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木槿》的创伤书写与性别伦理_黄夏.pdf

紫木槿 的创伤书写与性别伦理*收稿日期:2022 08 08;修订日期:2022 09 23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非洲英语文学史”(19ZDA29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非洲文学史”(17FWW001)作者简介:黄夏，女，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 2021 级博士研究生。黄夏(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武汉 430079)摘要:奇玛曼达阿迪契小说 紫木槿 的创伤书写展现出鲜明的性别立场。基于压迫觉醒反抗的叙事线索，小说记录了伊博族少女康比丽从经历家庭创伤到重建自我认同的女性成长过程。通过考察创伤事件中不同主体的生存境遇，阿迪契表达了自我对尼日利亚社会的性别伦理秩序及其权力运作机制的伦理思考:一方面，以比阿特丽斯为代表的女性群体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其反抗行动凸显女性独立需要承受的社会风险;另一方面，以尤金代表的专制家长则被父权中心的神话绑架，在不同身份转换的过程中产生自我认同的焦虑。关键词:紫木槿;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创伤;权力;性别伦理中图分类号:I206 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 0297(2023)02 0089 08尼日利亚新生代女作家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1977)是近年来备受瞩目的非洲文坛新秀，创作成果斐然。其小说处女作紫木槿(Purple Hibiscus，2003)自出版便获得英联邦图书奖(Commonwealth Writers Prize，2005)的最佳新人小说奖和赫斯顿/赖特文学遗产奖(Hurston/Wright Legacy Award，2004)，并且入围 2004 年度布克奖(Booker Prize)的长名单。值得注意的是，紫木槿 是阿迪契向“非洲现代文学之父”钦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小说瓦解 的致敬之作。一些学者曾比较研究过这两部作品，如罗杰科兹(J oger Kurtz)从互文性的角度肯定阿迪契的 紫木槿 给非洲文学想象带来的新变化1。在尼日利亚的英语文学谱系中，阿迪契的紫木槿 不仅是回应第一代作家阿契贝的尝试，而且展现了第三代年轻作家对于尼日利亚当代社会问题的伦理思考。其中，希瑟休伊特(Heather Hewett)认为最显著的变化是阿迪契从女性作家的视角重新调整和修正了阿契贝叙事上的缺憾2。紫木槿 以一位伊博族少女康比丽(Kambili)的叙述视角，塑造了一位类似 瓦解 主人公奥贡喀沃(Okonkwo)的专制大家长形象尤金(Eugene)，但突出表现的是父权压迫下的女性生存危机。在此问题的分析上，学者们各持己见。谢里尔斯多比(Cheryl Stobie)关注父权制与宗教、政治之间的关系，认为阿迪契的立场是改革主义，倡导以尊重、包容、宽恕和混杂性代替专制主义，表现出“一种进步的宗教、灵性、文化和性别角色观”3;国内学者张勇则倾向于一种后殖民主义批评，认为 紫木槿 是以家庭叙事来呈现后殖民时代尼日利亚所面临的政治和文化困境4。基于当前的研究成果，本文从创伤理论切入，发现阿迪契已将女性的生存危机处理为一种常见的家庭创伤事件，目的是从个体创伤的角度反思父权至上的性别结构背后的社会文化运作机制，极大地彰显了创伤书写的伦理意蕴。第 23 卷 第 2 期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 4 月Vol 23 No 2 JOUNAL OF CHONGQING JIAOTONG UNIVE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Apr，2023一、压迫:受害主体的家庭创伤紫木槿 以成长小说的框架记录伊博族少女康比丽的人物变化，以第一人称视角构成创伤叙事的中心。