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周立波发表于1958—1960年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表现了20世纪50年代末期农业合作社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发展历程，描写了农民在这一巨大变革中思想和行为的变化。他驻扎在农村，体验到人物内心深处的情感波动。中国农民几千年来习惯的私有制生产关系模式被彻底颠覆，他们所进行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分配模式。落后的生产力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趋向公平的分配模式之间形成巨大的张力，这种不对称关系构成小说叙事的底层逻辑结构。小说忠实地再现了农民在这一场变革中的情感变化和生命体验，借由塑造典型环境、典型人物的手法，围绕湖南益阳清溪乡干部（包括驻乡干部和本乡干部）、积极入社、消极怠工、对抗入社、破坏分子（敌对势力间谍）五类人物之间的矛盾展开叙述。小说出版后引起巨大反响，美术界木刻、连环画家稍后即作出反应，对小说进行“二度创作”。在小说《山乡巨变》出版不久，就有李桦的《山乡巨变》木刻的插图版、贺友直的《山乡巨变》连环画（4册）出版。通过不同载体的艺术形式对原文本进行了多角度阐释，图像阐释不仅构成了一个立体的多维《山乡巨变》，同时还使原文本以一个艺术综合体的形式处于“在场”的状态。60多年后再回看这一文化现象，“副文本”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文献价值均值得关注。“副文本”作为外部因素参与文学经典化，亦显示其呈现一种空间上的叙述延伸和时间上的非静止状态。一以“副文本”形式的对话关系表现《山乡巨变》的在场性以不同形式环绕和穿插在文本周边的文字、图像以及其他体裁的文本统称为“副文本”。“副文本”一词由热奈特提出，他认为副本文的范围包括：“如标题、副标题、互联型标题；前言、跋、告读者、前边的话等；插图；请予刊登类插页、磁带、护封以及其它许多附属标志，包括作者亲笔留下的还是他人留下的标志。”［1］作为改编后独立成册的木刻、连环画的副文本与正文本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关系，它可以独立支撑其艺术生命、开拓其传播渠道。这一类副文本“参与文本构成和阐释，助成正文本的经典化，保存了大量文学史料”［2］。有独立艺术形式的图像类副文本以其独特的理解方法和呈现形式，与正文本保持着某种平等的对话关系。明清小说“绣像”沿袭下来的插图传统，一直是附着和穿插在文本之中的副文本。五四时期插图广泛应用于图书出版。如果说“绣像”仅具备一《山乡巨变》图像阐释的艺术在场性卓今内容提要图像艺术对文学经典的二度创作具有建构性阐释与澄明性阐释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