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在场”视域下藏传佛教寺院的汉传伎乐供养_孙云.pdf

109 在佛教文化的发展历史中，帝王赐予佛教领袖、僧官、高僧大德“伎乐供养”实为重要传统，从汉传佛教到藏传佛教皆有相关的文献记载，由于汉传与藏传不同的历史渊源，其伎乐供养也应该呈现出汉、藏不同的音乐形态特征。但是从当下的寺院遗存来看，藏传佛教寺院里却出现了“汉传音乐”，比如北京的雍和宫，五台山菩萨顶、镇海寺，甘肃的拉卜楞寺，青海的塔尔寺，西藏的楚布寺等皆有“笙、管、笛、唢呐的音乐供养”，如此现象，值得关注，但是目前涉及的相关研究并不多见。田联韬藏传佛教寺院的汉传佛教音乐揭示出甘肃拉卜楞寺的道得尔音乐、青海塔尔寺的花架音乐、西藏楚布寺的甲瑞居楚乐、青海当卡寺的加若乐、北京雍和宫的佛乐皆为汉传音乐。包 达尔汗蒙古地区藏传佛教器乐“经箱乐”初释，和佳庚、吴学源 中甸县藏传佛教音乐考查分别针对蒙古、云南地区存在的藏传佛教寺院笙管笛音乐进行了分析研究，揭示出当地藏传佛教寺院里汉传笙管笛音乐的大量存在。格桑曲杰西藏佛教寺院音乐中的汉地器乐形摘 要：丝竹杂技皆有旨给，皇寺、官寺、大寺以及佛教领袖、僧官、高僧大德的国家伎乐供养古即有之，从汉传到藏传皆是如此。元明清三代将藏传佛教僧官的封赏推崇到极致，不论是仪仗、鼓吹皆有配享，既享有世俗官员的品秩，又享有佛教领袖的特权，其政教合一的双重身份导致了汉传伎乐供养在藏传寺院的遗存。关键词：国家在场；藏传佛教；汉传音乐；甲林；笙管笛中图分类号：J6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9923（2023）02-0109-11收稿日期：2022-06-02 DOI：10.13812/11-1379/j.2023.02.012作者简介：孙 云（1974），女，汉族，博士，忻州师范学院音乐系教授，硕士生导师。式楚布寺甲瑞居楚乐（汉乐十六种）指出：甲瑞居楚乐所使用的乐器、演奏形式、音调风格等无不显出中原汉族器乐音乐的特点，体现出中原汉族地区佛教寺院吹打乐和民间鼓吹乐对楚布寺寺院宗教音乐的影响而且体现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西藏噶玛噶举教派与明朝廷、清朝廷之间在历史上的特殊的宗教、政治关系和文化艺术方面的交往，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噶玛噶举教派形成与历史上政治、宗教关系沿革的缩影。从既往研究可以看出，藏传佛教寺院里所存在的汉传音乐实为一种客观遗存，但是相关研究更多地关注了这一表象存在，对其背后产生的原因分析很少。格桑曲杰所分析的西藏与明清朝廷之间的政治、宗教关系带给我们重要启示。孙 云“国家在场”视域下藏传佛教寺院的汉传伎乐供养田联韬：藏传佛教寺院的汉传佛教音乐，民族艺术研究，2014年，第3期，第2331页。包达尔汗：蒙古地区藏传佛教器乐“经箱乐”初释，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第137140页。和佳庚、吴学源：中甸县藏传佛教音乐考查，民族艺术研究，1992年，第3期，第3946页。格桑曲杰：西藏佛教寺院音乐中的汉地器乐形式楚布寺甲瑞居楚乐（汉乐十六种），西藏艺术研究，2009年，第1期，第4255页。110 中国音乐（双月刊）2023 年第 2 期藏传佛教寺院之所以会有汉传音乐的存在，不仅仅是汉藏文化的自然传播交流，而且是古代帝王对藏传佛教、番僧的礼遇优待相关，这种礼遇具有历史的传承性特征，上行下效，以皇帝为代表的“国家”与佛教建立一种稳固的“供施关系”，国家成为佛教最强有力的“檀越主”，皇寺、官寺、大寺成为国家法事活动实施的重要场域，佛教领袖、活佛、高僧大德一切供养皆为国家供给，这是当下藏传佛教寺院中存在汉传音乐供养的重要原因。一、国家伎乐供养的历史渊源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用最美好的音乐奉献给佛、菩萨实为佛教之重要的供养传统，并且与中国古老的礼乐文化、祭祈文化融合发展，形成了具有佛教色彩的供养文化传统，供养的地点从皇寺、官寺拓展到佛教领袖、僧官驻锡地，供养对象也从佛、菩萨等诸神拓展至佛教领袖、僧官、高僧大德等。（一）皇寺、官寺、大寺的国家供养佛教传入初期，在伎乐供养还未被深入理解之时，“佛”就被当作神来祭祀，桓帝把佛教与黄老道同等奉祀，用郊天乐。后汉书 祭祀志：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仙事，延熹八年，初使中常侍之陈国苦县祠老子；九年，亲祠老子于濯龙设华盖之坐，用郊天乐也。