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历史考察_娄鹏程.pdf

8【摘要】选择和构建什么样的发展格局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关系到经济发展目标能否实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经济发展格局经历了四个阶段：1949-1978 年以“内循环”为主的阶段；1979-2006 年“外循环”快速发展并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的阶段；2007-2019 年回归“内循环”的阶段；2020 年以来国内国际“双循环”协调发展的阶段。中国要立足本国国情，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关键词】内循环；外循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历史考察“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历史考察娄鹏程（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 100091）南方视点南方论刊2 0 2 3年第 3期2020 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论述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央全会文件、“十四五”规划和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也都对“双循环”进行了阐发。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当前的实践充分证明，“双循环”是符合我国国情、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回顾我国经济发展格局的演变，有利于更好推动高质量发展。一、以“内循环”为主：1949-1978 年从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是我国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时期，彼时国内任务繁重，外部环境不稳定，发展经济势必要以国内为主。一是经济上，亟需恢复国民经济。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余年时间，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动荡变革之中，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1，特别是日本侵华战争和国民党挑起的全面内战对中国经济社会造成了巨大破坏。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国灌溉土地面积只有 1924-1929 年平均灌溉面积的 60%左右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的批发价格指数达到 1927 年水平的 660 万倍。2农村面临土地改革，恢复农业生产力的重任；城市通货膨胀、物价短缺、社会不稳。二是军事上，亟待肃清反动势力残余。政权建立之初，全国还没有实现完全解放，西南、华南等大片国土还盘踞着国民党反动派大量武装力量。据统计，国民党政府在败退台湾后，在大陆遗留和潜伏下来的政治土匪、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各种特务分子总计 300 余万3。许多新解放的地区还没来得及建立基层政权，已建立的政权遭到国民党间谍和特务人员破坏，基层干部被袭击和杀害的事情时有发生。三是外交上，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取向。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封锁、政治上孤立、军事上包围的钳制，于是我们不可避免地倒向了社会主义阵营，当时与新中国建交的主要是苏联、保加利亚等社会主义国家，与我国发展对外贸易的也以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为主，50 年代中前期，我国对苏贸易额占全部对外贸易额的一半以上4。四是思想上，受“左”倾思潮影响。1956年，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我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由于对国内国际形势的错误估计、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等原因，阶级斗争重新占据了主导地位，直至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思潮，“左”倾思潮的发展排斥对外贸易。在推动内循环发展的路径方面，首先是通过“三大改造”为内循环确立基本前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基本完成以后，按照党中央的设想和要求，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要转变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形态，从而为加强集中统一领导、推进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保证。其次是走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1949 年，使用机器的工业产值只占总产值的 20%不到，而农业及手工业产值占总产值的 80%多。根据苏联的经验和我国的实际情况，要迅速摆脱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必须走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为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提供较为充裕的物质产品，以进一步凸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后是走农业合作化道路。通过农业合作化，建立初级、中级和高级的生产合作社，直至发展到人民公社，把分散的土地、农民、农具集中起来，以农业集体化的高积累支持全国工业化5。同时，农村还可以成为缓解国家经济困难的“减压阀”。1958-1960 年苏联援华中断后中央政府增发货币加快积累引起的财政赤字危机、1968-1970 年“三线建设”引起的赤字和失业危机、1974-1976 年进口外国设备引起的赤字危机都是通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粮食统购统销等方式向农村转嫁才得以化解。外贸依存度是一国或地区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衡量一国的经济对外依赖程度的重要指标，也是一国参与国际经济的体现。改革开放前，由于采取了以内循环为主的发展战略，使得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由国内市场拉动，外贸依存度低。1952 年到 1978 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基本维持在 10%以下；从长期看，进出口总额的年平均增长速度（6.77%）大体与 GDP 年平均增长速度（6.71%）保持一致，处在较稳定的水平。从三大需求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来看，1978 年，资本形成总额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为 66.7%，最终消费9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为 38.7%，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为-5.4%，这说明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和消费拉动，充分印证了我国内循环的发展特征。二、“外循环”快速发展并逐步占据主导地位：1979-2006 年从改革开放政策实行到二十一世纪初期，是我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程度、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的时期。新的领导层摆脱了“左倾”思潮的束缚，不再固守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认识逐步深化，积极引进外资，对外合作不断加强，外贸依存度持续走高并在2006年达到了顶峰，形成了“外循环”的发展格局。