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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变俗
天演
译述
及其
世界观
转型
“由道变俗”与“道通为一”严复的“天演”译述及其世界观转型段 炼(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长沙)摘 要:从 世纪末至 世纪初,严复以其深具洞见的论述以及对一系列西方学术经典的翻译,促成“天演”世界观在近代中国的形塑。在这一世界观的影响下,清末民初的读书人逐渐接受“公理”“公例”“公法”等西方科学定律与政治法则。“天演”世界观由此呈现出“由道变俗”的世俗化价值取向。然而,严复的思想摆荡于中西之间,既接受多种“道”并存的历史现实,又高度认可中西学理的“道通为一”。因此,严复对于“天演”世界观的探索,无法简单概括为“寻求富强”的世俗努力和对于西方科学理性的全盘接纳。在“由道变俗”与“道通为一”的思想张力背后,是严复对于“超越富强”之“道”的深沉追寻。关键词:“天演”世界观;严复;超越;世俗化;“道通为一”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世纪中叶以来,面对西力东渐,清王朝所遭遇的接连溃败,让这一时期的士人面临普遍的思想危机。对于严复而言,他在 世纪末期的思考,聚焦于因“世变之亟”而让他反复致意的一个主题:“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为回应迫切的时代挑战,严复最为卓越的思想贡献,是通过翻译这一“跨语际实践”(),将西方近代的知识谱系引入晚清思想界,进而为近代中国的制度变革、文化转型与国民形塑,提供了一个建立在进化论和现代科学方法之上的新世界观。学界关于严复其人及其思想(尤其以译著天演论为中心)的研究成果蔚为大观。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尝试从晚清时期严复所面对的“今之道,无变今之俗”的思想危机出发,描述并分析其如何通过西学阅读、翻译以及古籍批注等跨越中西文明的知识生产方式,反省并探索近代中国世界观的重构,即如何因应近代中国“道”的转化。一、求道:“格物致知之学,寻常日用皆寓至理”严复对于世界观转型议题的反省与探索,与其早年的学思历程密切相连。岁时,严复进入马“世变之亟”一语,出自 年 月 日严复发表于天津直报的论世变之亟一文,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 年版,第 页。“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一语,在严复的论述及信札之中多次出现,已经成为他多年来深思熟虑之后的一种惯常表述。如李泽厚:论严复,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 年版;,:Y :,;,:,;汪晖:严复的三个世界,学人 年第 辑;吴展良:严复天演论作意与内涵新诠,台大历史学报 年第 期;吴展良:中西最高学理的绾合与冲突:严复“道通为一”说论析,台大文史哲学报 年第 期;王汎森:近代中国的线性历史观 以社会进化论为中心的讨论,新史学 年第 卷第 期;许纪霖:现代性的歧路:清末民初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史学月刊 年第 期;黄克武:何谓天演?严复“天演之学”的内涵与意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年第 期,年 月,等。江学堂学习海军 “所习者为英文、算术、几何、代数、解析几何、割锥、平三角、弧三角、代积微、动静重学、水重学、电磁学、光学、音学、热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术”。年 月,当严复与同学们从马江学堂毕业时,他们在写给英文教习嘉乐尔的信中谈及两点:一是“西方国家教育原理,源自希腊,希腊人的这些原理是从中国输入的”;二是“古时中国对于礼、智的原则会适中运用,但几不注意西方国家所高度推崇的实用原则”。无论前者对于“西学中源”的表述是否确切,也无论后者对于西学“实用原则”的揄扬是否允当,至少可以断定,时年不到 岁的严复,已经开始密切关注中西文明之中的一系列本源性议题。这使得他较之同时期的诸多读书人如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更早也更为系统地了解近代西方的知识谱系与世界观。此后,在长达近 年的军旅生涯 包括国内海军生活()、英国海军大学留学岁月()以及归国后任教北洋水师学堂()之中,严复得以通过一个“内在参与者”的身份,探索泰西诸国实现富强的秘密,体悟全球殖民竞争态势之下清政府屡遭挫败的根本原因。