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尾之要”——北京宏恩观历史文化考辨_顾军.pdf

2023 年 3 月第 21 卷第 2 期总 80 期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Mar.2023Vol.21 No.2 Sum No.80收稿日期2022-11-17基金项目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重点项目“北京中轴线历史文献整理研究”(项目编号:2ILSA004)。作者简介顾军(1963),女,北京市人,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历史文博系教授;柏雨婷(1997),女,浙江湖州人,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硕士研究生。“龙尾之要”北京宏恩观历史文化考辨顾军柏雨婷(北京联合大学 应用文理学院,北京100191)摘要宏恩观为北京内城城北一处清代道观。地址在今钟楼以北的安定门街道豆腐池胡同和张旺胡同之间。因其位置正在钟楼以北,是北京明清中轴线北沿线第一座压线建筑,给南起永定门的北京中轴线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故素被称为“龙尾之要”。考据其历史沿革,其址元代为千佛寺,明代为吉祥寺,清代改为清净寺,直至清末光绪十三年至十九年(18871893 年),始改扩建为宏恩观。扩建后的宏恩观,其独特的神像体系是清末道教龙门派借宫廷势力崛起的典型例证。作为中轴线北部的重要建筑,宏恩观现今中路主体建筑基本保存完整,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经过腾退和整修后,将作为公共文化设施向民众开放。关键词宏恩观;吉祥寺;千佛寺;中轴线;北京;清净寺中图分类号K928.7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 1672-4917(2023)02-0039-09宏恩观位于今钟楼以北的安定门街道,北部为张旺胡同 2 号、4 号,南部为豆腐池胡同 21 号、23号,其地理位置在今钟楼正北约 200 米处。宏恩观西路的建筑正对钟楼,在中轴线的延长线上,因此一直被称为“龙尾之要”。由于宏恩观地理位置特殊,对其历史沿革、建制沿革、道观文化的梳理和考据就显得格外重要。一、一脉相承:从元代千佛寺到清代清净寺因年代久远、文献散佚,众说纷纭,至今无人对宏恩观的历史沿革做详细考据,本文试图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厘清其发展脉络,并对不同的观点进行辨析。学界考据目前主要依据宏恩观里 3 块石碑的碑文记载。三块石碑皆为清光绪十九年(1893 年)九月九日立,依次为曾做过工部尚书的潘祖荫撰文的宏恩观碑,碑额万古长春;光绪年间道士,同时也是清宫大太监的刘诚印撰文的宏恩观碑记,碑额万古流芳;白云观住持高明峒撰文的宏恩观碑,碑额万古长春(此碑无重要内容,因此不予讨论)。然而潘氏的碑文和刘氏的碑文不仅简略,且有违和之处。据潘祖荫所撰碑文记载,宏恩观经历了千佛寺、吉祥寺、清净寺、宏恩观四个时期。潘祖荫撰文的宏恩观碑,为清同治十三年(1874 年)甲戌科状元陆润庠书丹,立于观内正殿帝君殿东侧,中国文物研究所藏有 1931 年打拓的宏恩观碑碑文拓片,其上明确记述:“京师地安门外宏恩观者,固元之千佛寺也。在昔元贞之日肇建嘉名。”173-74至清代,“诵端明句,不袭吉祥牡丹之名;稽法苑编,乃更清净招提之目”173-74。也就是说将吉祥寺改名为清净寺。据碑文所述,宏恩观即元代的千佛寺,始建于元代元贞年间,至于始建于元贞哪年?何时更名为 吉 祥 寺?何 时 更 名 为 清 净 寺?并 无 明 确说明。而刘诚印宏恩观碑记则更为简略:“今宏恩观者,创建 于元,为千佛 寺,迄于有明,易名清净寺。”175连吉祥寺的环节都略去了。因此,仅据此两块碑文,无法将宏恩观的历史展示完整。笔者考据文献,尝试梳理如下。