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文学”的理论建构及时代任务_刘志权.pdf

江苏社会科学2023年第 2 期一、时代需要危机文学20世纪末，贝克的 风险社会（1986）、吉登斯的 现代性的后果（1990）等著作，不约而同地从科技理性主义、制度发展悖论以及全球化语境等角度，深入地揭示与预判了现代社会语境下的诸多风险。贝克指出：“风险界定是一种未被认可的、还没有发展起来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日常理性和专家理性、兴趣和事实的共生现象。”121世纪伊始，美国的“911”恐袭事件成为危机时代的标志性事件。而当下，冷战思维与麦卡锡主义抬头，俄乌冲突深刻影响着世界秩序，地缘政治格局复杂，贝克等人预测的风险正日益成为可见的危机。最近柯林斯字典刚刚公布了 2022 年度英文词汇“permacrisis”，意思是“长期的不稳定和不安全”，或者翻译为“永久危机”。危机现实促使“危机管理”学科成为热点。在国内，危机管理以及危机心理干预等研究兴起于“危机文学”的理论建构及时代任务刘志权内容提要当下世界危机频发的现实已经促使危机管理成为显学，也凸显了“危机文学”概念提出及研究的必要性。较之“灾难文学”，危机文学更能体现文学作为现实之“镜”与“人学”的双重功能。危机见证是文学面对危机的首要任务与历史责任，无论是个体见证还是集体见证，都应遵循“尊重受害者”的叙述伦理与“创伤不可言说”的创伤伦理，因此呈现出感情节制与精确表达的“真实性”见证美学。危机的虚构与想象叙事以危机反思为基础，以铭记危机为目的，通过“积极想象”实现创伤疗愈功能，并同样受见证伦理与美学的制约。危机的重复发生与难以避免召唤着人类的主体性努力，“危机文学”应避开危机叙事的常见陷阱误区，致力于挖掘与呈现人类面对危机的主体性见证、反思与行动，在此过程中实现自身的意义与价值。关键词“危机文学”危机伦理见证美学主体性刘志权，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平民文学 理论与中国现当代平民文学史建构研究”（21BZW137）的阶段性成果。1乌尔里希 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8页。202DOI:10.13858/32-1312/c.20230329.007“危机文学”的理论建构及时代任务2003年“非典”疫情1，2005年国内学者马琳的 我国危机管理研究述评 将危机分为自然灾难、利益失衡、权力异化、意识冲突、国际关系、技术灾难等六种类型，指出危机管理是“通过了解危机的起因、特点、类型等基本要素，对危机进行监控、预测、科学解决等管理手段，从而消除危机、减少危害的过程”2。目前国内影响较大的经典教材 公共危机与应急管理概论 指出，在我国学术语境下，“突发事件”与“公共危机”几乎成了可以互换的术语，但倾向于使用“公共危机管理”的说法3。我国教育部于2020年正式批准高校开设应急管理本科专业，体现了危机事件在国防安全以及社会治理中的紧迫性。管理学对公共危机的关注，反衬出文学领域危机话语的缺失。萨特曾在1945年 现代 杂志的创刊号社论里强调文学理应介入生活。文学理应介入公共危机事件，文学研究也理应关注并支持这一类型创作。但目前为止，中西方只见“灾难文学”，尚没有“危机文学”的提法，而灾难文学创作也不尽如人意。以汶川文学为例，专门研究者范藻等认为，在震灾十多年后，“诗歌早已远逝，散文了无踪迹，目前有近20部长篇小说或中篇小说集，它们大多还停留在抗震救灾现场讲述阶段的水准”4。支宇将灾难文学的特征归纳为繁复的单声部、浅显的即时性，以及泛滥的悲天悯人的情感抒发、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激越颂歌5。与此同时，相关研究成果也有限。21世纪灾难文学研究同样于2008年起步。“中国知网”显示，截至2022年5月，发表相关论文计60余篇，其中核心以上期刊论文仅20篇，甚至对“灾难文学”的概念至今也尚未达成共识6。原因如董琼等认为，当代灾难写作更偏重于自然灾害而忽视人为灾难，“不仅灾难文学的范围缩小，而且由于排除了人为因素对灾害生发的影响也造成作家创作视野的狭隘”7。