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梦记》所见之唐代社会风貌_姚诗聪.pdf

052 2023/1 唐传奇小说三梦记，顾名思义是指小说中所言及的“三梦”。全篇记事简明，开篇即直言，“人之梦”是小说的叙事核心，作者白行简以“异于常者”为取材准则，为人们讲述了三个分属不同类型的异常之梦的故事。其一为刘幽求远出夜归，途经寺院外，见其妻与十余人在寺中宴饮，掷瓦击之，忽不见。急归家，其妻自述梦中被瓦击醒，这属于“彼有所梦而此遇之者”，写的是梦境连接现实。其二为白行简、白居易等人某日同游曲江慈恩寺，十余日后，收到远在梁州的元稹寄来的纪梦诗，叙其梦中见到白氏兄弟同游曲江慈恩寺，日期完全吻合，这属于“此有所为而彼梦之者”，写的是梦境追踪现实。其三为窦质、韦旬一同入秦，夜宿潼关旅舍。窦质梦到在华岳祠遇见一赵氏女巫请求为他祝神，醒后告知韦旬。次日果真在华岳祠遇见一赵氏女巫为之祝神。更为离奇的是此赵氏女巫也事先梦见窦质、韦旬即将到来，也曾告知同辈，这属于“两相通梦者”，写的是梦境预示现实。接着是以“行简曰”议论三梦以结束。三梦记的篇幅并不长，且其所写故事虽皆存在明显的虚构成分，但内容涉及社会制度、社会观念、文学、宗教等诸多领域，宛如一幅唐代社会的风情图卷般鲜活生动。一三梦记中的第一个梦即刘幽求的故事，在三梦中最有影响，河东记中的“独孤遐叔”事、纂异记中的“张生”事，皆是源出于此而略详。该梦的故事把时间设定在夜晚，“妻方寝”其实才是最明显的时间提示，地点在首句便点明，可知是在朝邑。“天后时，刘幽求为朝邑丞”，朝邑即朝邑县，今为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朝邑镇，在唐代地处天下首善之区的京畿道重地，属同州冯翊郡管辖，地位不可谓不显赫。然而据旧唐书刘幽求传中“圣历年，应制举，拜阆中尉，刺史不礼焉，乃三梦记所见之唐代社会风貌姚诗聪 053 艺 文 杂 谈 弃官而归。久之，授朝邑尉”，可知刘幽求在武则天时期曾任朝邑尉而非朝邑丞，由此差异可视作作者白行简在构思小说时所做的虚构。县尉与县丞同为县令之佐官，掌治安捕盗之事。刘幽求因任此职，所以才会在夜晚奉使而归。该梦发生的时间在夜晚，做梦的主人公刘幽求之妻在朝邑的家中就寝做梦，而该梦作为梦境连接现实的异常之梦，即梦境直接融入现实，成为现实中的存在，现实直接映入梦境，成为梦境中的内容，而现实便是夜晚奉使而归的刘幽求在妻子做梦的同时所亲身经历之事，由此就不能不令人联想到，其中蕴含着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唐代的宵禁制度。宵禁制度始于周代，历代对此皆加以沿袭，不断深化完善，至唐代达到顶峰，更趋于法制化和系统化。唐代宵禁制度之系统与严格，从新唐书和唐律疏议中所记载的击鼓时间之明确与犯禁处罚之重便足以显见。“日暮，鼓八百声而门闭五更二点，鼓自内发，诸街鼓承振，坊市门皆启，鼓三千挝，辨色而止。”“五更三筹，顺天门击鼓，听人行。昼漏尽，顺天门击鼓四百槌讫，闭门。后更击六百槌，坊门皆闭，禁人行。”因为有明确的时间规定，所以对于在宵禁期间违反宵禁的各类人员，将处以不同程度的惩罚。如果在坊门皆闭、禁止夜行之后还强行外出，则“笞二十若坊内行者，不构此律”“夜无事故，辄入人家，笞四十”，而对于夜禁后“持杖入殿门者，绞。夜出者，杖八十”。中唐之后，宵禁制度在具体施行过程中虽不像前期那般严格，但该制度一直延续下来。不仅是在京城长安严格执行宵禁制度，就算是在地方城市亦是如此。唐人元结在杂曲歌辞其二乃曲中写道：“湘江二月春水平，满月和风宜夜行。