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端锁定”还是“协同发展...沿线国家产品结构升级的考察_刘灿雷.pdf

南 开 经 济 研 究 NANKAI ECONOMIC STUDIES2022 年 第 12 期 No.12 2022 DOI:10.14116/j.nkes.2022.12.008 133 “低端锁定”还是“协同发展”？关于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产品结构升级的考察 刘灿雷 张 静 李计广 摘 要：“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双边经贸领域，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是否促进了沿线国家的产品结构升级，事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持续响应战略合作及能否深度推进双边经贸关系。本文利用19982018 年的双边贸易数据，基于国际生产分工协同发展的视角和合成工具变量方法，实证检验我国产品结构升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本文研究表明，在国际生产分工格局的结构升级方面，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并不存在消极的“低端锁定”，而是产生了助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品结构升级的“协同发展”作用，具有较强的需求互补效应和供应链效应。本文研究对于优化“一带一路”倡议对外传播和深度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具有重要的启示，也是对所谓“中国出口冲击”相关研究的回应。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贸易冲击；产品结构；协同发展 一、引言和文献综述 “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和顺利推进离不开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而深度挖掘我国与沿线各国之间的互利互惠机遇，推动沿线国家之间经贸伙伴关系发展升级，促进地区经济繁荣稳定，是沿线国家持续响应战略合作和深度推进“一带一路”经贸关系的重要前提。“一带一路”倡议自正式提出后，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切和热烈讨论，世界各国的媒体、学术界和智库机构，从不同视角围绕“一带一路”倡议的意图、内涵、影响、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发展前景等议题，发表了一系列独特的见解，欢迎与赞许有之，疑虑与曲解亦有之(贺方彬，2017)。在双边经贸领域的域外媒体报道方面，一部分观点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将为我国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打开新窗口，推动双边经贸规模快速扩大，促进沿线 刘灿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国际经济研究院(邮编：100029)，E-mail：canlei_liu ；张 静(通讯作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邮编：100029)，E-mail：zh_jing19 ；李计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邮编：100029)、广西大学中国边疆经济研究院(邮编：530004)，E-mail：。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9ZDA06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1803016)、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惠园优秀青年学者”资助项目(19YQ04)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资助。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刘灿雷、张 静、李计广：“低端锁定”还是“协同发展”？关于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品结构升级的考察 134 国家的经济发展，改善沿线居民的福利水平(贺方彬，2017)；另一部分观点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经济的自我救赎，目的在于解决我国国内的产能过剩、结构调整和增长模式转型问题，沿线国家可能会沦为我国产品的倾销地(马建英，2015；玥潘和常小竹，2017)。在双边经贸领域的智库研究方面，美国和欧盟的智库研究起源早且数量多，其政策研究的国际影响力大。总体而言，欧盟机构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评价较为积极，认为其有助于提升沿线国家的联通度、增加贸易规模和释放发展潜力，但也担忧其对现有贸易格局和国家间利益分配问题的影响(王振玲，2019)。相比较而言，美国智库机构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消极评价较多，将“一带一路”倡议简单地视为我国刺激国内经济发展和拓展我国商品和服务业出口的政策工具，曲解了“共商共建共享”的核心理念(田赐，2020)。聚焦双边经贸领域的学术研究，现有研究关注较多的内容包括：第一，“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及沿线国家的贸易和投资效应。李兵和颜晓晨(2018)研究指出，相较于世界其他地区而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受恐怖袭击的负面影响更小，从公共安全方面论证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基础。孙楚仁等(2017)、李小帆和蒋灵多(2020)指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提振了我国的出口贸易，尤其提高了中西部地区与沿线国家的对外开放程度。吕越等(2019)则采用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数据验证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外投资促进效应。此外，Baniya 等(2020)和 Chen 等(2020)分别利用跨境双边贸易和投资数据研究指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设施投资缩短了沿线国家间的贸易时间和成本，拓宽了跨境投资的空间分布，在促进沿线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和投资方面同样产生了积极作用。第二，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融合和协同发展效应。李敬等(2017)运用网络分析方法(Network Analysis)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贸易关系日趋增强，贸易网络密度增加，贸易集中化趋势明显，贸易竞争加剧，但贸易互补大于贸易竞争。王恕立和吴楚豪(2018)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 14 个国家的产业互补性大于竞争性，且具有较高的产业关联度。姚星等(2019)从社会网络视角分析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融合程度，同样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产业融合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升，产业融合互动的经济圈不断发展壮大。第三，“中国冲击”(China Shock)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近年来，国际学术界涌现了一批针对我国出口高速增长现象的研究。