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乡”经验书写与离散的本...度——重读陈河小说《布偶》_周启星.pdf

华文文学2023.1.（总第 168 期）作者单位：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华人离散文学，一直以来偏重于以离散者的视角，书写移居经历、移民生活，即便是以离散之后的眼光回望故国，也往往习惯于以跨文化的视角，来重新审视我们所熟知的国族历史。然而，在整个华人离散历程中，有一种割舍不去的经验，既内嵌于、又游离于离散事实，既被裹挟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之内，又阶段性地与官方话语相颉颃，那就是近一个世纪以来，始终处于华人离散文学视野边缘的“侨乡”经验。“侨乡”经验是近代中国走向“现代”的一道沟壑，却也是一条通路，它代表着中国民间沿海的小部分群体，由被动到主动、或非法或合法，走向现代世界的逶迤摸索，也包含着政治翻覆的时代里，游走在体制边缘的一类族群，隐秘而畸形的生态。在“侨乡”相关的社会学研究中，广东四邑、台山、潮州，福建泉州、厦门等地的成果较多，对于作为清末较早开埠的侨乡之一温州，关注度相对较低。温州开埠始于 1876 年 中英烟台条约的签订，开埠以来，温州共出现了三次移民海外的高潮，分别是上世纪初，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和改革开放以后。温州人素以“其货纤靡，其人善贾，其诵读弦歌近乎邹鲁”闻名。与其他侨乡相似，长期的海外交往改变了温州侨乡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借助“姻亲关系”和“雇佣关系”，海外温州侨民和国内的侨眷编织起了一张社会关系网络，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侨汇资本、劳动力、国内外产业链条，同时也构建起了区别于国内其他（无海外关系）民众的社会圈层和内在秩序。陈河的 布偶 是目前华人离散文学中，极为少见的正面、集中书写“侨乡”经验的作品。布偶以作家本人青年时期的亲身经历为蓝本，书写了上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初，隐蔽在当代中国历史外沿，被宏观历史叙述所忽略的温州特殊社会圈层华侨、归侨和侨眷的一段秘辛。耐人寻味的是，陈河关注到了近代西方基督教传教活动与温州侨乡之间的复杂扭结，并将叙述视点聚焦于革命和“公有化”浪潮之下的侨眷群体，书写侨眷社群内外，青年一代的命运悲剧，以及这一“侨乡”经验书写与离散的本土维度重读陈河小说 布偶周启星摘要：在整个华人离散历程中，有一种割舍不去的经验，既内嵌于、又游离于离散事实，既被裹挟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之内，又阶段性地与官方话语相颉颃，那就是近一个世纪以来，始终处于华人离散文学视野边缘的“侨乡”经验。陈河的 布偶 是目前华人文学中，极为少见的正面、集中书写“侨乡”经验的作品。布偶 书写了上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初，隐蔽在当代中国历史外沿，被宏观历史叙述所忽略的浙江温州特殊社会圈层华侨、归侨和侨眷的一段秘辛。陈河关注到近代西方基督教传教活动与温州侨乡之间的复杂扭结，并将叙述视点聚焦于革命和“公有化”浪潮之下的归侨、侨眷社群，书写了这一特殊群体的悲剧命运与畸形生态。关键词：陈河；布偶；温州；“侨乡”；畸形生态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23）1-0036-0736群体在公共社会话语与内部价值观之间的伪装、观望、退守和溃败。一、侨眷社群内外的个体命运悲剧布偶 最初是陈河 1988 年创作，1989 年发表于 东海 杂志的一篇仅七八千字的短篇小说。小说以第一人称“我”为叙述视角，讲述的是 1960年代后期温州一个“教堂工厂”中，“我”没有海外关系，但凭父亲侨办主任的职权之便，进入了以厂医裴达峰为领袖的“华侨公社”（后改为“华侨纺织厂”），并与其中一名华侨子弟女工柯依丽产生了朦胧的恋情。但柯依丽已经与一位远在欧洲的华侨有了婚约，因此这段青春萌动的感情无疾而终。