1978 年 12 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的带领下，推进政治经济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同时，我国要素禀赋严重失衡的国情也要求扩大外循环，1980 年我国劳动力占世界劳动力总量的比重高达 22.4%；而资金和技术极为短缺，资本形成总额占全球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仅为 1.8%，研发投入仅为 0.5%6。通过扩大对外开放，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充分利用我国成本低廉的劳动力资源，发展乡镇企业和加工贸易，将有效带动经济增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三中全会闭幕后，以经济特区的设立为标志，我国外循环的发展格局逐步形成。外循环具有多种表现形式。一是外商投资不断增加。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我国投资环境向好，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来华投资。1992 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目标，我国广阔的市场、廉价的劳动力、优惠的政策等对外商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外商投资户数从 1992 年的 84371 户增长到 2006 年的 376711 户，十四年间增长了 4.5 倍。实际利用外资额从 1983 年的226000 万美元增长到 2006 年的 6987600 万美元，增长了31 倍。其中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FDI）占比从长期看稳步提高，到 2006 年已达到 94.2%。外商直接投资对吸纳就业、促进资本形成、优化产业结构从而推动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特别是对缓解就业压力有着重要作用7。早在 1988 年，“国际大循环”的概念首次提出时，学者王建就强调了首先要选准重点发展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8，以吸纳我国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最近也有学者研究指出，以外贸依存度最高的 2006 年为例，纺织、服装鞋帽制造、家具制造、文教体育用品制造等主要出口行业的就业密度明显高于全行业平均就业密度。二是外贸依存度持续走高。根据前文分析，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大致维持在 10%以下的低水平状态。改革开放后，我国外贸依存度快速提高，到 2006 年达到顶峰的 64.24%。根据数据统计，我国的进出口总额从 1978 年的 355.04 亿元增长到 2006 年的 140974.74 亿元，复合年增长率为 23.83%，高出改革开放前复合年增长率 17 个百分点。外贸依存度的增长表明我国越来越多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外循环在我国经济发展当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并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三是对外合作逐步深化。以 2006 年为例，进出口总额延续快速增长态势，全年进出口总额 140974.74 亿元，同比增长20.57%；出口产品结构不断优化，“两高一资（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产品出口放缓，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加，初级产品出口增速比上年增速降低 13 个百分点，机械及运输设备出口额同比增长近 30 个百分点；贸易方式更加多元，一般贸易和其他贸易增速均快于加工贸易约 10 个百分点以上；民营企业在对外贸易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出口额第一次超过国有企业；在与美国、欧盟、中国香港等传统主要贸易伙伴贸易额保持稳步增长的同时，我国与新兴市场国家贸易发展迅速，与“金砖国家”双边贸易额大幅增长，贸易伙伴更加广泛。三、回归“内循环”：2007-2019 年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资源要素禀赋发生了变化，经济总量不断上升，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国内市场潜力巨大，社会主要矛盾在逐步改变，国家政策立足点更多转向国内。同时，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后，我国对外贸易受到影响；2016 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挑起中美贸易战，肆意破坏贸易规则，继续走“外循环”的发展道路存在风险。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推动着我国经济发展回归“内循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对外依赖程度不断加深。与其他经济体量相似和人口大国比较，我国外贸依存度偏高。2006 年，GDP 世界排名前四的国家分别为美国、日本、德国、中国，除了德国外贸依存度与中国基本持平外，美国、日本的外贸依存度均明显低于我国；人口过亿的国家中，除菲律宾外，巴西、印度、俄罗斯、墨西哥等国外贸依存度也低于我国。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时代，世界各国联系日益密切，外贸依存度高的国家很容易受到关联国家经济波动的影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和“蝴蝶效应”发生的概率大大增加。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造成全球经济衰退，我国同样未能幸免。2009 年我国 GDP 增速同比下降 10 个百分点，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 16 个百分点，2010 年有所回升，之后增速呈波动放缓态势。为减少外部市场风险，对外贸易高速增长的传统模式急需改变。因此，回归国内循环就成了应有之义。2006 到 2019 年，我国 GDP 在世界的排名由第四位上升到第二位。21 世纪头二十年，我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由 3.5%提高到 17.5%，其中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上海、北京等省市经济总量甚至超过了许多国家。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断扩大，到 2018 年约为 3.5 亿人，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如此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会是十分可观的。另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性”变为“决定性”；我国企业法人数量由 2010 年的 651.77 万个增长到 2019年的 2109.13 万个，其中私营企业法人单位数由 468.39万个增长到 1892.19 万个。一批“独角兽企业”例如字节跳动、美团、大疆科技、小红书等迅速崛起，在科技创新、吸纳就业、扩大市场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与此同时，我国的交通运输网不断织密，铁路、公路、航空里程稳步提升，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回归内循环既是现实需求，10又有潜在可能。2006 年之前，我国大力发展以加工贸易为主、“两头在外”的外贸经济，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程度，既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履行了加入 WTO 时的承诺。然而，过度依赖国外市场必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国内市场，我国 GDP 的快速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的增长还不一致，国内还有许多社会问题需要解决。党的十六大之后，新一届领导人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经济发展不仅仅强调量的增长，而且更注重人的发展。其后国家在教育、医疗等民生和“三农”领域加大了投入，2006年国家废除了持续两千多年的农业税，2008 年经济危机发生后，中国为应对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