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群分——五四后江苏省教育会的文教革新实践_徐佳贵.pdf

“民”以群分 五四后江苏省教育会的文教革新实践徐佳贵摘 要 五四运动之后，江苏省教育会继续投身文教新潮，这种参与通常涉及“民”这一范畴。在教育界的“秀民”内部，江苏省教育会继续参与推动现代“学术”在中国的成立，但与事的留洋高学历者，在行动上逐渐具有了更大的相对自主性。另一方面，尽管标举“平民主义”、重视文化教育的普及更甚于提高，江苏省教育会包括参与学制改革在内的一些举措，却又有损于教育普及与社会平等。江苏省教育会的文教革新实践，本有增进众民之统合、以造成一个强大“社会”的意向，实际却在某些向度上促进了“民”内部的相互区隔。其在五四后的行动明确表现出对众民平等的追求，可组织自身却终于成为国民革命浪潮的冲击目标。关键词 江苏省教育会；文教革新；平民主义；后五四；新学制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作者简介 徐佳贵，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五四运动之后思想、社会、文教等领域的变化，至少一部分被今人归入所谓的“新文化运动”。对此潮流，后人除却梳理言论观念，亦会考察“组织”之活动，而多注目于期间新成立者。至于五四前既有的组织机构，则主要关注高等教育系统（尤其是北京大学）及著名出版机构（尤其是京沪大书局、大报馆）的革新举措。直到近年，渐有研究注意到北大以外的旧有组织与五四运动的联系，中即包括江苏省教育会（以下或简称“苏教育会”）。今人指出，江苏省教育会不仅是五四运动的参与者或新文化运动的“回应”者；它对于五四运动的初期扩展与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实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而五四运动后数年间，苏教育会继续参与跨越多个领域的新潮，此间情形，仍有待发之覆。本文主要考察 年这一时段，此为江苏省教育会的权势张大至民国阶段的顶峰（约在 年），并开始下落的时期。但下文不是要逐条罗列相关事件，而是围绕“民”这一范畴，择选江苏省教育会理解、参与五四后文教新潮的一些重点问题作一详人所略的探讨。如所周知，衔接五四运动的新文化运动，号称以“民主”为一大中心词；江苏省教育会的趋新举动，亦与其历来偏于“民”的立场表达密切相关。此间，苏教育会往往自居“民”之代表，始终存在居于某种意义上的指本文所称“五四”及“五四运动”取狭义，指 年五六月间的爱国运动。见桑兵：“新文化运动”的缘起，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陈以爱：动员的力量：上海学潮的起源，台北民国历史文化学社有限公司 年版；徐佳贵：东南与国都之间 蒋梦麟与新文化运动的初兴，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等。苏教育会自卷入东南大学易长风波至倒台的历史已有专文梳理，如吕芳上：民国史论中册，台湾商务印书馆 年版，第 页；许小青：政局与学府：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牛力：江苏省教育会与东南大学权力格局的兴替（），史林 年第 期；丁乙：年政权鼎革之际沪苏教育界的革命实践：以“打倒学阀”为中心的考察，史林 年第 期；靳帅：“打倒学阀”：北伐前后苏沪学界的权势嬗递，史林 年第 期等。因此 年这一时段，下文只有个别段落涉及，不拟详论。导者地位以统合众“民”的意愿。但是，此种意图如何呈现在实践中，实践过程中又发生了哪些问题？与之相应，其在“民”中的地位，在五四之后又有怎样的变化？对这些问题，下文将分作两个向度予以回答，其间涉及教育界自身的势力消长，以及“民”内部的“业界”与“阶级 阶层”两种区分范畴在组织行动中扮演的角色。而苏教育会尚有标榜“民治”之名的一系列政治实践，对其地位变迁也相当重要，但为避免枝蔓，将安排另文探讨。