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办译本》：首部新教中文“联合圣经”_洪晓纯.pdf

452023-03二二三年 第 三 期1.Walter Henry Medhurst.Reply to Dr.Boone s Vindications of Comments on the Translation of Ephes I.in the Delegates Version of the New Testament.Shanghai:London Mission Press,1852.2.同注释 1.委办译本：首部新教中文“联合圣经”洪晓纯文作为第一部新教中文“联合圣经”，委办译本（Delegates Version）在圣经汉译史上享有特殊地位。该译本酝酿于 南京条约 签订后，即“五口通商”之后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权利被合法化、赴华宣教人数快速增加的时代背景之下。1843 年 8 月至 9 月，来自英美两国多个差会的新教传教士齐聚香港，为筹备一部能被广泛接受的圣经汉译本而召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译者委员会被选举出来，基本的工作规范也得以确立，主要有以下两条：一、该译本“在意思上应严格依照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原文，也尽可能地兼顾中国语言的习语、风格和表达方式”；二、所有在华的新教传教士组成“总委员会”，并按所在传教站组成“地方委员会”，各传教站选派一名或若干名代表参与译文的最后审阅，每名代表只有一票的表决权。1846 年，新约各书卷被分配至各地方传教站（上海、宁波、厦门、广州、香港），由当地的传教士负责翻译1。严格意义上的“委办译本”仅指其新约部分，因为当上述翻译工作进行至旧约的出埃及记时，代表委员会便分裂了。英美两国的传教士分别独立地完成了旧约的翻译，美国传教士还对新约部分作了修订，但后世一般将由两国译者共同完成的新约及由英国传教士翻译的旧约合称为“委办译本”。从伦敦会传教士在代表委员会中所发挥的主导作用来看，委办译本的新、旧约两部分在翻译理念、译名选择和译文风格等方面有着很高的相似度，这一宽泛的称谓也算是中肯。导致代表委员会分裂的根本原因是英美传教士在翻译理念上的分歧：英国传教士倾向于“归化”的翻译，主张用地道的中文来传达圣经的教义，用中国经典当中的语汇来对译圣经中的重要术语，例如将 God 和 Spirit 分别译为“上帝”和“神”；美国传教士则坚持“异化”的翻译立场，强调应该“毫无更改，毫无增添，毫无删减”地翻译圣经，认 为 应 该 将 God 和 Spirit 翻 译 为“神”和“灵”2。译名之争所引起的分裂其实从 1846 年便开始：当时，浸礼会传教士在一词的翻译上无法与其他差会的传教士达成共识，于是退出了译者委员会。而从 1847 年开始，伦敦会传教士 麦 都 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与 美 国 圣 公 会 传 教 士 文 惠 廉（William Jones Boone,18111864）则就 God 和 Spirit这两个概念的翻译展开争论。直至 1850 年，新翻经殿46天 风 TIANFE NG 约部分的翻译已完成，而“译名之争”仍然存在，代表委员会于是决定搁置争议，让各个圣经会在出版时自行决定采用何种译名3。1851 年，麦都思等三名伦敦会译者退出代表委员会，“联合译经”至此结束。由于麦都思自始至终都主导着委办译本的翻译工作，而他也是四人小组译本的主要译者之一，这两种译本在翻译理念和具体译文上存在明显的联系。从编撰福音调和（1834）、翻译新遗诏书（1837，即四人小组译本最初的新约部分，后有修订）开始，麦氏已逐渐形成以地道、明晰的中文来翻译圣经的理念4,并在委办译本中进一步发挥。这里以约翰福音1 章 1 节至 5 节为例来对比两种译本：四人小组译本（1839，经郭实猎修订）：元始有道、其道与上帝共在、道即乃上帝也。是道当始共上帝在也。万物以道而造，又凡被造者，无不以道而造作矣。在道有生，且生也者，人类之光也。夫光辉耀于暗，而居于暗者，弗识之矣。委办译本（1855）：元始有道、道与上帝共在、道即上帝。是道、元始与上帝共在也。万物以道而造、凡受造者、无不以之而造。生在道中、生也者、人之光、光照于暗、暗者弗识之。可以看出，这两段引文的相似度很高，尤其是前四节的翻译。此外，委办译本在 God、Spirit 等重要术语的翻译上也与四人小组译本相同。若从忠于原文的角度来评判，四人小组译本的准确度更高，委办译本则被注入更翻经殿3.吴义雄.译名之争与早期的圣经中译.近代史研究，2002(2)：205222.4.参：W.H.Medhurst.Memorial Addressed to the British&Foreign Bible Society on a New Version of the Chinese Scriptures.London：Hackney,1836.5.韩南.作为中国文学之圣经：麦都思、王韬与“圣经委办本”.段怀清，译.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2)：1637.6.刘云.“一本密封的书”19 世纪后期委办译本传播与使用状况考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1)：7481.多的中国风格以及儒、释、道各家的语汇和思想。造成这种风格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译经助手王韬的影响。王韬从 1849 年开始加入委办译本的翻译工作，负责为传教士译者润色文字。他颇富才学，而且与麦都思交情甚笃，麦氏对其信任有加，两人的合作关系被形容为“利玛窦徐光启式”5。委办译本采用典雅的文言语体来翻译，文辞优美，被视为“深文理”圣经的代表，后来更被作为寿礼献给慈禧太后，可见其配登“庙堂之高”。但与此同时，文化水平低的读者难以读懂这部译本，这种“华而不实”也引来许多传教士的诟病，浅文理译本、官话译本和方言译本的迅速兴起就是为了应对这一困境6。不过，后世译本中仍有不少以委办译本为重要基础或参考，其实际影响力仍不应被低估。(作者系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珠海 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