在创伤事件的语境中，主体所处的位置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时间距离的长短或空间距离的远近，皆会影响主体对于创伤的感知与判断。从时间距离来看，紫木槿 的主体内容是成年之后的康比丽对创伤经历的追忆，从“现在”到创伤事件发生的时刻有三年时间差，其深层结构更像是关于康比丽的自我对话，呈现两种不同面对家庭暴力的心境。在第一人称的回顾性叙述中，通常存在着两种眼光的交替使用:“一为叙述者 我 在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为被追忆的我 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5 小说的前两章由康比丽的两次闪回组成，分别描写圣枝主日当天的“瓦解”事件以及圣枝主日之前的创伤事件;后两章则是沿着圣枝主日顺叙，分别记录圣枝主日之后以及“现在”时刻发生的系列事件。通过对比创伤事件前后的叙事口吻，不难发现，“现在”时刻的康比丽对于父亲的暴力压迫、自我以及亲人的创伤经历都有着更清晰的认知。“时间的距离使叙述者能够对往日的痛苦和欢乐作出更为理性的评价。”6 就空间距离而言，创伤事件的目击者和直接涉身其中的受害者受到的情感冲击亦各有不同。在家宅空间中，康比丽既是旁观者，见证了母亲流产和哥哥受伤等悲剧的发生;与此同时，康比丽也是受害者，承受着父亲的精神控制与身体规训。这两种身份意味着两种不同的创伤体验，使得康比丽视角的创伤叙述更具张力。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7。在家宅空间中，夫妻与亲子之间的日常互动同样潜藏着一定的权力运作机制，具有压倒性优势的一方往往会操纵和控制另一方的生活。据朱迪斯赫尔曼(Judith Her-man)研究，极权控制是创伤患者在童年遭受虐待的典型模式，即“通过暴力和死亡威胁、反复无常的琐屑家规、间歇性的奖励等执行手段，以及利用孤立、保密和背叛等破坏其他亲密关系”8 98。在小说中，上述手段皆能从康比丽的父亲尤金身上找到对应。作为家庭中的掌权者，尤金是一位具有绝对控制欲的父亲和丈夫，将自我意志凌驾于他人之上。在价值取向方面，尤金是一名唯西方论者，他认为英文相对伊博语而言是更有教养的语言，便要求自己的孩子必须在公众场合说英文。为了证明自己的立场，尤金将信奉传统宗教的父亲视为思想的异端。他每次只允许康比丽和扎扎(Jaja)有 15 分钟的探亲时间，而且不能接触任何“异教徒”食物。这不仅割裂了他与尼日利亚本土宗教的血脉关联，同时隔断了祖孙两代的情感交流。在生活起居方面，尤金为康比丽和扎扎分别制定了两份严格的作息表，并要求他们学习成绩必须是班级的第一名。“那些用黑墨水精心绘制的线把一天的光阴割断成许多份，学习、午休、家庭休闲、吃饭、祈祷、睡觉的时间各有配额。”9 20正是出于这份严格的作息制度，康比丽没有时间与同学正常社交，无法与之建立亲密的朋友关系。就连同学传出的“后院势利眼”流言，她也无力反驳。对此，有学者认为:“尤金制定作息表的真正意图是想把他们隔绝在各自孤立的空间里。”10 实际上，从创伤的角度看，这种社交孤立无异于一种“长期监禁”，其后果是改变受害者的身份认同，他们所有关于自我形象(包括身体形象、对他者的内化形象，以及赋予个体凝聚力与使命感的价值观与理想)的心理结构都会遭到侵犯和系统性的破坏8 93。在父亲的精神控制下，康比丽对自我的认同感很低，经常下意识产生自我厌恶、自我否定、羞耻感和失败感等消极情绪。可以说，康比丽如此迫切寻求父亲的关注，实质是将自我置于他者的陷阱之中，即通过他者的认同来建立关于自我的虚幻镜像。一旦这种关系出现失衡，他者的目光消失，康比丽的自我便极有可能陷入崩溃。作为家庭悲剧的目击者，母亲比阿特丽斯(Beatrice)的流产是康比丽经历的创伤事件之一。在拜访本尼迪克特(Benedict)神父的途中，母亲因为孕吐反应想要留在车里休息，父亲非但没有答应，反倒在回家之后殴打她。身体规训是尤金维护自我权威和家庭秩序的惩戒手段。他利用自身权力来控制家庭成员的身体，“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11，皆是为了迫使家庭成员服从自己的命令。