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从城市书写到...——以邱华栋的北京书写为例_陈若谷.pdf

2023年第2期文学的1990年代新象迭出，“事件”频发。若仅从文学史角度看待1990年代的“后果”，那大概是1990年代涌现出了在当下举足轻重的一批作家，这些甚至有的还未褪去青春期叛逆特征的青年作者们，被归纳在以“新”为前缀的各种指称之下，最通用的名称是“新生代”，但这个归类愈发成为问题，因为“这几乎是批评界基于作家的出场年代、出场方式而作出的鸡鸭同笼式的归纳”。人们无法再信任此前文学史中类似于“山药蛋派”“归来作家”的集群方式。此后更年轻的作者皆被不加掩饰地回收进愈发粗放的代际分类中。由此也可知，1990年代的文学发展走向是涣散的。世纪末的文化缩影里，如果说有一些真正新鲜的东西，那么，城市文学必须得到正名。经历了 1980年代欣欣向荣的改革开放和 1990年代改革阵荡之后的中国城市，迎来了一种属于自己的文化。在 20世纪中国的大部分时期，文学书写多发生在“离乡”与“返乡”的场景里，人在乡与城间流转，故事也就在二者的生存经验的冲突之中触发了。于是，城市作为客体，被描述为和乡土对立的另一个世界。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的见证者，乡土文学也是最为集中精粹的现代性的记录者。而城市文学仅贡献出一类题材，往往显得体量较小，其中可提炼的“典型人物”寥寥无几，“新人”更是面目可疑。按照进化论论调，城市文学应该在 20世纪蔚为大观的乡土文学落潮之后应运而生，事实上，加速的社会发展和弥散了的社会意识，让我们见识到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现实主义以及谈不上什么主义的科幻文学等，并驾齐驱的奇观。根本原因1990年代：从城市书写到城市文学以邱华栋的北京书写为例陈若谷摘要：1990年代最重要的文学收获是城市文学的真正诞生。不同于以往以城市为背景式存在的写作，也不同于老舍、废名等人将北京视作精神原乡，从王朔开始的北京书写，逐渐展开了对这座兼具皇权历史、封建意识、政治中心、经济交往多重功能的城市的反思。1990年代以来，年轻作者如邱华栋、徐坤、徐则臣笔下的北京，开始正面表征出城市的现代性。尤其是邱华栋笔下的“闯入者”，他们在新的城市“舞台”上开拓出了非凡的意义。在传统的人与城市博弈的主题之外，又额外凸显出新兴的社交原则、信用关系和理性逻辑。最具有突破性的是，城市在其笔下一定程度上摆脱了道德评价，而成为流动的生命体。关键词：1990年代；邱华栋；城市文学；智能116DOI:10.19290/ki.51-1076/i.2023.02.012是，人的思维不再受制于时间和空间。一趟航班改变了时区，但人不仅实现了位移，时间感受也变化了，甚至会发生对于自己所存在的三维空间的质疑。新型经验的解释框架更复杂，但最重要的原因是，人建构了“第二自然”城市，并且逐渐开始与城市展开主体间的交往，反过来，复杂的城市活动提升了人的思想维度。然而，“当代人”（阿甘本语）往往刻意忽略城市真实生活的组成逻辑。因此，1990年代的城市文学需要被重新认识，那里有感知城市人精神脉络的重要起点。一我们曾有过城、都城，乃至于城市，人们筑堡固垒应对战争，又依托于已有的聚集规模发生交易活动和定居生活。经历了西周闾里制、隋唐千百家似围棋局的里坊制，宋朝发展出街巷制，使城市经济焕发了蓬勃生机。封建社会终结后，邻里单位制和社区制成为主要的城市生活形态。巅峰的城市记忆永恒地镌刻在了诸如画卷清明上河图和班固两都赋、周邦彦汴都赋、唐传奇、宋话本与明清世情小说中。但是，能够证明我们城市文明的物质遗产却是罕有的。每当新朝建立，旧的都城就会再度焦土一片。虽几经战乱，20世纪的北京城终究保留了有限的物质文化遗产。关于北京的书写，这才有了一个相对恒定的场景。当老舍写下祥子和张大哥们的故事时，北京平民的生活虽艰难却不寒碜，他们愿讲究礼、闲、趣，活得豁达、知足、小自得。在历史感和古典气之外，老舍发扬了北京的市井之味。总而言之，老舍的这些文字就被称为“京味”文学。同时，北京又聚集着“京派”学人群落，践行着“京派”传统。他们有士大夫气，文字醇厚雅致，学通中西，既有对六朝遗风与明代性灵的追慕，又同时存在着对“希腊小庙”的崇尚。