唱桡欲过平阳戍，守吏相呼问姓名。”不难看出，即便是身处城外也要被严加盘查。在唐代普遍施行宵禁的历史背景下，更何况是在宵禁制度被严格施行的初唐，即刘幽求所处的时代，其之所以夜晚还能在外自由活动，“未及家十余里，适有佛堂寺，路出其侧，闻寺中歌笑欢洽”，只为是身为朝邑丞的重要身份，且身负任务。而该梦的做梦主人公刘幽求之妻却只能乖乖待在朝邑的家中就寝做梦，根源就是由于唐代宵禁制度的施行而导致的夜晚行动受限，二者在夜晚的活动自由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反差。查阅清人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可知，在东都洛阳城归德坊有刘幽求宅，但三梦记中刘幽求故事的发生地是在宵禁制度也应同样被严格执行的朝邑。由此不难推测，作为做梦主人公的刘幽求之妻之所以会做出有关夜晚在外活动的梦，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于夜间活动严重受限的微词甚至是不满与愤懑。由该梦可反映并蕴含着刘 054 2023/1 幽求之妻对于可以在外自由活动的夜间生活的由衷向往，也不难看出作者白行简对于唐代宵禁制度的真实态度。再有，刘幽求之所以会在“见其妻在座中语笑”后“初愕然，不测其故久之。且思其不当至此，复不能舍之”，就是因为他根深蒂固地认为在唐代普遍施行宵禁的历史背景下，妻子在夜晚自然是不该在外活动的。“又熟视容止言笑，无异”，再次确认是妻子且并无异常之后，想要接近却不得，“将就察之，寺门闭不得入”，于是就气急败坏，在冲动之下做出了显得偏激野蛮的莽夫之举，“掷瓦击之，中其洗，破迸走散，因忽不见”。刘幽求之所以会这般鲁莽冲动，并非仅仅是想接近妻子却不得这般简单，根源即在于，在夜深人静之际，在佛门净土，却有一群男女在杂坐饮宴甚至“歌笑欢洽”以致声闻旷野，这在当时的唐代社会无疑被视作是一群伤风败俗的男女，而自己的妻子居然也“在座中语笑”。从中不难看出，在唐代家庭与性别观念中女性的活动自由度与社会地位还是相当有限，唐代社会亦并非如人们所想的那般开放。二三梦记中的第二个梦，即反映白居易和元稹交谊的故事，堪称文坛佳话，最富文学性，不仅仅因为作为故事主人公的元、白二人是唐代最一流诗人，其中更是收入了他们二人的代表诗作，最能体现唐人的风流精神与唐代的盛世气象，自然也最具研究价值。根据前辈学人黄永年的研究，该故事中虽然确实包含着相当多的虚构成分，诸如白行简并未曾和白居易、李建一起“同游曲江，诣慈恩佛舍”，更不可能存在白 清乾隆世德堂重刊本三梦记书影 055 艺 文 杂 谈 行简在李建家观看白居易题诗的事情，甚至连所谓白居易、李建一行人“同游曲江，诣慈恩佛舍”的事情本身就是子虚乌有的。结合元稹使东川梁州梦和白居易同李十一醉忆元九这两首著名诗作的内容，便不难发现，所谓“同游曲江，诣慈恩佛舍”之事其实不过只是元稹的梦中所见，而在梦中与之同游的是白居易、李建二人，白行简并不在其中。但是并不能因此就断言三梦记是伪造之作。该故事的四个主人公中，有两位的名字之前都加上了其人所对应的郡望，即河南元微之（元稹）和陇西李杓直（李建）。在三梦记第一个梦中的主人公刘幽求和其妻的名字之前未加所对应的郡望，且刘幽求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但对刘妻的姓氏却未点明。而在第三个梦中的三个主人公中，有两位的名字之前都加上了其人所对应的郡望，即扶风窦质和京兆韦旬。