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治”的鲜明特征与世界意义_王强.pdf

2023 年第 2 期（总第 410 期）党政干部学刊“中国之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与成就的集中概括，是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就与优势的集中体现。当前，“百年变局以前所未有的烈度向纵深演化”1，国际形势更加深刻复杂地演进，世界步入动荡变革的转折期。“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是世界政治图景中对比鲜明的两大重量级现象。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的稳步发展，改革开放45年来的飞速赶超，新时代以来的历史性变革和历史性成就，使“中国之治”越发为世界关注。国家治乱兴衰的背后是国家治理在发挥关键作用。国家治理效能是决定“治”与“乱”、“兴”与“衰”的关键。“中国之治”的成功密码源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冷战后世界政治的“治乱兴衰”中，“中国之治”的鲜明特征和时代价值越发凸显。一、“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一）“西方之乱”的政治制度根源冷战后世界政治的主要特征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主导国际政治秩序，发展中国家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中艰难谋求发展。冷战后的30年，很大程度上是被西式民主主导并塑造的30年。2从冷战后的世界政治进程看，无论是美国的对外扩张、霸道行径，还是西方联盟在巩固国际秩序主导权的过程中将发展中“中国之治”的鲜明特征与世界意义王 强1张隽婷2（1.铁道党校，北京100088；2.东北大学，辽宁 沈阳110169）收稿日期2023-02-01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一般项目“政治衰退的国家根源与逻辑问题研究”（21FGJB013），主持人王强。作者简介王强（1985），女，河南信阳人，铁道党校基本理论教研部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政治、比较政治研究。张隽婷（2002），女，辽宁沈阳人，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摘 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中，“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治”与“乱”的对比突出了“西方之乱”的制度根源与“中国之治”的价值意蕴。“中国之治”的鲜明特征源自其制度体系的显著优势，在国家治理的实践中实现了治理效能，以全新的政治理念、发展道路、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彰显了世界意义。“中国之治”展现了世界政治发展的崭新图景，超越了西方主流的政治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创造了人类政治文明新样态。关键词中国之治；国家治理；治理效能中图分类号D61；D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23）02-0017-07二十大专题研究17党政干部学刊 2023 年第 2 期（总第 410 期）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作为“捆绑筹码”，西方民主一元论都是贯穿其中的一条理论主线和政策标识。西方国家以西方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为标准，以“促进民主、人权”为名，干预并推动发展中国家接受西方式的政治价值和政治标准，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国际政治权力结构的从属地位，维护西方联盟在国际政治、经济体制中的霸权地位。在冷战后的世界政治发展中，西方民主一元论曾长期居于思想领域的话语权高地，并被作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外交战略的理论工具。比如，美国极力向其他国家推销美国式的“民主、人权”观念，并将“民主、人权”融入外交政策当中，将推广美国式的政治价值、政治制度设定为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西方民主一元论的本质是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支配下的政治霸权和思想霸权。西方民主一元论引起了世界政治的结构性矛盾。在对外战略中，西方民主一元论的战略表现形式是输出民主。美国是输出民主的“最大出口国”，给许多发展中国家带去政治衰退的“梦魇”。从克林顿政府时期到拜登政府时期，美国政府一直将“促进国外民主”作为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小布什政府将输出民主逐渐推向其外交政策的最高点。奥巴马政府虽然放低了输出民主的调门，但是未曾动摇输出民主在美国政治输出战略中的核心地位。拜登政府的“民主峰会”更是要极力发挥美式民主在国际意识形态斗争中的作用。美国输出民主在发展中国家引发了一系列颜色革命，大多数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从此步入政局动荡、政治失序、政权更迭、治理瘫痪、宗教种族矛盾激化的困境，有的国家甚至陷入长期战乱。而在西方国家内部，政治极化、民粹主义、否决政治、政治失序、制度失灵、种族矛盾等都在挑战西方民主制度应对这些治理困境的能力底线，也在考验着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公信力逐渐下滑的西方民主制度。在越来越频发的治理困境中，西方民主的“碎片化”制度基因逐渐浮出水面，印证着“西方之乱”的政治制度根源。“碎片化”制度基因指的是西方民主以政党竞争和竞取选票为主要特点的制度设计蕴含着分化政治力量、加剧政治对抗的发展趋向。在西方民主制度最开始运行的时候，“碎片化”的制度基因就逐渐酝酿形成，分散化的政治力量竞争、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与西方民主制度的运行相互伴生。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当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处于顺境时，“碎片化”制度基因的弊端并没有能够显露出来。而与西方国家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保持同步，多党竞争、选票竞争常常被解读为西方民主的制度“标识”，被西方国家作为评判其他国家政治制度是否民主的“标尺”。但是，当政党候选人为竞取选票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时，当国内经济社会出现治理危机的时候，政党竞争与选票政治的制度设计使得政治竞争极有可能在社会矛盾的催化作用下演变为政治对抗。当政治对抗威胁到制度运行与国家治理的正常进程，就会出现分散化的政治力量加剧对抗、加剧掣肘以至于阻碍有效决策，政治制度失去对经济社会治理危机的调试能力等政治衰退现象。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民主的“碎片化”制度弊端就开始显露出来。近年来，美国政治极化、否决政治、民粹主义背后隐藏的政治撕裂就是“碎片化”制度基因的一种表现。在输出民主的过程中，当西方民主的“碎片化”制度基因被植入其他国家，与输入国分散、角力、分裂的政治力量格局融合在一起，就会使其陷入政治对抗、政治分裂的困境，国家治理因此无从谈起。从东欧到拉丁美洲，因植入西方劣质民主而导致的政治分裂、社会撕裂、政党恶性竞争、国家治理缺失的例子比比皆是。336（二）“中国之治”展现了世界政治发展的崭新图景在世界政治的风云变幻中，中国坚持走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在苏联解体带来的世界社会主义低潮中保持政治定力，在不断丰富和完善国家制度体系的过程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推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制度环境和治理效能对于经济社会平稳快速发展至关重要。