史风尘，扬弃了 革命小说 派的 革命浪漫蒂克 倾向，在丰富的客体把握中寓蕴理性的光泽”97。其次，依据写作方式方法就断定“文艺家写作品”与“科学家写论文”哪一个占主导地位，也是有失偏颇的。“兼具文艺家写作品与科学家写论文”的这一说法来自叶圣陶。他在评价茅盾的写作方式时曾说：他作小说一向是先定计划，计划不只藏在胸中，还要写在纸上，写在纸上的不只是个简单的纲要，竟是细磨细琢的详尽的记录。据我的记忆，他这种功夫，在写 子夜 的时候用得最多。我有这么个印象，他写 子夜 是兼具文艺家写作品与科学家写论文的精神的。10作家创作小说时列写纲要是再寻常不过的事，关键是茅盾“细磨细琢的详尽的记录”的内容是什么。茅盾选择了自己不熟悉的公债市场为题材内容，为了熟悉“空头”“多头”专门用语，常常跑去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观察，也与一些企业家交谈。他所记录的正是这些内容，正因为在这方面下足了功夫，他才能在 子夜 中将复杂的经济现象呈现给读者。叶圣陶的这段话评价茅盾具有“科学家写论文的精神”，显然是就茅盾反映现实的真实性和严谨性而言的，意在指出 子夜 具有浓重的写实色彩。比起 新文学史 编著者引用茅盾自述的“写作方法”，叶圣陶的上述说法可能更切合茅盾对题材处理的实情。因此，单纯依据茅盾用“列人物表”“安排性格发展和联带关系”“拟大纲”“分章成段”这些写作方式，不足以说明茅盾创作中“科学家写论文”占主导地位，遑论“科学家 的理性（以及政治家的意识形态）遮蔽住 文艺家 的感性”了！诚然，子夜 在艺术上也存在不足之处，比如“对吴荪甫在极度紧张郁闷中强暴佣人王妈的细节，反映了对吴荪甫性格处理的简单化”11161等。但不管怎样，在学界对 子夜 的成就与不足已基本取得共识的情况下，中国新文学史 未免对 子夜 评价过低，容易引发学习者的误解。三、史实叙述存在一些硬伤“中国新文学史 中确实也不乏与常规旧例相左的意见，有些分析论述因其立场之独特甚至难免令人读来有错愕之感。”4从有关文学史实叙述来看，新文学史 确实存在一些硬伤。中国新文学史 上册第四章 “京派”与“海派”内设有七节，介绍了“京派”与“海派”的土壤、萌生、渊源，以及这两个文学流派从 20 世纪 30 年代至 40 年代的流变历程。然而，第一节叙述了“京派”与“海派”在 20 世纪 30 年代展开的论战，却忽略了当时文坛乃是三大文学派别（左翼、“京派”和“海派”）并立、对峙与互渗的基本格局这一史实。这三个文学流派之间互有论战与互动，如左翼文坛与京派作家关于文艺与时代、政治之间关系等问题的论辩。而该书上册第七章 左翼文学 并未提及“京派”或“海派”，这意味着编著者没有据实反映这三个文学阵营之间的复杂关系。这种写法容易使学生陷入一种误区，让他们误以为左翼与“京派”“海派”彼此疏离、互无交集。第四章第四节论述说：“京派”的李健吾、林徽因与“海派”的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等人的现代派作品，不仅在叙述上打乱时空顺序，以人物的心理逻辑为序组织材料，而且一反传统小说以情节为主的结构方式，以人的心理、意识乃至潜意识为表现对象，给读者造成了巨大冲击，进一步改造了他们的阅读习惯，为新文学开辟了另一方天地。这批作家及相关创作，无论思想如何奇特、手法多么新异，共同之处在于为新文学表现人增添了手段，为新文学描摹人性拓展了路径。2212显然，编著者对“京派”“海派”文学的评价有些言60过其实了，忽略了五四时期作家做出的努力和贡献。五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