至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发展迎来了第一个繁盛时期，“丝竹杂技皆有旨给”非常形象地揭示出当时寺院的供养情景。洛阳伽蓝记载：石桥南道有景兴尼寺，亦阉官等所共立也像出之日，常诏羽林一百人举此像，丝竹杂伎皆由旨给。景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四月七日京师诸像皆来此寺，尚书祠曹录像，凡有一千余躯，至八日节，以次入宣阳门，向阊阖宫前，受皇帝散花梵乐法音，聒动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比。景乐寺，太傅清河文献王怿所立也，怿是孝文皇帝之子至于大斋，常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丝管寥亮，谐妙入神后汝南王悦复修之，悦是文献之弟，召诸音乐逞伎寺内。上述三所寺院的建立者分别为阉官、皇帝、皇子等，实为名副其实的官寺、皇寺，“丝竹杂伎皆有旨给”揭示出“国家在场”下伎乐供养的鲜活场景，隋唐亦是如此。法苑珠林：“若是国家大寺，如似长安西明、慈恩等寺，除口分地外，别有敕赐田庄，所有供给并是国家供养，所以每年送盆献供种种杂物，及举盆音乐人等，并有送盆官人。”唐长安西明寺塔碑：“遂赐田园百顷，净人百房，车五十两，绢布二千匹，征海内大德高僧幡幢之阴，周四十里，伎乐之响，震三千界。”慈恩寺、西明寺分别是为追念皇太后以及太子病愈而设立，唐太宗与唐高宗敕令而建，是不折不扣的皇家寺院，玄奘先后充任两寺上座，不论是落成还是送寺碑都有专门的音乐供养，皆出自皇家与官府，彰显出“国家在场”的印记。册府元龟载：“天成三年九月九日应圣节，召两街僧道谈经于崇元殿，宰相进寿酒，百官行香，修斋于相国寺，宣教坊乐及左右厢以宴乐之乾祐三年三月丙午汉隐帝嘉庆节群臣入相国寺斋，赐教坊乐。”大相国寺是在北齐建国寺的基础上构建形成，712年唐睿宗为庆贺其由相王登基而赐名宋 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188页。北魏杨衒之著，周振甫译注：洛阳伽蓝记，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63；101；31页。苏渊雷、高振农选辑：佛藏要籍选刊（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481页。苏頲：唐长安西明寺塔碑，载 全唐文（卷二五 七），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597页。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2325页。111 孙 云：“国家在场”视域下藏传佛教寺院的汉传伎乐供养“大相国寺”，北宋时期，受到皇家尊崇，多次扩建，成为当时京城最大的寺院和佛教活动中心，祭祀求雨、帝后祝寿等国家大典甚为频繁。至明代，皇家寺院主要集中在南京与北京，南京的灵谷寺、报恩寺、天界寺皆为皇家寺院，被誉为金陵三大佛寺。其中灵谷寺始建南朝梁天监十四年，元朝及明朝初年时被称作蒋山寺，自洪武元年至洪武五年，此地每年都会举行超度法会，敕太常谐协歌舞之节。洪武五年壬子春，即蒋山寺建广荐法会，命四方名德沙门，先点校藏经，命宗泐撰献佛乐章。既成进呈，御署曲名，曰善世，曰昭信，曰 延慈，曰 法喜，曰 禅悦，曰 遍应，曰 妙济，曰 善成，凡八章。敕太常谐协歌舞之节，用之，着为定制。上述文献中涉及的皇寺、官寺、大寺仅仅是历史长河中很少的一部分，帝王敕建的寺院还有很多，透过这些文献的描述，我们可以发现有很多国之大典皆在寺院举行，充分揭示出帝王信仰、国家意志、国家仪式在寺院这种特殊场域中的诉求，而典礼仪式中的伎乐供养实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民康老师指出：由元明到清末，皇朝都城主要集中在北方地区，皇权、政权对僧权、寺权的影响很大，一定程度促进、保护了以携带乐器伴奏为显著特征的北派佛教声韵及佛教器乐的传承和发展由于皇家寺院和宦官寺院遍布各地，其特殊的社会和阶层属性、结构组织和功能特征寺院音乐传统乃至古代城市社会的整个文化产生 了重要的影响。历经社会变迁，这些曾经被帝王恩宠过的寺院供养音乐多数仅留存在历史文献中，但也有一些传承到了今天，比如开封大相国寺，北京智化寺，五台山大菩萨顶、镇海寺，以及一些藏传佛教达赖喇嘛驻锡的寺院等等，无不彰显出国家在场下寺院作为国之大典场域的重要意义。