这些研究认为，我国大规模出口扩张是美国制造业就业大幅下滑的重要因素，并将我国出口冲击的影响从劳动市场进一步延伸至婚姻、生育、家庭等社会问题领域，并曲解为“中国综合征”或“中国冲击”(China Shock)(Autor 等，2013；2014；2016；Acemoglu等，2016；Pierce 和 Schott，2016a；2020；Che 等，2016；Keller 和 Utar，2018)。在此背景下，Bastos(2020)考察了我国进出口贸易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绩效的影响，发现来自中国的进口需求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来自中国的出口冲击产生了明显的竞争效应。综合以上研究可知，虽然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规模和产业融合在不断发展，在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经贸领域的域外媒体和智库研究方面仍 南 开 经 济 研 究 NANKAI ECONOMIC STUDIES2022 年 第 12 期 No.12 2022 135 存在相当程度的曲解与疑惑，而关于“中国冲击”的系列学术研究会进一步增强沿线国家对其同我国深化双边经贸关系的前景担忧，如沿线国家的国际分工是否会陷入产业融合中的“低端锁定”等。在上述文献的研究基础上，本文基于国际生产分工协同发展的视角，考察我国产品结构升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为深度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优化“一带一路”倡议对外传播和驳斥“中国冲击”的负面结论提供严谨的政策依据和学术研究。二、背景事实与数据说明（一）背景事实 图 1 绘制了“一带一路”沿线 65 个国家对中国的进出口规模。统计数据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我国的进出口规模呈现长期的增长趋势。在进口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从我国的进口额自 1998 年的 262 亿美元，增长到 2018 年的 7257 亿美元，增长了 26.7 倍；在出口方面，其对我国的出口额从 1998 年的 211 亿美元，增长 图 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的进出口贸易 数据来源：CEPII-BACI 数据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具体名录见附录 2，读者可扫描本文首页二维码，获取电子版附录。刘灿雷、张 静、李计广：“低端锁定”还是“协同发展”？关于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品结构升级的考察 136 到 2018 年的 4787 亿美元，增长了 21.7 倍。从出口份额来看，我国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目的国占其总出口的比重，从 1998 年的 2.7%增长到 2018 年的 10.2%，跃升为其第一大出口目的国；从进口份额来看，我国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口来源国占其总进口的比重，从 1998 年的 3.3%增长到 2018 年的 15.8%，同样跃升为其第一大进口来源国。整体而言，我国已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规模最大的贸易伙伴。然而，随着双边经贸关系的持续发展，以及部分境外媒体、智库和学术研究的负面报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尤其是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对自身经济的长期发展问题产生了部分担忧和疑惑，即持续深化同中国的双边经贸关系是否会受到中国产品的出口冲击，从而陷入国际分工中“低端锁定”的不利地位。换句话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经贸关系从长期来看，到底是产生了“低端锁定”效应还是“协同发展”效应。本文接下来首先基于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品结构的演变态势进行统计分析。图 2 绘制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在出口产品结构方面，沿线国家对全球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长期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但自 2014 年以来表现出一定的下降趋势与波动。相比较而言，自 2007 年以来，沿线国家对我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呈现持续攀升的发展趋势，这表明我国市场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图 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 数据来源：CEPII-BACI 数据库。南 开 经 济 研 究 NANKAI ECONOMIC STUDIES2022 年 第 12 期 No.12 2022 137 产品结构升级的需求驱动因素。在进口产品结构方面，沿线国家从全球进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呈现在区间内小幅波动的趋势，但从我国进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在不断上升，已高于全球整体水平，表明我国的产品结构升级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了更多高技术复杂度产品。上述统计事实初步表明，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在双边贸易规模持续增长的背景下，沿线国家的产品结构升级与我国的产品结构升级存在明显的“协同发展”效应，且并未显现“低端锁定”的演变趋势。（二）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 CEPII-BACI 的跨国双边贸易数据，该数据是 CEPII 以联合国统计司 UN Comtrade 数据库为基础整理而来，提供了 19982018年全球 200 多个国家 HS6 分位的双边贸易数据，包括进出口国、目的国、贸易金额和数量。二是 HS6 分位的产品技术复杂度，由 CEPII 提供的 1997 年的产品技术复杂度，用以构建 HS4 分位的产品结构升级指标。三、计量模型与识别策略 （一）计量模型 本文利用 HS6 分位的产品进出口数据和产品技术复杂度标准，测算 HS4 分位(界定为产业)的产品结构，据此考察我国的产品结构升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影响。具体的回归估计模型设定如下：12lnlnlncitcitcitctcicitycexupcimupcontrol=+(1)其中，下标 c、i、t 分别表示国家、产业(HS4)和年份。被解释变量是lncity，表示“一带一路”沿线 c 国家 i 产业 t 年的出口产品结构。在国家-行业-年份维度上，存在出口额或进口额为 0 的情形，为保留 0 值，我们采用 Liu 和 Ma(2020)的做法，对变量加 1后再取对数。因此，被解释变量的具体表达式为：lnln(1)citcityY=+(2)1997cptcitpp icitexYprodyex=(3)其中，下标 p 表示产品(HS6)，cptex是“一带一路”沿线 c 国家 p 产品在 t 年的出口额，citex是“一带一路”沿线 c 国家 i 产业 t 年的出口额，1997pprody是 p 产品 1997 年标准的产品技术复杂度。核心解释变量是lncitcexup和lncitcimup，分别表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 c 国家 i 产业 t 年的出口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