邓小平曾对改革开放的进程进行展望，“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437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经济长期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这“两大奇迹”的背二十大专题研究182023 年第 2 期（总第 410 期）党政干部学刊后，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发挥关键作用。制度现代化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有限的时空内叠加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的现代化，制度现代化为各领域现代化的顺利实现提供制度保障。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用两次全会专门研究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问题，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就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能力现代化作出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中国之治”作出全面系统的部署。“中国之治”的鲜明特征充分体现了国家治理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在“中国之治”的实践中，制度体系和治理效能是共同发挥作用的。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政治力量，也是在制度体系发挥治理效能的过程中形成利益公约数、画出共识同心圆的核心领导力量和制度力量。“中国之治”依托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进行运转，是朝向制度现代化目标迈进的国家治理过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制度现代化的具体内容，发挥着推动国家治理、保持社会稳定、高效调配资源、调动人民主体性、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重要作用。在实践中，“中国之治”以强大的治理能力有效应对了各种矛盾和风险，使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平稳着陆，避免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政治衰退问题，以强有力的治理能力提升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稳定性、发展性和可持续性。“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的鲜明对比打破了冷战后曾一度笼罩在西方民主一元论上的思想“迷信”，使人们开始反思西方制度体系和发展模式的公信力以及西方主流政治学，特别是西方民主理论的解释能力，为“如何实现政治发展、避免政治衰退”这一古老而又颇具时代价值的课题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养料。“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的差别，是发展道路、制度体系和治理效能的差别。“中国之治”的鲜明特征和世界意义在冷战后世界政治发展与衰退的鲜明对比中越发引人关注。二、“中国之治”的鲜明特征（一）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是“中国之治”的鲜明特征。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将党的领导的制度优势、思想优势、组织优势融入国家治理，发挥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在国家治理中的引领作用。党性指的是政党的本质属性，来源于政党的阶级本质和阶级特性。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性来自创立过程中与无产阶级建立的天然的、利益本质上相互统一的联系，并在各国社会主义实践中，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升华为建立在党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基础之上的本质属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性与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5。中国共产党的党性与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使命任务紧密相连，贯通在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在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的基础之上深度融入国家治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之治”的核心领导力量，是推动“中国之治”不断焕发生机活力的政治核心。党的领导是“中国之治”的本质特征，党的领导制度优势充分体现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方方面面。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是“中国之治”的动力来源。党性并不只是政党的特性，无论是政党创立，还是政党参与国家政权，党性都来自其代表的特定阶级，并充分体现在政党参与国家政权的活动当中。因此，党性与国家治理的全过程、全环节紧密相连。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是血肉相连的关系，是国家治理须臾不可分割的两重力量来源。党性和人民性关系的本质，源自党和人民的关系。6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创立、发展、执政的过二十大专题研究19党政干部学刊 2023 年第 2 期（总第 410 期）程中，党性与人民性这两者本身就是紧密不可分割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党的奋斗目标就是实现劳动人民的解放和幸福生活。共产党的阶级属性决定了党性与人民性的内在统一。中国共产党在引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着核心的动力牵引作用。人民是国家治理的主体力量，是“中国之治”的根基和依托。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贯通了国家治理的领导力量与主体力量，将领导力量的动力牵引作用与主体力量的创造力、凝聚力、推动力融合在一起，形成推动国家治理体系有序运转的源动力。党性和人民性始终统一在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之中，贯通在党领导的国家治理当中，汇聚起“中国之治”的强大动力和支持力量。（二）自主性与开放性的统一自主性是实现国家治理的基本条件，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自主性不仅是发展道路、发展力量的问题，而且是“国格”和“国权”的问题。世界现代化的实践表明，缺乏自主性的国家在发展进程中始终都会在某个方面受制于他国，在国际秩序中很难获得真正发展壮大的机会，在国家治理中始终缺乏发展的主动权。坚持独立自主是“中国之治”的重要经验，自主性是贯穿于“中国之治”历史进程的鲜明特征。“中国之治”的自主性具有特定内涵，指的是“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做主张、自己来处理”776。自主性具体体现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理论层面的自主性体现为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