与此相关的京派/海派之争，其实指的是沈从文所推崇的文人的清雅趣味和上海滩所呈现的速度激情的差异冲突。“京味”和“京派”并非泾渭分明，二者分享了一种气质乡土味道。北京作为一座悠久古城，不是只有皇庭宫殿和时代层磊的文化积淀，还有一股浓厚的乡土气息。在文学上也就表现为鲁迅所指的那种，在京侨寓者的乡土文学。他们追挽故土、故物、故都。在废名和周作人的笔下，北京是那么的气度悠然，暗香浮动，熨帖而回味无穷。由此看来，老舍的市井北京，废名等人的乡土北京，都不是都市北京，而是精神原乡。用郁达夫的形容，北京只是“具城市之外形，而又富有乡村的景象之田园都市”。由此再来看，1970 年代以后，汪曾祺、邓友梅、林斤澜、叶广芩、王朔等作家分别接续或拓展出某种新的北京故事走向。王朔的写作在政治权力、大院文化、市井气质、消费主义之间摆荡，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成为研究中国 1990年代转型的典型样本。宁肯中关村笔记里的记录给人以气象一新的感受，包含着城市和发展的问题；与老舍、王朔一样，石一枫的小说倚赖语言趣味，北京话的运用舒缓或顿挫，激活了内在的强烈情绪，具有松弛幽默的生活态度；冯唐主要聚焦于国际化大都市北京的消费和品味生活，其中伴有其青少年时期旧日北京的闪回片段。总体而言，他们皆熟悉且热爱这片土地，让人不自觉地反复回想起老舍的“京味”文学感觉。正如赵园提出的：“京味由人与城特有的精神联系中发生的，是人所感受到的城的文化意味。京味尤其是人对于文化的体验和感受方式。”但从历史的阐释惯性而言，任何一种流派和风格往往是在环境变迁之后才被辨析，被“追认”。如王一川所言，“文化寻根热潮，为京味文学的兴盛提供了有力和有效的文化语境”，“京味”文学是“从美学上加以合理化阐释”的结果。因此，我们实际上无需执着于北京书写流派的分野，更不必在意代际，因为它们始终是历史叙述的产物，是当下观念的产物。城市文学和城市书写，内涵不完全一样。从词组方式看，有了城市即有相关的文化表达，所以城市的书写必然与城市如影随形。但城市文学的诞生却需要倒个时差。19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的变化天翻地覆，所以城市文学就必然反应新的语境，在日常中包含着反常和异常。在梳理了以上脉络后，我们要开始进入另一些人笔下的北京了。1990年代：从城市书写到城市文学1172023年第2期邱华栋、徐坤及更晚一点的徐则臣等作家，他们的书写题材多是外省青年在北京的追索和奋斗之路，这些青年被唤作“北漂”，“北漂”题材又极大扩展了城市文学的范围。最早自己即以“北漂”身份开启“闯入者”书写的是邱华栋。他 1992年从武汉大学毕业进京工作，攻城略地一般，集中写作了大量城市题材小说。1990年，从外地进京求学的徐坤也逐渐提笔，她 1993年发表作品，以北京为背景书写女性知识分子在都市中的感觉状态。他们都关注新兴知识精英阶层，从其他较小城市来到北京这座都市之后所面对的生活转型，但邱华栋有着旗帜鲜明的个人特色。很多研究者注意到邱华栋的北京有着类似于1930年代海派文学的内涵。的确，相较于其他任何时期的上海，邱华栋都好像只对接续海派风格更感兴趣。王安忆的流言，卫慧们的欲望涡旋，金宇澄们的有情不响，都更类似于人的内核所在。城市本身的奇异感不是重点。从1992年到1999年，邱华栋那些集束的中短篇小说与尖锐的长篇小说，大方地袒露了自己的野心，他如他笔下犹斗的困兽，不愿被击垮。正像陈思和指出的那样：“他毫不忌讳因为个人得不到财富而对城市发泄强烈的仇恨，因此他描写了对向往物质的欲望的主动进取精神，写出了人在物欲面前的灵魂的厮杀搏斗。”这种姿态也让人想起于连和拉斯蒂涅的豪情壮志，他们与城市狭路相逢，发誓要赢得尊严，“大厅里空空荡荡，只有我一个人在抛球，我的动作坚定有力，目标被12磅、13磅或14磅重的保龄球击中时我心目中有一种摧枯拉朽的快意。城市！我把城市当做了我的对手，只有到了今天我才能以棋逢对手的心态与它面对”。但有一点不同的是，于连和拉斯蒂涅是悲剧人物。用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阐释，悲剧根源在于他们面对的世界。