但此时年幼的康比丽并不能准确地认知家庭暴力的性质，加上她不在事件的第一现09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3 卷场，只能通过楼上传来的声音推断 “我听到了那种声音。又快又重的撞击声，从我父母卧室的手工雕刻的门上传出。我想象是门卡住了，而父亲正在努力打开它”9 27。究竟是何种惨烈的局面?康比丽在事后并未给读者补充更多的直接信息，唯有一个血迹遗留的镜头，“血一路滴下去，好像有人提着一桶漏了的红颜料走过一样”9 27。在此创伤事件的语境中，康比丽始终处于一种懵懂、困惑的状态，拒绝接受残酷的现实，这是极其反常的表现。赫尔曼指出，为了维持对父母的信任，受虐儿童首先必须否定一个明显的结论:父母存在严重的问题。“她将竭尽全力寻求一个解释自己命运的理由，以此来免除父母应该承担的责难与责任。”8 101康比丽之所以想为父亲脱责，一方面是因为创伤事件带来的巨大冲击超出了她现有的认知范围;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应对强势的父权压迫，避免自己陷入彻底的绝望。而那些隐晦的镜头语言，恰好证明康比丽进入“创伤性沉默和语言的空白”阶段，体现出“一种自相矛盾的掩饰尝试”12。正是这些空白间接地言说了康比丽的创伤，否则便会成为隐藏的秘密，或被归入无意识之中。在此研究视角下，康比丽越是试图掩饰暴力事件的发生，反而越能凸显其目睹父亲施暴与母亲流产引发的心理创伤。直到康比丽成为家庭暴力的直接受害者，小说才开始正面描述尤金的暴戾形象。尤金对康比丽实施暴力共有三次，惩戒手段层出不穷，且愈演愈烈。第一次是由于康比丽触犯了弥撒前的饮食禁忌。她为了服用痛经药而提前吃麦片，却遭到尤金的皮带鞭打。如同比阿特丽斯的孕吐，康比丽的痛经亦没有得到尤金的合理对待。在尤金看来，因为身体的不适而违背教条，是对信仰的亵渎与挑衅。他对女性正常生理反应的排斥，体现出浓厚的父权思想和宗法意识。后两次皆是与“异教徒”努库爷爷有关。首先是因为康比丽与努库爷爷共处一室，尤金企图用开水洗涤女儿身上沾染的罪恶:“他把烫水缓缓地倒在我的脚上，好像他在做一个实验，正观察会产生什么反应。”9 154而后是因为康比丽偷藏努库爷爷的画像，尤金将其殴打至晕厥住院。尤金的独裁与暴力，不仅让康比丽的身体遭受巨大的伤害，也给康比丽造成难以磨灭的心理创伤。凯西卡鲁斯(Cathy Caruth)指出，让受害者心有余悸的不仅是暴力事件的现实，还有暴力事件尚未被充分了解的现实呈现方式13 6。在父亲的强压之下，康比丽对危机和威胁的感知异于常人，无时无刻不处于恐惧和焦虑之中，极度缺乏安全感。而且外界对康比丽经历的创伤事件一无所知，尤金亦无须承担家暴成本，这更是助长尤金暴戾的个性，加剧了康比丽内心的恐惧感与无助感。二、觉醒:创伤复演与自我发现在极端暴力或死亡威胁面前，人类的认知能力很有可能是失效的，而且在事后也很难用言语去还原现场。正是出于“无法言说”的特性，创伤记忆往往是通过图像或影像等片段储存在大脑中，并最终以幻觉或梦魇的形式侵入受害主体的意识。对于受害主体而言，每一次的创伤复演，皆是将他们重新推回恐怖的创伤语境之中，再一次体验生命无法承受之痛。而作为一种特殊的唤醒机制，创伤复演不断引导受害主体意识到自我的苦难过往，使其在直面创伤记忆的过程中走向成长，证明这种“强迫性”重复具有某种疗愈作用。小说中，创伤记忆的反复侵袭，让康比丽察觉到自我及其亲人经历的创伤事件，并进一步反思创伤事件的根源，甚至由此萌生出一定女性意识，实现自我蜕变与成长。首先，幻觉的出现迫使康比丽必须直面曾经刻意规避的悲剧事实，从而对自我的创伤经历有更为明确的认知。小说中，血迹是最频繁出现的幻觉意象，其多种形态皆是指向一个创伤事件 比阿特丽斯的流产。在目睹地板上的血迹后，康比丽在研习功课的时候发现“黑色的字迹模糊了，字母互相乱游，接着化作了一片红色，鲜血的红色。那血还在流动，从妈妈的体内流出，从我的眼睛里流出”9 29。但此次幻觉的出现并未引起康比丽的重视，她甚至没有去追究事情的原委，去思考母亲在其中遭受的伤害。正如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所说，创伤往往超出个体经验认知范畴而无法进入意识层面，更像是心灵中的异体。“如果没有进行整合，它将会释放出奇怪的信号。”14 随着时间的流逝，血19黄夏:紫木槿 的创伤书写与性别伦理迹释放的信号更加明确，逐渐升级为“小弟弟”的鬼魂:“我看课本上的字仍然是模模糊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