(一)元代千佛寺考潘氏 宏恩观碑 载,“京师地安门外宏恩观者,固 元 之 千 佛 寺 也。在 昔 元 贞 之 日 肇 建 嘉名”173-74。但元代文献中关于地安门外千佛寺的记载无考,仅在立于元延祐二年(1315 年)的一百大寺看经记碑中提到大都路有千佛寺。该碑文作者亦黑迷失是元朝著名航海家。元史亦黑迷失传记载,亦黑迷失曾任江浙占城行省参政等职,曾于至元九年(1273 年)到至元三十年间五次出海,DOI:10.16255/ki.11-5117c.2023.002340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 年 3 月先后出使八罗孛国等。至元三十年,亦黑迷失被元世祖提为平章事,并付海事,征战爪哇,结果征战失败,遂告老还乡。据一百大寺看经记碑记载,其告老之后,“为报圣恩,特发诚心,谨施净财,广宣梵典”259。亦黑迷失于全国各地寺庙捐赠香油,于延祐三年(1316 年)到达了元大都,共到访大都路寺庙 32 所。碑文载:“十一月、大都路:大报恩寺、千佛寺、崇福寺、延洪寺、大都姚法师寺、毛法师寺、河西毛法师寺、双加失里院使寺”2595。从文中可以看见,亦黑迷失在 11 月造访了大都路的八所寺庙,其中千佛寺赫然在列,并与大报恩寺、崇福寺、延洪寺等元代大寺齐名,由此可见,在元代千佛寺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规模。但此碑文只能说明元大都确有千佛寺,该千佛寺的具体位置却无法确定。在明代的文献中则明确地说明了金台坊(即今天钟鼓楼地区)有千佛寺,且为元代旧刹。张爵著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记载:“(元)金台坊,九铺。有万宁寺、法通寺、净土寺、千佛寺”36225。日下旧闻考对张爵此说做了进一步考据和说明:“千佛寺即吉祥寺,有纪事碑一,嘉靖丙申顺天府学生马经撰,略云吉祥寺即元之千佛寺也,在都城坎地金台坊,旧有石刻云元贞丙申建,至宣德癸丑,凡百三十有八年,因故址而新之,遂为精蓝焉。正统戊午,敕赐为吉祥寺,而俗犹以千佛寺称之。万历九年(1581 年),另建千佛寺于德胜门北八步口,遂称小千佛寺以别之”4632。这段文献不仅明确地说明了元代千佛寺的地址,而且说明了其始建年代为元贞丙申年,即元贞二年(1296 年),至宣德癸丑(宣德八年 1433 年),已历经 138 年,后修缮,古刹重新。正统戊午年(正统三年 1438 年)敕赐为吉祥寺,而民间仍然习惯称之为千佛寺或小千佛寺。作者的依据是当时尚存的明代嘉靖年间的纪事碑文,可信度较高。此后,清代较晚的京师坊巷志稿光绪顺天府志 宸垣识略等文献,以及潘祖荫的宏恩观碑,基本上沿用了日下旧闻考 的说法,而刘诚印宏恩观碑记 文中缺少了吉祥寺的阶段,“今宏恩观者,创建于元,为千佛寺,迄于有明,易名清净寺”175。认为明代就改成了清净寺,应有错漏。(二)明代吉祥寺考关于位于金台坊的吉祥寺(即元代的千佛寺),文献中最早有记载的是明代万历年间修的顺天府志:“法通寺、吉祥寺、净(土)寺,俱金台坊”5295。至少在万历年间,千佛寺已经改成吉祥寺了。而上述日下旧闻考据当时寺中的纪事碑称:“千佛寺即吉祥寺正统戊午,敕赐为吉祥寺,而俗犹以千佛寺称之”4632。即明正统三年(1438 年),千佛寺在重修后,敕赐为吉祥寺,成为敕建的庙宇。关于吉祥寺应予特别说明的问题是,明代北京城西南角还有一个吉祥寺,因文献记载简略,后人常有混淆。明代最早的官修地理志寰宇通志载:“吉祥寺,在城内西,泰定间建”681。后 明一统志摘抄其文内容时,想当然地改成了:“吉祥寺,在府西侧,元泰定间建”722。文中的“府”应指明代顺天府治所,位于今东城区东公街 45 号,在宏恩观东不远处。一个“城西”,一个“府西”,一字之差,可见明一统志的作者已经将二者混淆了,因此出现了将金台坊的吉祥寺始建时间也定于元泰定年间的错误说法。如宸垣识略等文献和一些当代学者的文中都曾误用此说。关于城西的吉祥寺,清顺治年间成书的春明梦余录中有详细说明:“唐吉祥寺,在城西南隅,万历丙午重修,改名石镫庵,盖修时于地掘得石镫,上刻唐人所书心经,万历中翰林黄辉、陶望龄集缙绅于此放生,后林增志踵行之尤盛”8881。日下旧闻考作者在引用寰宇通志 和春明梦余录的文字后,更是亲赴城西吉祥寺旧址进行实地调研:“石镫庵在今猪尾胡同,燕都游览志已云化为灰烬,则今之石镫庵乃后人重建其旧矣。