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论的学术渊源——从刘师培到鲁迅_张军强.pdf

收稿日期：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重点项目“世纪文学史家对魏晋风度的现代阐释 魏晋风度 整体意义 的文学考察”（项目编号：）作者简介：张军强（），男，安徽涡阳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先秦两汉魏晋文学及美学。“魏晋风度”论的学术渊源 从刘师培到鲁迅张军强（阜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安徽 阜阳 ）摘要：清末民初的刘师培从重新肯定魏晋文学和文化地位的角度出发，由魏晋文学风格的变迁入手，在论汉魏、魏晋文学风格变迁中谈及了魏晋主要文士的人格精神，开启了近世对魏晋文士精神风貌大规模考察的先河，对后来的魏晋文学及思想文化研究者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直接启发了鲁迅对魏晋风度的理解和阐释。而鲁迅第一次以“魏晋风度”来定义魏晋文人精神的总体风貌，从而确立了魏晋风度的经典地位。关键词：刘师培；鲁迅；魏晋文学观；“魏晋风度”论；渊源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一、引言关于文学、文化作品整体意义的阐释，苏联美学家、“新审美学派”的代表人物鲍列夫在其名著 美学中指出：“伟大的形象总是多侧面的，它有着无穷的含义，这些含义只有在若干世纪中才能逐渐揭开。每个时代都在经典形象中发现新的侧面和特点，并赋予它自己的解释。”这是现代阐释学有关文学现象整体意义发现过程中具有长久性特点的概括，无数文学经典整体意义的发现和经典地位的确立，无不验证了这一论断的正确性。诗 历经 年流传，到经孔子删减凝练而成为 诗三百，再至西汉成为经典；孔雀东南飞 自汉末建安写成到北宋初年鲜有文人提及，直到明代王世贞给予“长篇之圣也”的极高赞誉，以及被王世贞誉为“长歌第一”的白居易 长恨歌 的整体意义的发现及经典地位确立，皆可以说明文学作品或者文学现象经典地位的确立，在接受史上总有重要的“第一个作者”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魏晋风度”这一经典论断的形成及其整体意义的发现，亦经历了从清末到民初、从现代到当代的赓续。其间，刘师培参照西方文学理论对魏晋文学变迁的阐发，对鲁迅的魏晋文学研究以及“魏晋风度”论的提出，有着直接的影响。二、刘师培与鲁迅：魏晋文学观的影响与被影响伴随着西方科学技术、民主观念、实证思维的传入，中国传统文化偏内敛、重道德的格局被迫转型。历经魏源等先见之士“师夷长技以制夷”引进西方的知识技术，以及康梁发动“戊戌变法”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努力进行救亡图存、改变社会的成效远远低于预期甚至失败后，一些思想开明、富有创新精神和开拓意识的先见之士，开始重新检视中国传统文化，进而建设新的文化格局，以求破解中国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的艰难处境，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找到一条救亡图存之路。在学术思想文化界，年前后，章太炎发表 訄书求变，在改变社会的实践上主张“求是”与“致用”，希望借学术来影响干预政治；年，刘师培发表 论古今学风变迁与政治之关系，直接谈论学风与政治之间的双向互动。晚清民初思想界、学术界掀起了一股对魏晋学术文化再体认再践行的思潮，开启了中国人直面现实，向西方寻求真理，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救亡图存的道路。安徽开放大学学报 年第期DOI:10.19371/ki.issn1008-6021.2023.01.012在鲁迅之前，清末民初的刘师培，从重新肯定魏晋文学和文化地位出发，在 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以下简称 讲义）中，从汉魏、魏晋文学风格的变迁入手，并以“慷慨”归纳建安文学之特点，以“放达”论阮籍之行为被西晋士人效法，以陶渊明“合嵇康、阮籍之长”给汉魏、魏晋文学之变迁画一句号，且在论汉魏、魏晋文学风格变迁中谈及了魏晋主要文士的人格精神，开启了近世对魏晋文士精神风貌大规模考察的先河，可以称之为近世“魏晋风度”的“第一个读者”。