（二）佛教领袖、僧官、高僧大德的国家供养佛告阿难：天下有四种人应起塔，香、花、缯盖、伎乐供养。何等为四？一者如来，应得起塔，二者辟支佛，三者声闻人，四者转轮王。阿难，此四种人应得起塔，香华缯盖伎乐供养。上述文献揭示出符合伎乐供养对象的四种标准，除了佛祖之外，还有修行级别较高证得果位之人（辟支佛、声闻人、转轮王）。类比，在中国的礼乐制度中也有这样的规定，从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皆有不同的用乐规定。因此，当佛教进入中国，伎乐供养和中国的礼乐制度融合发展，形成了佛教领袖、高僧大德、喇嘛活佛的伎乐供养传统。广清凉传载：朔州大云寺惠云禅师，德行崇峻，明帝礼重，召请为此寺尚座。音乐一部，工技百人，箫笛箜篌，琵琶筝瑟，吹螺振鼓，百戏喧阗，舞袖云飞，歌梁尘起，随时供养，系日穷年。高僧传卷 第八记载：“是为明帝，仍敕瑾使为天下僧主，给法伎 一部，亲信二 十 人，月给钱三万，冬夏四时赐并车舆吏力，凡诸外镇皆敕与。”上述文献是经常被引用的案例，是南北朝时期帝王敕赐高僧大德与僧官音乐供养的有力佐证，唐朝依然如此，高僧玄奘法师被迎请进慈恩寺，充任上座，帝王为其举行了盛大的典礼仪式，送僧、送佛像于寺内。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以玄奘为慈恩寺上座十二月戊辰，又敕太常卿江夏王道宗将九部乐，万年令宋行质、长明 宋濂：护法录卷五，载 大藏经补编（第28册），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118页。杨民康：论佛教丛林制度与佛教音乐风格区的相互关系，艺术百家，2011年，第4期，第124126页。后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长阿含经，载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第1页。宋延一：广清凉传，载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1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第1,101页。梁 慧皎撰：高僧传，载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第322页。112 中国音乐（双月刊）2023 年第 2 期安令裴方彦各率县内音声，及诸寺幢帐，并使豫极庄严，己巳，旦集安福门街，迎像送僧入大慈恩寺太常九部乐挟两边，二县音声继其后中书褚令执香炉引入，安置殿内，奏九部乐、破阵舞 及诸戏于庭前，讫而还。太常九部乐、二县音声、破阵舞，这些官方层面的音乐典礼仪式，既是对慈恩寺的国家供养，也是帝王对高僧玄奘的礼遇，与世俗之官品待遇有相通之处。资治通鉴记载：胡僧不空，官至卿监，爵为国公，出入禁闼，势移权贵，京畿良田美利多归僧寺，敕天下无得棰曳僧尼，造金阁寺于五台山，忻州五台县有五台山，释氏相传以为文殊道场，铸铜涂金为瓦，所费钜亿。高僧不空官至卿监，爵为国公，在唐代，国公堪比郡王，位从一品，一品官员按照当时的制度均有相应的礼乐配备。明集礼载：卤簿鼓吹，唐制一品二品丧备本品卤簿，五品以上灵车动，鼓吹振作而行，六品以下无鼓吹，宋制二品以上设卤簿鼓吹仪，三品止陈卤簿，无鼓吹。三品以上有本品鼓吹彰显出官阶的不同，这是以制度的形式彰显的国家行为，不空虽是和尚，但官至国公，享用世俗官员的待遇，玄奘如此，不空如此，义净亦是如此，宋高僧传：唐京兆大荐福寺义净传：经二十五年历三十余国，以天后证圣元年乙未仲夏还至河洛，得梵本经律论近四百部，合五十万颂，金刚座真容一铺，舍利三百粒。天后亲迎于 上东门外，诸寺缁伍具幡盖歌乐前导。唐代高僧义净著有 南海寄归内法传与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并首传印度拼音之法，与鸠摩罗什、真谛、玄奘被称为四大译经家，武则天亲自接见，礼乐供养。宋高僧传志通传：“晋凤翔府法门寺志通传以天福四年己亥岁，天王锡命于吴越，遂附海舰达浙中，时文穆王钱氏奉朝廷之故，具威仪乐部迎通入府庭供养，于真身塔寺安置，施赉丰腆。”如是观之，历代高僧在帝王的礼遇中，除了物质上的供养之外，音乐供养也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世俗的礼乐文化传统中来分析，他秉承了中国古老的礼乐制度，从帝王到诸侯士大夫都有相应的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