今寺中有石香炉,一云即旧传石镫,然炉上并无镌刻心经,其非旧物,可知盖后人因镫无存,遂指炉上以附会耳,黄汝亨书额亦无,惟有碑一,漫灭不可读,碑阴尚存吉祥寺三字,则斯地为庵之旧址无疑也”4557。根据以上文献考证,寰宇通志中所写元泰定年间建的“吉祥寺”非金台坊吉祥寺,而是位于城西南角的石镫庵的旧称。因此,城西之地修改为府西之地,当是修明一统志的作者自以为是的误改,因为作者只知道城北有个吉祥寺,也误导了后来宸垣识略等书的作者,将金台坊吉祥寺的前身千佛寺始建时间错定为元泰定年间978。(三)清代清净寺考关于吉祥寺改名为清净寺,潘氏宏恩观碑中说得比较隐晦,而刘诚印宏恩观碑记中则说明其具体内容为:“乃于乾隆丁丑、嘉庆乙丑,一再重修,俱值青牛之纪,大千普照,非特春虹之彩。诵端明句,不袭吉祥牡丹之名;稽法苑编,乃更清净招提之目。”第 21 卷第 2 期顾军等:“龙尾之要”北京宏恩观历史文化考辨41 代已经改为清净寺了,忽略了吉祥寺的环节,应有错漏。今人也有未认真考据而沿用此碑错误观点的,如北京内城寺庙碑刻志等。奇怪的是清代相关地方文献中,包括日下旧闻考中都没有清净寺的相关记载。但是,吉祥寺在清代更名为清净寺应为客观存在,除宏恩观的碑文记载外,在清乾隆京城全图图中,今宏恩观的位置明确标识为清净寺,具体详见图 1 所示。图 1清乾隆京城全图-宏恩观在清雍正庙册中也记载了清净寺的相关情况:该寺位于钟楼之后,是大僧庙,有殿宇十一间、禅房十四间,住持为智正;乾隆庙册登记时,其仍为大僧庙,住持为行岱10551。综上所考,光绪十九年宏恩观改扩建并更名,之前的时间线基本理清,即其始建于元代元贞二年,初为千佛寺,明正统三年改为吉祥寺,清乾隆年间改为清净寺,直到光绪十九年更名为宏恩观。二、由佛转道:清末道教龙门派的崛起与宏恩观的改扩建(一)清末道教龙门派的崛起晚清之际,以全真龙门派祖庭白云观为首的道教龙门派借朝廷势力快速兴起,在宗教、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均产生很大影响。其起因与慈禧太后崇信道教有关。据白云观所藏太上律脉源流龙门正宗传戒谱系记载,慈禧太后生母死后停灵于白云观,时任白云观方丈的道士张宗璿为其尽心念诵百日血盆经,受到慈禧太后赏识。慈禧非常宠信的大太监内务府副总管刘诚印在同治七年拜张宗璿为师,加入道教龙门派,号素云道人。同治十年白云观二十代方丈高明峒与刘诚印在张宗璿名下同时受戒1129,二人交好,高明峒通过刘诚印获得接近慈禧太后以及晚清权贵的机会,一时“声势煊赫,炙手可热,与朝贵通声气,督抚入京,且敬礼之,莫敢与抗”1119。刘诚印借助高明峒在白云观的势力,仿照同治年间房山城隍庙道士在白云观同议创立马祖(马丹阳,王重阳弟子)岔派分支“遇山清微派”的先例,在白云观创立了以清宫太监为主体的“全真龙门岔派霍山派”1228-29。尊其师张宗璿为第一代掌门,自己为第二代掌门,此后宫中内监纷纷跟随其“出佛入道”13227。在“霍山派”创立后,高明峒与刘成印二人以白云观为基地,又在北京各处创立大小道观二十余处,其中较大的便有处于“龙尾之要”的宏恩观。(二)宏恩观的改扩建刘成印改扩建宏恩观,使其整体布局上发生了很大变化:除中路三座殿宇外,今宏恩观东、西侧配房以及东跨院都是晚清时期庙产重新整合后的建筑。从乾隆京城全图看来,该地曾有三座并列的寺庙,从西向东依次为天仙庵、清净寺、地藏庵,如图 1所示。其具体内容为:“创建于元,为千佛寺,迄于有明,易名清净寺。”原文内容为:“明代时,千佛寺改名清净寺,清代延之。”详见北京内城寺庙碑刻志下卷。图 1 来源:亚兴院华北联络部编乾隆京城全图(1940 年版)。张宗璿,法名张圆璿,字耕云,号云樵真人,山东登州府福山县人,同治六年任白云观方丈,后于同治九年、十年在白云观传戒,为霍山派第一代祖师,白云观第十九代方丈。“庚午再请传戒,时值皇亲照公府太夫人灵寄观中,师为虔诵血湖经一藏半载之久,糜有怠容,蒙慈禧皇太后恩赐紫袍玉冠,捐金助坛,开大戒场,伯子公侯接踵而来请谒,声名远播于远方。”参见白云观藏绢本手卷太上律脉源流龙门正宗传戒谱系中“張宗璿”条。刘诚印,本名刘多生,号素云道人,河北省直隶东光人,刘明印为其在白云观法号。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