一“秀民”的内部歧异五四运动前后，南北教育界中人皆惯于自居为“民”，即便“官立”学校教职员与曾供职于（不限教育界的）行政部门者亦大抵如此。本节称之为“秀民”，是因为在五四运动期间及之后，国人的一般认识仍多少承袭了与之前“士农工商”四民划分相应的等级观念，默认教育界人士的智识水平较高，其文化资本所标示的社会地位，亦高于其他一般民众。然而，“秀民”内部也非铁板一块，因更具体的文化资本的差异，以及地缘、社会网络、组织旨趣的差别等因素，各方“秀民”的异同与彼此间的关系也在变动中。具体到江苏省教育会，其在教育界的地位变化，是与该组织自身的架构与行动倾向息息相关的。首先，略述五四之后江苏省教育会组织架构与人事的某些变化。在架构上，年 月常年大会后，会中临时干事类除交际部干事外，又添“经济部”干事，以穆湘瑶（杼斋）为主任，干事包括穆湘玥（藕初）、史家修（量才）、郭秉钧（梅笙，一作梅生，郭秉文之兄）等人。苏教育会在清末时曾有经济部，此时又设，唯经济干事人数甚少、人员稳定，且与本节论题关系不大，兹不细述。在人事上，则主要涉及 年会中职员，尤其是干事员的构成情况。因不少职员的生平难以查清，加以总表过长，以下仅列出这些年份中普通干事及交际干事累任次数较多者的名单：表 年江苏省教育会屡任普通干事、交际干事者名表普通干事交际干事姓名籍贯任职次数姓名籍贯任职次数沈恩孚吴仇埰江宁蒋昂松江陆规亮松江刘海粟武进张志鹤川沙林文钧吴朱绍文淮阴章慰高吴钟福庆江宁吴家煦吴杨懋卿铜山朱亮常熟蒋炳章吴潘文安嘉定郭秉文江浦谭廉武进钱崇固吴江庄俞武进张世鎏江浦朱经农宝山任诚江都张世毅宿迁 说明：原取任职次数前 名，因有并列，普通干事取至 名，交际干事取至 名。资料来源：第、期江苏省教育会年鉴（、年）中的现任职员姓氏录职员累任次数表。年出版的第 期江苏省教育会年鉴（内容涵盖时段为 年）未见，年、年常年大会当选干事名录，见开会纪录，江苏省教育会月报 年 月；开会纪录，江苏省教育会月报 年 月。另外，年苏教育会累任普通干事、交际干事合计最多者有张世鎏、仇埰、陆规亮、张史林江苏省教育会大事记，江苏省教育会年鉴第 期，上海江苏省教育会 年版，第 页。志鹤、朱绍文、钟福庆、杨懋卿、杨鄂联、贾丰臻、吴家煦、林文钧、沈恩孚、蒋昂、刘海粟，均为 次。从表 中可见，第一，就籍贯而言，这八年间累任普通干事次数最多的 人全部来自苏南地区，参照这一情形可知，隶籍苏南的袁希涛能于 年代替出身苏北（或曰苏中）地区的张謇成为苏教育会正会长，亦当有地域因素的助力。而即便是交际干事，表 累任次数最多的 人也均隶籍江苏本省，而未见外省人士。第二，早先的研究表明，五四之前苏教育会倚重留美学生的倾向，能较直白地体现在交际干事累任次数的统计中；然而五四之后的八年间，留美学生在职员表中的存在感却并不突出。表 所列人员，普通干事中仅朱经农一人、交际干事中仅郭秉文一人确定有留美经历；留日者有一定数量，但留学时间偏早，学历依然相对较低。第三，与第二点相关，表 中干事的社会职务，多涉及上海、南京两地的中小学，商务印书馆与江苏省议会，而长期在大学任职者，仅有郭秉文一人。上述第一点，关乎重要职员的籍贯向苏南集中的问题，今人已有言及。第二、三点则可提示苏教育会与留洋（在此主要指留美）高学历者的关系，存在更多值得讨论之处。这不是说，苏教育会领导人与留美高学历者的交谊已趋淡薄，时人称“吾国青年此时竞赴美国，犹之昔年竞赴日本”，留美风潮之盛跨越五四，苏教育会也继续积极促成此一风潮，并不曾忽视留美学生的力量。这里实际上是说，较之五四以前，苏教育会与留美学生的关系，似乎变得更像是群体“之间”而非“之内”的关系。可以举两人为例。一是余日章。余氏与苏教育会发生联系甚早，曾为会中交际部主任；但在 年后，身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的他将主要精力投入青年会事务，也不再担任苏教育会的交际干事。二是蒋梦麟。五四之前，蒋氏被苏教育会领导人委以中华职教社总书记、新教育刊物主干的重任；但蒋氏自 年 月转去北大，旋于 年解除苏教育会交际干事之职。虽然二人之后与苏教育会仍保持较密切的联系，但这种关系已然凸显某种“跨组织”的意味。