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与“物”的辩证法——读葛亮《燕食记》_郭冰茹.pdf

华文文学2023.1.（总第 168 期）“情”与“物”的辩证法读葛亮 燕食记郭冰茹杨淑芬摘要：燕食记 起笔于物，落笔于情。文本以怀旧式的写作姿态复写文化记忆；以“重复叙事”的书写模式渲染出温情却克制的情感基调；以宏大历史缝隙中的日常生活，呈现个体沿着岭南饮食文化脉络生长的时代精神和情感结构。借助个体的精神成长和民间匠人的生存哲学，燕食记 建构起一种与饮食相关的抒情诗学，诠释了“情”与“物”的辩证关系。关键词：葛亮；情与物；抒情诗学；燕食记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23）1-0050-07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葛亮的小说一直蕴含着某种深情。他早期的 谜鸦 浣熊 已经不乏温情的掌故，在历经两部长篇小说 朱雀 北鸢 后，“一种属于葛亮的叙事抒情的风格，已经隐然成形”。其新作燕食记 深化了这种隐秘的深情，建构了一种与饮食相关的抒情诗学。在这里，抒情作为一种情怀，生动地阐释了“情”与“物”的辩证关系，从而在日常书写中重塑了个体精神与情感结构。一王德威在 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 中系统论述了“抒情”的起源和发展。他认为以陈世骧、沈从文和普实克三人为代表的抒情研究可以提炼出三个可供论述的课题：“兴”与“怨”、“情”与“物”、“诗”与“史”。葛亮在 燕食记 中以饮食风物为着眼点建构起来的抒情诗学，便与沈从文所提出的“情”与“物”非常接近。汪曾祺将沈从文的抒情称为“抒情考古学”，他说：“沈先生治文物常于小处入手，而大处着眼，既重微观，也重宏观。他总是把文物和当时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把文物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上来考察。文物是物，但是沈先生能从 物 中看出人。他所关心的不只是花花朵朵、坛坛罐罐，而是人”。燕食记 中的人物成长是沿着饮食的线索展开的。一样食物就是一种情感，一种味道就是一缕愁绪，小说中的人物在由食物的味道、做法、掌故所搭建的情感结构中完成个体精神的成长。葛亮这种处理“情”与“物”的方式与沈从文的“抒情考古学”形成了某种共鸣。葛亮深耕于饮食文化。他对饮食人生的关注，早在 北鸢 中已然开始。相比起 北鸢 中对饮食场景有节制的点染，燕食记 大刀阔斧地书写了庖界几代的传奇人生，并且将饮食作为历史的日常和时代的切入点。葛亮以见微知著的方式，立足于饮食与传统匠艺，把历史风云落实到社会民生上。换言之，在 燕食记 中，葛亮起笔于食，落笔于人，企图建立的是以饮食为代表的物质文化与个人成长之间的纠缠与互动。在葛亮笔下，饮食与匠艺人生更像是一种镜像关系，饮食生活是小说人物发现自我、建构自我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过程。这种镜像关系首先反映在饮食文化与个体成长的互动关系中，比如少年荣贻生无意中投身抗日战争的主流叙事即是通过饮食书写完成的。当他在“得月阁”50悟出月饼中独缺的一味时，也意味着蛰伏在其背后以叶凤池和韩世江为首的广东民间抗日联盟的复出。荣贻生和杜七郎两位青年是在匠艺成熟后，卷入对日本军官河川守智的暗杀活动，完成了少年至成人的蜕变。两人的爱国情怀经由饮食书写的主线点燃。他们不再聚焦于琐碎的个人日常，而是主动投身到抗战斗争中去，发现了另一个自我，成为一八七师五六一团的随团劳军。此外，五举山伯亦是在满师的同时凭借出色的厨艺收揽人生挚爱，随之而来的是五举山伯人生方向的大转变，因为他必须面对粤菜和本帮菜的取舍问题。五举发自肺腑地说：“师父，捻雀还分文武。我敬您，但我不想被养成您的打雀”，菜系的选择与五举的人生选择几乎是并行在同一条航道上，无论船桨划向何处，都已然证明五举重新发现自我，明确自我的人生价值，成为一位能够独当一面的男儿。其次，饮食文化中充盈着个体成长的生存哲学。北鸢 中孟昭如说：“中国人的那点子道理，都在这吃里头了”。