在 讲义 中，刘师培钦佩六朝 文心雕龙 文选 世说新语 等经典作品的成就，多以直接引用的方式表述他关于魏晋文学的观点，并借助西方文学研究者常使用的社会学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传统文学。从上可知，“对刘师培的汉魏六朝文学研究进行总体性观照，对近现代研究汉魏六朝文学具有深远的意义。刘师培将西方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学研究方法融为一体，展现出了近现代学术转型的重要一面，这种研究方法对于后 世 学 者 如鲁 迅、王 瑶 等 人 都 有 深 远 影响”。刘师培汉魏西晋文学变迁研究的意义以及对鲁迅魏晋文学观的启发引领，主要体现在他对汉魏风骨总体风貌的阐发上。“鲁迅也好，刘师培也好，他们自然懂得文学变迁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也明白一定时期的社会动荡以及思想、经济方面的变化会对文人的创作和学术研究必然产生重大影响，但他们更为关注的是：这些变化究竟如何影响到文人的心灵以及他们的创作？其具体表现方式是什么？所以，鲁迅才看到了 服药和饮酒，他们都提到了这一时期文学的 清峻、通脱、华丽和壮大”。在对汉末魏初以至西晋初年文学精神的提炼上，刘师培较早地显示出他高明的识断功夫和独具魅力的创造力。他对汉末魏初文章“清峻、通脱、骋词、华靡”的风格的表述，构成了一个意义相对完整的风格阐释；他对嵇康、阮籍诗文风格和精神的理解与发掘，更见其慧眼卓识。在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导言部分，鲁迅明确指出，他的演讲重点参考了刘师培的 中国中古文学史，并做了进一步说明，“倘若刘先生的书里已详的，我就略一点；反之，刘先生所略的，我就较详一点”。因此，考察鲁迅魏晋文学观的形成与刘师培魏晋文学观的关系，需先考察刘师培的魏晋文学观。三、刘师培的魏晋文学风格论与魏晋文士精神论刘师培对鲁迅魏晋文学观及其“魏晋风度”论经典研究的先导性学术作品，主要体现在 讲义 的 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 附录（第三课）、魏晋文学之变迁（第四课）中。下面将分述刘师培 讲义 涉及的魏晋文学研究在“魏晋风度”论确立过程中的重要价值。这里主要从 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 魏晋文学之变迁 中的汉魏文章风格之异，考察刘师培的魏晋文学风格论和魏晋文士精神论。（一）刘师培的魏晋文学风格论刘师培 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 一文，开现代汉魏风骨研究之先河。附录 以前，可以看作此文的第一部分。这部分开篇作者就明确指出建安文学的“革易前型”现象。然后指出汉末建安文学风格改变的原因，在于社会政治环境的改变。以“魏武治国，颇杂刑名、建武以还，士民秉礼、献帝之初，诸方棋峙、汉之灵帝、颇好俳词”，简明扼要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状况。而其中的“清峻、通脱、骋词、华靡”，更是准确而鲜明地概括了当时的文学风格。从这一部分刘师培为论说文学变迁所摘引的材料中，可以见出他的选择的明确指向性以及材料的深刻性。这些材料既可以说明东汉、三国文学变迁的大略情况，也可以从中考察当时文体的演变以及文人创作的得失。其中所引 文心雕龙时序 中的“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以及其所引 文心雕龙书记 篇材料之后，在所加按语中直接引用曹植 前录自序“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的自陈，佐以曹植对自己所奉行的诗赋风格的自白。可以看出，刘师培极其认可“慷慨”是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的主风格。附录 为此文的第二部分。这一部分，作者选录了从祢衡 鲁夫子碑 至王肃 请恤杀平刑疏 的十二篇文章，以此来证明当时文体变迁的表现及具体缘由，指出了魏代文学与汉代文学之所以不同的四种表现。作者说“魏文与汉不同者，盖有四焉：书檄之文，骋词以张势，一也；论说之文，渐事校练名理，二也；奏疏之文，质直而屏华，三也；诗赋之文，益事华靡，多慷慨之音，四也。凡此四者，概与建安以前有异，此则研究者所当知也”。作者以翔实的材料为据，总结张军强：“魏晋风度”论的学术渊源 从刘师培到鲁迅出当时各类文体的不同风格特征，对建安时贤的文学风格进行了阐发，实在是发前人所未发。