向宝云指出，灾难文学创作与理论的困境是互相影响的：“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个基本的前提灾难文学的多重内涵、层次和价值，这直接导致了灾难文学研究中的肤浅、造作和滥情，使得相关的批评和研究不能在一个平台、层面上展开对话，很难形成创作与批评的良性互动。”8“灾难”含义及美学内质的狭窄，使“灾难文学”这一命名无法很好地兼容复杂多样的当代危机，是限制其发展的重要原因。突破之途，一是要“向外”，借鉴社会科学对“危机”研究的相关成果，将“灾难”放在一个长历史周期与宏观的全球化语境下去思考与认识；二是要“向内”，要深入到危机事件中的平凡个体的精神世界内部，考察灾难发生的群体性精神根源、灾难对个体生命体验的激发以及灾后心理创伤的疗愈等。因此，用危机文学概念替代灾难文学，不是与危机管理学科字面呼应的需要，而是因为“危机”概念较之“灾难”更具有现实针对性，也提供了更丰富的话语空间。首先，灾难更强调自然致因及物质损失，而危机更强调引发灾难的人为因素以及灾难所诱发的社会性后果。如 说文 指出，“天火曰灾”，而“危，在高而惧也”9。“天火”是自然灾难，具有不可预测、难1前者如张成福：公共危机管理：全面整合的模式与中国的战略选择,中国行政管理 2003年第 7期；龚维斌：公共危机管理的内涵及其特点，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后者如樊富珉：“非典”危机反应与危机心理干预，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于淼：灾后危机心理干预的问题研究，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 2008年第3期。2马琳：我国危机管理研究述评，公共管理学报 2005年第1期。3林德尔等：公共危机与应急管理概论，王宏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4范藻、贾飞：“灾难叙事”：从文学创新到美学创意，当代文坛 2020年第3期。5支宇：灾难写作的危机与灾难文学意义空间的拓展，中华文化论坛 2009年第1期。6汶川地震后四川曾举办了两次关于“地震文学”的全国性会议，但“这两次会议其实都未能完成 灾难文学 的概念界定”。参见张曦：文学人类学与地震诗歌文本，民族文学研究 2021年第1期。7董琼、田敏：中国当代灾难文学症候分析，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8向宝云：灾难文学的审美维度与美学意蕴，社会科学研究 2011年第2期。9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08、192页。203江苏社会科学2023年第 2 期以避免与难以抵抗的特点；而“在高而惧”，既体现了人为行动选择的在场，也强调了人主观感受的社会属性。因此，对如汶川地震这样的自然事件，我们往往称为“震灾”；而对如纳粹种族灭绝或核泄漏这样的事件，我们更多称之为“危机”。不论是灾难还是危机，都是中断日常生活的极限事件。如阿列克谢耶维奇所说的那样，“在切尔诺贝利，我似乎看到了所有战争的特点：士兵被派遣，居民被疏散，房屋被遗弃，生活的进程被阻断”1。在全球性新冠疫情中，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特点。对于自然灾难，人类往往会陷入一种“why me”（为什么是我）式的信仰崩塌与个体质询；而对于社会危机，人类则更倾向于对其历史根源或现代异化进行反思。无论是自然灾难还是社会危机，就其对人类精神主体或道德伦理的影响而言，都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因而，都可以在“危机”视域里加以审视。如罗森塞尔指出，危机不仅对社会的、机构的、组织的基本利益和结构形成严重威胁，对基本价值观和道德同样产生威胁2。齐泽克在 事件 一书中指出，“事件总是某种以出乎意料的方式发生的新东西，它的出现会破坏任何既有的稳定架构”3。危机具有典型的事件意义。我们经常会用“后”的前缀来形容一个危机事件的分水岭意义，例如“后非典”“后911”等，正是着眼于其在人类社会史、政治史或者精神史意义上的影响，以及对某些稳定认知结构的改变。其次，灾难强调事件的既成后果，而危机如童星所言，有“过程”和“事件”两种视角的解释4。