整篇小说以“教堂工厂”为主要叙事地点，以裴家花园里神秘而狂欢的中秋聚会为另一叙述推动力，笼罩着阴森、诡异的氛围。小说蕴含着作家对七十年代侨乡遗事的哀挽。短篇 布偶 以第一人称叙述，是以陈河本人十六七岁时（1974-1975 年间）在一家教堂纺织厂中当保全工的经历为原型的。时隔二十年，陈河重写 布偶，将一个情节简单、叙事模糊，仅有三个人物的短篇，构织成书写整个侨眷社群、多重线条、人物丰满而情节动人的长篇。时隔二十年，作家陈河从一个侨眷社群的“外来者”，到自己也成了“海外华人”。出国经商十五年之后，身份的转变，让作家对那段记忆有了不同的感受，能以更加深入的理解关照侨眷社群，使小说有了全然不同的面貌：短篇中的“我”变成了吕莫丘，限制视角改成了全知视角，叙事重心也从青年朦胧而禁忌的恋爱，转移到了侨眷个体的命运波澜，及整个社群在政治动乱时代的畸形生态。长篇 布偶 中的命运主题，主要表现为吕莫丘、柯依丽的畸恋悲剧，和裴达峰的伦理悲剧。凭借父亲侨办主任的职权，吕莫丘进入了这个“由一群归国华侨、工商界人士及他们的子弟凑钱办起来”的工厂，他像是一个闯入者，尽管有“政府”的背景，却仍然与这群“没落的贵族”格格不入。吕莫丘在上阁楼修电灯泡时，结识了纯真懵懂的少女柯依丽。在 1988 年的短篇 布偶中，“我”（即长篇中的吕莫丘）和柯依丽的感情一开始酝酿，就被裴达峰掐断。裴家花园的聚会，更让“我”明确了两个社群阶层之间的界限。而在长篇中，作者将事态扩大，让二人偷尝禁果，女主人公柯依丽怀孕，由此牵涉进两个阶层的碰撞。起初只是侨眷一方的介入：裴达峰在暗处窥视、制造袭扰，邀请吕莫丘参加裴家花园的聚会，以暗示身份的差距，柯依丽的母亲将女儿禁足在家直至生产。但效果却适得其反，柯依丽的消失让吕莫丘魂不守舍，因此摸黑去了柯家。裴达峰发现息事宁人不成，决定要借用政府的力量，“把这个外来的少年狠狠教训一顿”。柯母带着柯依丽去了政府保卫科，原本只是请“组织出面”阻断吕莫丘与柯依丽的往来，但市公安局一方的介入，却背离了母女的初衷。这件涉及华侨事务的案件被从重处理，负责“企事业内部保卫”的江处长越权拍板，将此事定性为刑事案件，性骚扰被坐实为强奸罪。在小说中，无论对于以裴达峰为首领的侨眷社群，还是代表政府的市公安局，这一事件都不仅是针对吕莫丘和柯依丽两人而言，而是被叙述为两个阶层的主事，为了维护泾渭分明的两种社群秩序，联手绞杀了这场跨越阶层壁垒的恋爱。陈河以吕莫丘在裴家花园的所见所感，说明了横亘在两个阶层之间巨大的社会差距：我干吗要来这里呢？这里是他们这些人的世界，他们和外国的城市有着密切的关联，和该死的葡萄牙里斯本有着关联。而我却是一个不相干的人。吕莫丘的感受，正是在华侨工厂工作时期的作家陈河自己的感受：“华侨在那个年代政治上虽然受到一点排斥，可经济上的优越感是显而易见的。我总是感觉到和他们有一层隔阂，我能深切地感觉到自己和他们不是一类人”。华侨以其海外关系和经济优越性，与其他社会群体存在着明显的阶层差别，而陈河以分属不同阵营的青年男女的恋爱悲剧，突出了这种差异和距离感。小说在吕莫丘和柯依丽之外，设置了另一条支线。跛足，个矮，且患有梅毒的冠良，爱上了另一个华侨子弟大美人雨燕，而雨燕已经有了才貌双全、情投意合的男朋友。在雨燕“追夺战”中，冠良利用他的海外关系（巴黎大华侨金柏松的侄子），首先得到了未来丈母娘的偏袒，又凭借从裴达峰处获得的文化资源（外国名著），以及侨眷的经济优势（最高配置的自行车），赢得了雨燕的芳心。在小说中，冠良追求雨燕节节胜利，与吕莫丘和柯依丽悲剧收场，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不同的结局，根源在于是否属于同一个社群阶层。经典重读“侨乡”经验书写与离散的本土维度37华文文学2023.1.（总第 168 期）陈河的 布偶 以两对青年的恋爱，尤其是吕莫丘和柯依丽的畸恋悲剧，揭开了一直以来被主流文学叙述所忽视的历史现实：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背景之下，社会阵营对垒不仅存在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红五类”与“黑五类”之间，还有一种次级阶层防线，圈禁在侨眷社群周围，使其与其他社会群体相阻隔。而这道防线是在特定时代下，由侨眷社群与其他官方、民间群体共同构筑起来的。小说要着力书写的命运悲剧，不仅仅发生在试图跨越阶层阻隔的青年男女身上，同样发生在侨眷社群的核心内部。