燕食记 将诸多的人生道理融洽于饮食书写中，这些人生道理和价值经验，甚至历史观念，正是人物建构自我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陈五举浸润于饮食文化的熏陶而获得自我成长的方式在 燕食记 中颇具代表性。数年来，五举从“举目无亲”的孤儿成长为一位能独当一面、胆大心细的厨师，凤行不禁感慨“五举在雾气中忙碌的背影，便好似仗剑天涯的侠客”。但五举的精神成长与同具“侠气”的师傅大不相同，如果说师傅的成长除了靠自己精湛的技艺之外，还要借助历史大势，那么五举的成长更多依靠自己的勤学苦练。五举生活在 1950 年代相对和平安稳的香港，其主体精神的建构基本都与习艺相关。十岁便进入茶楼谋生的五举，从最底层的学徒做起，深谙茶楼的生存法则和行为规范，亦在阿爷和荣贻生的指点下体悟民间哲理。诸如做人“三分做，七分蒸”，前者是做人的基底，后者是时势环境的助力；“这揉的是面，却也是心志”；打莲蓉“至重要的，还是一个 熬 字”，做人亦然。这些无一不是五举匠艺逐渐精纯、人格逐渐完善的推力。同时，葛亮笔下的手工艺人具备一个特点，其厨艺愈是精湛，则个人品行愈优，处事愈沉稳。五举和谢醒的学艺经历可谓是葛亮特意设置的一组对照。两人因不同的原因先后离开同钦楼，陈五举虽然转行至上海本帮菜，但真切忠厚善良的品性依然；谢醒则不然，心思活络，处处留着心机，且势利偏狭，并最终让自己成了一个生意人。燕食记 中，技艺精湛的匠人均能从“修艺”到“修心”到“修道”，在技艺锻炼中完成自我建构与主体精神成长。再次，饮食所蕴含的情谊恰到好处地融入到人物的情感生活当中，帮助个体实现自我价值。吉尔 里波韦兹谈及女性的爱情观时说：“女性的爱情观仍然还是建立在提高自身价值的渴望以及强烈的感情梦想之上的，她们依赖这些梦想并将自我与现实生活相联系”，“女人希望通过爱情得到那种不可替代的、独一无二的、对独立的个人价值的肯定和褒扬”。在 燕食记中，人物的爱情作为一种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也同样服务于亲子关系、家业传承。荣贻生得以拜师叶七，是以养母和师傅的婚姻为前提的；在陈五举和戴凤行温馨的爱情故事里，戴凤行对于传承本帮菜的责任感远比对爱情的期待深重，与其说她是在为自己挑选心爱之人，不如说是为“十八行”的家业筛选承继者。不过，这种以饮食文化的传承为目的的爱情、婚姻结合多有和合之妙，彼此之间并不构成矛盾。这种处理方式使得个体在“情”与“物”的坚守中获得认同感并实现双重价值。二葛亮的抒情诗学是以饮食文化为基底的。在此基础上，他以怀旧姿态和记忆书写讲述饮食风云，又经由“重复叙事”的方式唤起抒情诗学的回响。前者使怀旧成为小说主要的情感基调，重塑了关于饮食的文化记忆；后者深入地刻画了过往，书写了细腻的师徒情谊。所谓“怀旧”，在斯维特兰娜 博伊姆看来，“是我们时代的症状，某种历史的情绪”，是“个人与自己的想象的浪漫纠葛”11?。博伊姆将“怀旧”区分为修复型怀旧和反思型怀旧，前者强调“旧”，提出“重建失去的家园或弥补记忆空缺”，意图完整地重建过去或已经失去的家园；后者则强调“怀”，“更多地涉及历史的与个人的时间、过去的不可返回和人的有限性。反思指示新的可塑性，而不是重建静态”12?。反思型怀旧更强新作快评 燕食记“情”与“物”的辩证法51华文文学2023.1.（总第 168 期）调对时间和历史进行有距离的回首和反思，燕食记 中关乎掌故的把玩和饮食风物的刻绘都是经由记忆和怀旧的情感线索追寻而来的。“我”因为申请粤港传统文化的口述史研究项目才得以与荣贻生、陈五举师徒深交，也正是在帮助荣贻生编写食典的过程中，无意考据到荣贻生的传奇身世，由此牵连出上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的饮食异闻和时代纷乱。从楔子来看，燕食记 更像是一种修复型怀旧。然而，葛亮想要重建的并不仅仅是一种已经逝去的时代和历史，而是更关注其中关于个人的和文化的记忆，这是反思型怀旧的典型特征。小说中的怀旧书写显然是经过叙述者的选择和编码而生成的过去的“历史”，在这里，“历史”不仅是个人的历史，而且是饮食的历史。小说以反思型怀旧的历史思考品味细节和纪念性的标记，以记忆的碎片展现了怀旧的空间。换言之，小说凭借饮食文化穿针引线，串联起战争历史、城市变迁和个体命运，凝聚了几代人的文化记忆，以怀旧的姿态再现了岭南地区的世纪沧桑。