于连出生于小城维埃尔，雷纳尔夫人的包容与温暖是他心中的精神原乡，野心勃勃的于连想在巴黎扬名立万。实际上，原乡回不去，巴黎也从没给过任何许诺。但邱华栋们不一样。他们本来就生活在日益成熟的都市文化氛围中，接受的一直是国家发展时期的主流观念：知识就是力量。进入大都市念书与工作，实现自我的价值，这个价值又来源于改革开放后国家“四个现代化”建设目标的承诺。因此，一座座敞开的城市，才能迎纳外来者纵横驰骋。二北京在内城区保留了以古典建筑和政治规划为主体的城市风貌。静止的风景之外，1990年代的北京悄悄兴起了流动的风景。北京这座古城的外来者，就不再是“京味”文学里的京郊农民、匠人、引车卖浆之流，而是由于求学、经商、文化交流、乃至全球贸易的需求迁徙而来的候鸟们。城市建设发生巨变，越老越多的人离开了胡同和街道，走进写字楼、公寓，甚至是京郊别墅社区。他们的足迹，草蛇灰线，隐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轨迹。让我们稍微翻检邱华栋1990年代的北京故事，看看他挖掘出了怎样新的城市新人。这些密集的短篇小说普遍以人物的特征命名，比如翻谱小姐是论职业，也不乏耸人听闻的名字，如鼹鼠人，指人住在地底；几部中篇小说如 手上的星光环境戏剧人闯入者，及长篇小说夜晚的诺言 白昼的躁动 正午的供词等，都集中关注在北京的新一代青年。按照评论者的分类，“从人与城的关系来看，邱华栋笔下的人大致可以分为六类”。简略概括，杨哭、乔可、吕安，及诸多“新美人”皆为外来者，其中有些人获得了世俗名利，有的则一败涂地。“XX人”也混迹其中，由于各种原因无法拥有姓名。时装人和公关人有着类似的主题。前者描述了动物园里野性未消的猩猩攻击身着时装的靓丽都市人；后者讲的是公关先生厌倦了面具，又带着面具赴死。猩猩具有自然属性，也是智慧生命，而非家养驯顺的宠物，在人对于自然的不合理改造中，猩猩尚逃过一劫，在邱华栋的其他一些小说里，河马、象群都指代同类意思。另一方面，职业是人运用理性而将自己工具化的路径。这种理解很难说不受到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的启发。邱华栋刻意勾勒了一大群被E.M.福斯特称作“扁平人物”的画像，还包括直销人、电话人、持证人、蜘蛛人等职业人等同于工具人，只能诞生于城市。世界迈入工业化社会后，每一种产业都迫切需118要专门化的人才，以提高效率且更深入地处理具体问题。这也催生了都市里的新职业，比如公关人员就需抹平自己的个性，方可在枢纽处磨合各方利益及关系。因此，人的“残缺”，首先是由于产业分工和都市生活的需要，他不得不放弃传统乡土生活中“圆全”式的人格表达。除了着眼于社会交往中人格的完整性之外，邱华栋的小说还有一个特点，即取消亲缘的牵绊。20世纪革命文学常呈现为家族模式，三家巷以广州为背景，苦菜花以胶东半岛山区为背景，两个故事的共同点是，亲缘是稳固的横向人际框架，通过家族代际可更为清晰地展现革命历史的发展脉络。但 1990年代一个很大的变化是，陌生人社会逐渐成为常态。传统社会里的人情，本身建立在熟人社会的信任基础上，即“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对他们行动的社会和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但这种地缘共同体正在现代社会逐渐解体，向“脱域”转变。脱离了亲缘网络的人，通过新的原则分配到了新的角色，然后组成新的社会关系。在邱华栋的小说里找不到“亲戚”这种门类关系。1990年代他所写的小说，最基本的人际关系是大学同学、师生，其次是同事。诸如亲密关系的建立、维持、损毁流程，只能算作叙述的必要骨骼，不是核心议题。同期何顿生活无罪，朱文我爱美元，韩东美元硬过人民币等作品，确实直面 1990年代的特殊问题：钱，尤其是国际外币代表着发达经济贸易体多具有吸引力。但不可忽视的是，从王朔到他们的写作里，更有核心力量的是其内里存在对话关系，他们似乎和谁别着劲儿，也许是代际，也许是某种权力机制。邱华栋的小说里没有这些，他毫无留恋地想去创造一个新世界。新北京人，尤其是在千禧年将要到来的时刻，要向世界看齐，模仿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