裴达峰是从短篇贯穿到长篇的灵魂人物。短篇中的裴达峰只是一个带着神秘面具的“大家长”，“人们只知道他现在独身，但不知他是否结过婚，是离婚还是丧妻，他的年龄、经历、家族、个人爱好等情况人们一概不知”，而长篇中，裴达峰的身世、经历、内心被逐一揭开。通过对裴达峰这个人物的改写和充实，陈河打开了另一个书写空间，即“归侨子弟”的成长和人生，存在着由于族裔混杂、家庭破碎、国族改换、启蒙缺位等因素，所造成的创痛与不幸。裴达峰的家族有着离散海外的传统，其父辈和祖辈都是青田籍移民欧洲的华侨，靠着青田人独特的石雕手艺侨居德国。二战时期，裴启桐与一个德国女人因一段露水情缘生下了裴达峰。出生几个月后母亲就出走了，裴达峰自小被送到孤儿院，在对父母的渴望中生活了五年，唯一与母亲的关联就是藏在襁褓中的“布偶”。直到中国赢得战争，裴启桐怀着老一辈华侨衣锦还乡的观念，带着儿子回到故国隐居。一夜之间，裴达峰的姓名、语言、身份、生活同时改变，但被排斥、歧视的处境却一如既往，只是从德国保育员口中的“黄猴”，变成了青田人眼中的“番人仔”、“约克猪”。由于血统混杂带来的恶劣处境并非困扰裴达峰的最大因素，母亲的缺位在裴达峰的心灵、性格中造成了一种潜在的精神创伤，一种俄狄浦斯情结。但裴达峰的情况并非“恋母”，称之为“寻母情结”更为恰切。多少年来，裴医生一次次地追寻着这个源头，那是一段段奇怪的经历。他有时会让自己进入休眠状态，同时心里会有一只眼睛一样的东西醒着，捕捉着那深不见底的记忆深潭里的光影。在那个记忆的尽头，在无法追忆的地方，他能感到还有一个女人存在，那像是一团光芒，他就是从那里来的。那一次的出逃可能就是和他心底那团光明有关系的。婴儿时期以来母亲的缺位，使裴达峰自幼对另一种性别格外好奇。在他的潜意识中，女性的身体连接着他生命源头的秘密，最终通向他的母亲。“母亲”作为最初缺失的“源头”和“光芒”，发展成了困扰裴达峰一生的“情结”。以荣格的精神分析学来解释，这种情结，作为裴达峰的“心理因素”或“心理片段”，在某些特定的生命阶段，跳出意志的压制，扰乱了他的意识秩序，驱使他做出违背世俗伦理道德的行为，且在更深的意识层面，同化了他的“自我”，导致其人格发生“无意识的改变”。裴达峰总是注视女浴室的“磨砂玻璃窗”，观看玻璃窗上的女性身体“投影”，通过这些“投影”，在心中关联着“出生的秘密”，幻想着自己“生命的真相”。“寻母情结”在裴达峰建构自我意识的青年时期，同化了他的部分意识，形成了他人格的重要组成。“回到他最初的地方，回到母亲生产出他的地方去”，找到生命的本相，成了他迫切的心理需求。西医的人体构造学，让他以为找到了自我“拯救”的方向。他因而放弃了祖传的石雕手艺，疯狂阅读西医书籍，强迫女友让他检查身体，以非正当的途径伪装成医生到产科病房观察孕妇的下体。种种“变态”举动，是“情结”冲破意志的压制，驱遣个体做出反社会行为的表现。裴达峰的变态行为自然不为世俗所容，他被五花大绑捆起来示众。来自社会的惩罚，尽管暂时压制了，但未能彻底治愈裴达峰的“情结”。直到柯依丽的怀孕，再次激发裴达峰的“寻母情结”。裴达峰为柯依丽接生，是改写之后加入的章节。陈河将柯依丽的分娩，隐晦地书写成了裴达峰接近“母亲”的神圣仪式。房间里“紫红色的玫瑰花”、模样古怪的“布偶”，柯依丽的幻觉和想象，营造了一种神秘而诡异的氛围。从短篇布偶 中，可以得知，陈河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弗雷泽所著 金枝 里的“交感巫术”。这场巫术仪式上，浸透了产妇柯依丽鲜血的“布偶”，连通了 1939 年在德国莱茵河边的另一个产妇，裴达峰的母亲。生产让裴达峰解开了“自己出生的秘密”，却致使柯依丽难产而死，他自己也因“私设医院接生”致产妇死亡而入刑。“寻母情节”造成了裴达峰的个人悲剧。母系伦理的缺失是产生这一情结的根源所在，造成了裴达峰人格缺失，38悖反社会道德、触犯法律，酿成一尸两命的后果。而在华侨、归侨子弟中，破碎的家庭结构、缺位的启蒙教育、被主流社会忽视的边缘状态，是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尤其在十九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乃至二十世纪上半叶，华人出海务工的高峰时期，父系伦理的缺位其实更为普遍。陈河以“裴达峰”个人的歧路，揭开了侨眷子弟的精神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