在这一时期,严复的学术志趣超越了军事战术、炮台建筑、国际法律等海军学堂的实务研究,转而关切人文学者才深感兴趣的政治、道德、人性等形而上的思想议题。通过广泛思索“中西学术政制之异同”,严复业已洞悉“格物致知之学,寻常日用皆寓至理。深求其故,而知其用之无穷,其微妙处不可端倪,而其理实共喻也”。从此,严复展开对于西方科学公理、公例不懈追求以及对于中国之“道”的执着反省,并由此探寻激烈冲突之下中西文明的辩证关系。光绪五年(),严复归国并就任福州马江船政学堂,翌年调往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总教习(教务长)。然而,就在严复“自叹身游宦海,不能与人竞进热场”之时,初读英国哲学家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即 年出版的 g),却让他体会到此中真意。年,他以群学肄言为题翻译出版此书时写道:“其书实兼大学中庸精义,而出之以翔实,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矣。”儒家经典(尤其是重视知识传统的程朱理学)话语与斯宾塞“群学”论述之间的契合与关联,让严复得以反省自身“独往偏至”而不能会通中西的思想局限,从而激发“企图融通中西与一切宇宙人生之理的努力,表现了一种典型的求道性格”。面对中国在甲午海战之中的溃败,严复对于传统世界观的批判认知与深沉忧虑大大加深。年 月,他在给儿子严璩的书信中写道:“中国今日之事,正坐平日学问之非,与士大夫心术之坏,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管、葛复生,亦无能为力也。”他强调学问之“真”与心术之“正”,才是“治国明民之道”的根基。这一论述贯彻的仍是士大夫通过格物致知与诚意正心,进而实现“治平之道”的儒学主张。另一方面,“今之道,无变今之俗”的判断,表明严复已经意识到,儒家世界观与知识体系不足以应付严峻的局势 即便管仲、诸葛亮这样深合儒家“圣王之道”的经世之才,面对今时今世亦无力回天。在这封信中,他有如下“夫子自道”:“我近来因不与外事,得有时日多看西书,觉世间惟有此种是真实事业,必通之而后有以知天地之所以位、万物之所以化育,而治国明民之道,皆舍之莫由。”至此,严复在中西文明冲突之中竭力“以通求道”的态度已经相当清晰。他认为东西文明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其实彼此相通,可惜中国学术末流“徇高论而远事情,尚气矜而忘实祸”。与此相反,安徽史学 年第 期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严复集,第 页。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八),上海书店 年版,第 页。郭嵩焘:伦敦巴黎日记,岳麓书社 年版,第 页。严复:与张元济书,严复集,第 页。严复:群学肄言译余赘语,严复集,第 页。吴展良:严复早期的求道之旅 兼论传统学术性格与思维方式的继承与转化,台大历史学报 年第 期。严复:与长子严璩书,严复集,第 页。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第 页。西学的特征恰恰在于“驯实”且自成周密系统,“及其既通,则八面受敌,无施不可”。这又恰恰暗合传统儒家通过“格物致知”达到“修齐治平”、通过“治学”达到“治政”这一“圣王之道”的路径认知。因此,在严复的思想世界之中,西学已经超越传统知识谱系与价值系统,成为形塑新世界观过程中值得追求的一份“真实事业”。二、问道:“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年 月至 月,严复在天津直报上相继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亡决论等多篇文章。在这一系列重要论述之中,对于“传统之道”的忧虑以及对于“因应之道”的追问,共同构成了他思考近代中国“由道变俗”的问题以及重构世界观的起点。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此前一年(年),赫胥黎所著 (进化与伦理)刚刚在英国出版。从 年开始,严复即着手翻译此书,并于 年推出风行全国的中译本天演论。天津直报系列论文的运思与几乎同时进行的天演论翻译,共同形塑了严复独具个性的思维特质、学理形态与表述方式。严复注意到,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来看,历代中原王朝与周边异族的抗衡,无论前者的“有法”(文教秩序)还是后者的“无法”(游牧骑射),最终均归结为儒家政教秩序的一统天下。