查阅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并未见载有窦、韦二人之名，故二者应并非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而是作者虚构的人物。据文中推测，二人的身份应为书生士人，对于第三位女巫的姓氏亦有明确的点明，为赵氏。由此不难看出其中所体现出的作者以及唐人根深蒂固的门阀观念与郡望意识。门阀士族在隋唐五代时期虽然逐步衰落并最终走向消亡，但毕竟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进程，终唐一代，门阀士族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不可谓不巨大，门阀观念与郡望意识始终深入人心。三王汝涛在唐代小说与唐代政治中认为三梦记的第三个梦不足以吸引人，读罢只觉情味意趣确是逊于前 056 2023/1 两个梦，甚至纳闷，不解为何会如此书写，但该梦还是反映出了一定的唐代社会风貌。“窦（质）梦至华岳祠，见一女巫，黑而长。青裙素襦，迎路拜揖，请为之祝神。窦不获已，遂听之”，讽刺了华山华岳祠女巫在路边随意揽客、遇见行人就装神弄鬼、强拉强卖的行径。华岳祠又名“华岳庙”“西岳庙”等，相传汉武帝时立庙，是古代帝王祭祀华山之神的庙宇建筑，也是道教主流教派全真派圣地。作为关中名胜之一，华岳祠历经唐宋明清四代修复扩建，至今犹存。因在五岳庙中建置最早、面积最大，故华岳祠被称为“五岳第一庙”。历代吟咏华山的诗歌数量众多，内容丰富，异彩纷呈，其中尤以唐代为最，呈现井喷式发展，诗歌存世数量极多，涉及诗人众多，形式丰富，内容亦有拓展。历代吟咏华岳祠的诗歌亦以唐代为最，其中同样出现了有关华岳祠女巫的诗歌，中唐诗人张籍华山（一作岳）庙有“金天庙下西京道，巫女纷纷走似烟。手把纸钱迎过客，遣求恩福到神前”之句，王建华岳庙二首其一有“女巫遮客买神盘，争取琵琶庙里弹。闻有马蹄生拍树，路人来去向南看”之句，对于华岳祠女巫路边随意揽客的行径亦有讽刺。可见，三梦记中的第三个梦所反映的唐代社会风貌并非个案，而是具有一定的共性。另外巧合的是，三梦记中所记述的这三个“异常之梦”的故事，作者白行简所设定的梦境发生地与相关的现实所在地无一例外都是在今天的陕西省。第一个梦刘幽求故事中，刘幽求之妻的做梦地是在朝邑，刘幽求的现实活动地也是在朝邑，即今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朝邑镇。第二个梦元白交谊故事中，白居易、白行简、李建一行人的游览地是在长安，即西安，而元稹的做梦地是在梁州，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汉中市。第三个梦窦质梦见华岳祠赵姓女巫故事中，窦质的做梦地是在潼关，华岳祠赵姓女巫的做梦地是在华岳祠，即在今天的陕西省渭南市华阴市，而窦质、韦旬在华岳祠遇见女巫，也就是在华阴市。甚至连窦质、韦旬二人的郡望扶风（即咸阳）、京兆（即西安）所在地也都是在今天的陕西省，除了梁州之外，其余地名在唐代都是位于天下首善之区的首都长安或其附近的京畿道地区，不难看出，唐都长安及京畿道地区在唐代传奇小说作家乃至唐人心目中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以上便是从社会制度、社会观念、文学、宗教等诸多角度对于三梦记中所反映出的唐代多方面珍贵的社会风貌略作探究。对于篇幅虽短但研究价值不凡的三梦记无疑应该进一步深入研究，期待能获得更多的发现。作者单位：香港都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