当危机作为已经发生的事件时，含义与灾难接近（如人道主义危机与人道主义灾难）；但作为过程的危机，则包括了危机的酝酿（即风险）、危机的发生（即作为事件的危机）、危机的后果（即灾难）等诸多环节，以及漫长的演化过程我们往往正是在此意义上使用生态危机、核战危机等表述。“危机”既是“危”也是“机”（西方也有“crisis is opportunity”的说法）。如张成福从危机决策的角度指出，危机固然可能带来损失，但如果决策者直面危机，危机可以促进制度的革新和环境的变革5。基于过程的视域，危机与灾难存在着以下三种关系：危机未导致灾难性后果、危机转化为灾难、灾难诱发为危机。第一种关系包括两种情形：一是灾难中止，如劫机事件是危机，但如果得到及时处置，便避免了灾难；二是灾难悬置，如生态危机或核战危机已经存在，但尚未成为可见的灾难。后两种关系则意味着危机与灾难互为因果、互相诱发的层叠性：悬置的危机可能最终导致了现实的灾难，或者小型灾难由于处置失当而演变为大型危机。马琳指出，严格地说，危机没有结尾，具有复发循环性，即危机随时都可能单独或同时发生6。也因此，在过程性视域下，“危机不再看作是有着清晰起点和终点的事件，危机是一个过程，不仅是为了获得 危机后的危机 或者 灾难后的灾难 的感觉，而且因为理论和实践都呈现出一个增长的意识，那就是，危机应该放在更长的时间范围内来被认识和管理”7。总之，人的主观能动性成为影响危机进程的决定性力量。如果说危机管理旨在运用技术、规划与管理等学科知识科学地应对危机，那么，危机文学则是以文学的方式揭示危机、呈现危机、反思危机、应对危机。因此，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危机文学的重心在“危机”而非“文学”，“危机”理应作为文学作品关注的“中心”而非“背景”或“布景”那些蜻蜓点水1S.A.阿列克谢耶维奇：切尔诺贝利的祭祷，孙越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32页。2Uriel Rosenthal,Pault Hart,Alexander Kouzmin,The Bureau-politics of Crisis Management,Public Administration,1991,69,pp.211-233.3斯拉沃热 齐泽克：事件，王师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6页。4童星：社会学风险预警研究与行政学危机管理研究的整合，公共管理高层论坛 2008年第1期。5张成福：公共危机管理：全面整合的模式与中国的战略选择，中国行政管理 2003年第7期。6马琳：我国危机管理研究述评，公共管理学报 2005年第1期。7Uriel Rosenthal,Alexander Kouzmin,Crisis Management and Institutional Resilience:An Editorial Statement,Journal of Contingencies and Crisis Management,1996，4(3),pp.119-124.204“危机文学”的理论建构及时代任务般掠过危机事件的文学并不能称为危机文学；同时，危机文学揭示了文学作为反映社会现实之“镜”与作为心灵表现的“人学”的核心功能与根本价值。一方面，危机文学体现了特定时期文学的工具性。面对危机，危机文学理应介入现实，快速动员、团结力量、凝聚共识，发挥其战斗鼙鼓与宣传工具的作用，实现其社会参与价值，正如历史上“抗战文学”曾经做过的那样。另一方面，危机文学体现了文学反映生活以及直抒胸臆的核心功能。文学并非专业写作者的专利，如同劳动者的“哼唷”之声是最初的文学一样，痛苦的呼喊同样也构成了最本质的文学。一个普通的危机亲历者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个体在场的细节、体验与情感，本身就体现了文学对危机创伤的自我疗愈功能，以及对危机“立此存照”的史学价值，这本就是对“文学”的礼敬与褒赏。指出危机文学的上述特性，并不是要降低危机文学的美学尺度，更不意味着危机文学可以肤浅、造作和滥情。优秀的文学作品必然扎根于坚实的现实土壤。恩格斯在1859年致拉萨尔的信中提出了将文艺批评的美学的和历史的标准作为“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1。优秀文艺并非要两者都臻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