然而,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所面对的泰西诸国,却与往日之周边异族不可同日而语 “彼西洋者,无法与法并用而皆有以胜我者也”:“自其自由平等观之,则捐忌讳,去烦苛,决壅敝,人人得以行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者,是无法之胜也。自其官工商贾章程明备观之,则人知其职,不督而办,事至纤悉,莫不备举,进退作息,未或失节,无间远迩,朝令夕改,而人不以为烦,则是以有法胜也。”“无法与法皆有以胜我”,意味着中国的对手方不但主宰了这一“世变”,而且通过中西之间的全面对抗,足以确证西洋诸国在国民素质与政治制度方面远超中国。因此,严复指出:“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严复这一系列判断与描述,瓦解了儒家先贤的神圣形象与儒家经典应对“世变”的有效性。同时,这些文字也反向呈现出超越中国人想象之外的西方文明新形象,带给中国朝野各界巨大震撼。面对中西双方在对照中呈现的巨大落差,严复认为,西方富强的“命脉”,不在于当日中国醉心洋务之人士所声称的“善会计”或是“擅机巧”,也不完全等同于“汽机兵械”与“天算格致”,而在于“业无论兵、农、工、商,治无论家、国、天下,蔑一事焉不资于学。锡彭塞(斯宾塞)劝学篇尝言之矣。继今以往,将皆视物理之明昧,为人事之废兴”。与此相反,中国“四千年文物,九万里中原,所以至于斯极者,其教化学术非也”。在严复看来,西方列强船坚炮利与殖民扩张的背后,贯穿的是精深务实的学术体系与严谨系统的科学公理。因此,学术教化而非技术至上的新世界观,才是西方富强的根基。由此出发,西方列强走向富强之“道”乃是“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这一理解,直接构成严复对于 世纪 年代以来洋务运动的批判与省思。他不惜笔墨,进一步阐述何谓西人之“学”:夫西学亦人事耳,非鬼神之事也。既为人事,则无论智愚之民,其日用常行,皆有以暗合道妙;其仰观俯察,亦皆宜略见端倪。第不知即物穷理,则由之而不知其道;不求至乎其极,则知矣而不得其通。语焉不详,择焉不精,散见错出,皆非成体之学而已矣。今夫学之为言,探赜索隐,合异离同,道通为一之事也。是故西人举一端而号之曰“学”者,至不苟之事也。必其部居群分,层累枝叶,确乎可证,涣然大同,无一语游移,无一事违反;藏之于心则成理,施之于事则为术;首尾赅备,因应厘然,夫而后得谓之为“学”。“由道变俗”与“道通为一”严复:原强,严复集,第 页。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页。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第、页。其中,“第不知即物穷理,则由之而不知其道;不求至乎其极,则知矣而不得其通”一语,最能看出严复对于西方文明的深刻理解。他在另一处的表述则更明确:“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其所验也贵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其究极也,必道通为一,左右逢原(源),故高明”。显然,在严复心目中,西方“理法”的正当性,不再源自超越价值与圣人垂训,而是源自通过归纳与演绎的分析方法,最终形成的可供证伪的科学体系。换言之,通过“即物穷理”(学术行为),才能明白何为西方之“道”。另一方面,将“即物穷理”推向极致,西方“日用常行”的人事(政治)也可以如中国儒家传统一样,实现“暗合道妙”的“极高明”(中庸)的境界 此即严复津津乐道的“道通为一,左右逢源”。三、证道:“天行人治,同归天演”的世界观随着严复所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在 年出版并风行全国,世纪末至 世纪的中国,逐渐进入由“天演论”所主导的“物竞天择至剧至烈之时”。以“自强保种”为核心的民族主义和鼓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竞争观念,开始成为影响近代中国人的核心理念。严复明确指出,当前全球范围的数千年未有之巨变,是包括中国圣人在内也“无所为力”且无法自外的“运会”,故中国只能在“运会”中适应求存而无从逃避。从此,对于“道”的“变”与“不变”的重新理解,开始形塑严复对于“天演”世界观的阐释:然则,天变地变,所不变者,独道而已。虽然,道固有其不变者,又非俗儒之所谓道也。请言不变之道:有实而无夫处者宇,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三角所区,必齐两矩;五点布位,定一割锥,此自无始来不变者也。两间内质,无有成亏;六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