刘师培在 魏晋文学之变迁 的开篇序言里，把魏至正始的文章分为两派：其中王弼、何晏为一派，特点为“清峻简约，文质兼备”，作者并追述其渊源和影响，认为孔融、王粲为其开源之人，成于傅嘏，王、何为集大成；嵇康、阮籍为另外一派，二者的风格特点为“文章壮丽，总采骋辞”，这一派的文章，阮瑀、陈琳开其源，盛于竹林七贤。具体到阮籍、嵇康二人诗文的风格，刘师培则引用 三国志魏王粲传 中的两句话评价二人文之风格之异同。“阮瑀之子，才藻艳逸”“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刘师培认为，三国志 对二人的评价乃至当之论，最为知言。在此基础上，刘师培指出嵇、阮二人文之艳丽与时文不同。在他引用刘勰 文心雕龙体性篇 中“嗣宗倜傥，故响逸而调远；叔夜隽侠，故兴高而采烈”的话后，刘师培补充了一段按语，这段按语常被后世研究者所提及：彦和以“响逸调远”评籍文，与 魏志“才藻艳逸”说合；盖阮文之丽，丽而清者也。以“兴高采烈”评康文，亦与 魏志“文词壮丽”说合；盖嵇文之丽，丽而壮者也。均与徒事藻采之文不同 。这里，刘师培不仅指出了嵇康、阮籍二人的文学之风格与时文的相异之处，而且还以“丽而清”与“丽而壮”分别标举嵇阮的文学风格，明确区分了二人同中有异的具体表现，表现出他非凡的识见力。在 文心雕龙才略 中，刘勰认为“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刘师培特别指出刘勰“此节以论推康，以诗推阮。实则嵇亦工诗，阮亦工论！彦和特互言见意耳”。至于嵇康与阮籍二人诗文的异同，除上述刘师培在二人文之“清”“壮”上的细致区分之外，他还有一段总评的话：嵇、阮之文，艳逸壮丽，大抵相同。若施以区别，则嵇文近汉孔融，析理绵密，阮所不逮；阮文近汉祢衡，托体高健，嵇所不及；此其相异之点也。至其为诗，则为体迥异，大抵嵇诗清峻，而阮诗高浑。彦和所谓遥深，即阮诗之旨言，非谓阮诗之体也。在该文里，刘师培还就钟嵘 诗品 对嵇、阮的评价与刘勰 文心雕龙 对嵇、阮的评价进行对比，认为二人的评价旨意相近。（二）刘师培的魏晋文士精神论本文对刘师培 魏晋文学之变迁 的考察，主要集中于这篇文章的“序言”和“甲”“乙”部分，下限到刘师培所谈的嵇、阮二人学术文章的影响。在“乙”部分结尾之时，刘师培指出，“西晋之士，其以嗣宗为法者，非法其文，惟法其行。用是清谈之外，别为放达”。并以 世说新语德行篇 注引材料中王隐 晋书 所记载的阮籍嗜酒如命、举止狂放、裸袒箕踞的放诞不拘行为为据，进行了举证。意在指出阮籍对时人以及后世之人的影响，不唯其诗人身份及诗歌成就，更在于其放达之人格精神，彰显了阮籍的名士风度。在此文中，刘师培在引用 文心雕龙 诗品 中关于评价嵇、阮的材料时，并没有拘泥于原意的直接引用，而是在仔细考察勘核的基础上，对刘勰、钟嵘两位大家的不足之处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刘师培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显示出他对魏晋学术的真知灼见。讲义 作为刘师培文学史编纂的一次尝试，无疑是成功的。在这部讲义里，刘师培对汉末、六朝文学变迁的动态进行了清晰的梳理，并反映出这个时期文学的特色和审美趣味，表达出他对汉末、六朝文学的学术思考。“刘师培推重美文的文学观固然有利于他为长期受人诟病的齐梁文学翻案，但作为一位成熟的文学史家，他还相当清醒地认识到，应当尊重历史变迁的本来的态势”。以“自然的文学观”，概述了刘师培的文学史观并提出了这一时期的文学与汉代不同，“建安时代在中古文学史上变古开新的重要性也得以说明”。刘师培对汉魏西晋文学变迁研究的意义，体现在文学史编纂方法上的“古为今用”以及鲜明的现代意识。“他汲取了古代文章志的长处，不仅表现为甚见功力与识断的 摘录 法，使相关资料各聚门类，线索历然，而且在案语提示中也强化了考镜源流、厘清部派的意识”。既重视古人（特别是六朝的批评家）对文学的评价，做到了古为今用，又融合了当代人编纂文学史的方法，具有鲜明的现代意识。体现了他编纂文学史的现代意识以及良苦用心。四、鲁迅“魏晋风度”论的确立姚斯在 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 中指出：“第一个读者的理解将在一代又一代的接收之链上被充实和丰富，一部作品的历史意义就是在这过程中得以确安徽开放大学学报 年第期定，它的审美价值也是在这过程中得以证实”。刘师培对汉魏风骨总体风貌的经典表述、对汉魏文学精神发掘的深度，使他成为汉魏风骨乃至魏晋风度现代研究的“第一个读者”。刘师培“以充沛的革命激情对魏晋学术大作翻案文章，倾注了解之同情，引发后人对魏晋六朝之学的广泛关注，重开新风而成就斐然 世纪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