正是在反思的基础上，这种怀旧方式闪烁着“文化记忆”的色彩。扬 阿斯曼提出“文化记忆关注的是过去中的某些焦点”，过去在文化记忆中凝聚成某种“可供回忆依附的象征物”13?，如文本、图画、仪式、节日、饮食等内容。一个集体的成员通过忆起过去，“对起着巩固根基作用的回忆形象的现时化”，可以确认和巩固自己的身份认同14?。文化记忆具有潜在的和现时的两种功能，可以将味觉理解为一种潜在的文化记忆。当个体再一次与这种特定的味道相遇时，与此相关的记忆随即被召唤，并在新的社会环境中被赋予新的现实意义。“我相信，一个好厨师的味蕾，必然会有着独特的记忆。哪怕凡人亦如是”15?。慧生母子在安铺小镇相依为命的第二个中秋节吃到了叶七手打的双蓉月饼，熟悉的味道牵连出关于广州“得月阁”、太史第和月傅的回忆，味觉留下的记忆如同烙印一般。与“得月阁”的再次相逢，并不只是关乎一种味道或饮食文化的“知识”，更指向往事背后某种与特定空间、时间密切相关的情感和意义。一方面，“得月阁”的双蓉月饼所牵连的回忆是母亲和阿响共同的饮食爱好，隐隐透露着某种血脉传承，是这个家庭独有的记忆；另一方面，荣贻生对这种味道进行了“诗意化”的处理，使“三块月饼，够记一辈子”16?，由此明确了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从此刻起，“得月阁”的月饼不仅发挥着记载时间和往事的功能，而且代表着荣贻生半生的辉煌与成就，同时也重塑了三代香港人的饮食文化记忆和情感。怀旧与记忆是一个繁复的筛选、编码和重构的过程，并非所有的记忆都能成为文化记忆的对象。换言之，回忆是置身于当下而转身对过去的探寻。因此，回忆的人并非单纯的想要了解过去，而是为了确认关于当下的某种解释。葛亮煞费苦心地梳理了岭南饮食文化的发展脉络，处处埋伏，尝试建立的是饮食文化与情感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正如金寿福的分析：“文化记忆的最终目标不是对以往的人或事形成一个客观的认识，而是把过去构建为能够支撑当下和指明未来道路的共识”17?。可以说，葛亮借助文化记忆书写饮食人生的最终目的不只是想要回顾粤港饮食文化的前世今生，而更在于寻找和建构能够支撑当下文化发展的精神支柱和文化共识。葛亮说：“书写记忆对我而言，不单只是抵御现实的方式。我想更重要的是，它实现了某种价值观与审美观的砥砺。我更重视其中的续接感，对家族祖辈那个时代的续接，对传统的续接”18?，“把这种传统的东西、古典的东西放在当下，用当下人的处理、消化重现一种来自传统的精神”19?。葛亮以一种怀旧的姿态再次回顾时代中斑驳的记忆，重新追溯和缅怀芜杂的生活经验、情感伦理，为当下传统饮食文化的传承与构筑注入全新的动力。葛亮建构抒情诗学的另一种方式是以“重复叙事”来完成情感书写。米勒在 小说与重复中提到：“无论什么样的读者，他们对小说那样的大部头作品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得通过这一途径来实现：识别作品中那些重复出现的现象，并进而理解由这些现象衍生的意义”20?。帕斯卡尔也曾指出：“当一篇文章出现了重复的字，我们试图加以修改，却发见它们是如此之妥帖以致我们有可能糟蹋这篇文章时，那就只好让它照旧不动了。这就是它的标志”21?。重复作为文本的标志，含蓄地展示了其背后的象征世界，构成对某种情绪、意义的暗示和突显。在某种意义上，燕食记 中的重复是对遗忘的抵抗，对52记忆的追踪，突出表现了人物之间复杂而微妙的情感关系。燕食记 对歌谣的重复，生动地演绎了“重复叙事”的这种抒情作用。如“欢欲见莲时，移湖安屋里。芙蓉绕床生，眠卧抱莲子”22?，这首歌谣在 燕食记 中出现了四次。首次出现是在引首，荣师傅同“我”讲述打莲蓉的手艺时，吟了一曲，“这支曲我听他在茶楼里唱过，是他少年时在 得月 的师傅教的。师傅姓叶，手把手教他打莲蓉”23?。第二次出现是叶七教荣贻生打莲蓉时，“阿响点点头。师父说，嗯，学会了。往后，唱给你的徒弟听”24?。第三次重复则是五举最后一次帮师傅打莲蓉时呜咽的吟唱，“这是叶七教给他的，他教给了五举。他说，学会了。往后，唱给你的徒弟听”25?。第四次是在“锦餐玉食”比赛中五举脑海的联想，“师父不苟言笑，喜不形于色。但那天他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