据称在蒋梦麟初来北大时，沈尹默等人曾疑心蒋氏此来意味着苏教育会势力渗透北大；而胡适后来则将蒋氏的北来视作某种“弃暗投明”，似不认为蒋氏会一直带有苏教育会的背景。揆诸 年代中后期的实情，如东南大学易长风波中蒋梦麟并未给予苏教育会有力支援、之后苏教育会倒台时蒋氏仍任教育界要职而未受到牵连，胡适的判断较之沈尹默等，似乎更加合乎实际。显然，在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属于国内罕见的“高学历”的时代，留洋高学历者甚易获得大学的教职岗位 当然前提是大学本身的数量及其提供的教职数量不至过于稀少。五四之后，全国掀起一个创设大学（包括将既有的学校升格为大学）的小高潮，苏省所属上海、南京两地的进展尤为明显。其间最受瞩目者，无疑是国立东南大学的成立，而留洋高学历者（尤其留美归国者）占据了该校许多关键的教职岗位。问题是，虽然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有一些苏教育会的会员，可未入苏教育会的教员亦所在多有，尤其是校中的“二把手”刘伯明、教务主任陶知行、主持中国科学社的任鸿隽等人，均非苏教育会会员。稍后，由刘伯明、梅光迪等人引介，校中出现后人所谓的“学衡派”，其中人士也大多不是苏教育会会员。这些不限于“学衡派”的非会员中，有不少留美硕博士，他们虽与苏教育会屡有合作，但自身也拥有常态化的联络形式（如依托欧美同学会、中国科学社等），其立言行事也无意与苏教育会的立场始终保持一致。换言之，长驻东南的留洋高学历者总体上作为一股势力（但从来不是观念或意志统一的“团体”），其内部关系网的相对自主性以及自行对外发生影响的可能性，在五四之后更趋显著。“民”以群分参见徐佳贵：组织演变与文教革新 晚清与五四之间的江苏省教育会，史林 年第 期。朱经农约在 年 月成为苏教育会会员，其时标注“曾任职务”为“北京国立大学教授”，而“现任职业”为“商务书馆编辑员”，其入会介绍人也是在商务印书馆供职的庄俞和谭廉。见新入会员，江苏省教育会月报 年 月。侯鸿鉴致韩国钧函（年），江苏省档案局编韩国钧朋僚函札史料选编，江苏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沈尹默：我和北大，陈平原、谢泳等：民国大学：遥想大学当年，东方出版社 年版，第 页；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年版，第 页。胡适选抄汤尔和日记及跋语，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 册，黄山书社 年版，第 页。与此相应，全国性教育社团的重组，彰显了留学西洋的高学历者自身在教育界权势扩张的趋势，而留美归国者在教育界的南北联络中表现尤为活跃。至于苏教育会方面，论者已经指出，年成立的“新教育共进社”，其社所与中华职业教育社、新教育编辑部一样设于苏教育会会所内，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讲，共进社与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结成了某种“联盟”；在共进社与全国教联会两个全国性组织中，江苏省教育会都扮演了活跃而近乎“执牛耳”的角色。然而，年 月，因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者孟禄（）在华考察之刺激，京、津、沪、宁等地教育界头面人物共同议定将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杂志社与实际教育调查社合并为“中华教育改进社”，社址则与实际教育调查社一样定在北京，而非上海。而且，不似新教育共进社由苏教育会领导人担当主任等职，占据改进社职位要津者多系北京学界要人，以及留美学生。虽然改进社的初期社员中，北京与江苏人士远多于其他省区，苏教育会也有多人担任下属各委员会的正副主任，但苏教育会再也难以像之前对于新教育共进社那样，屡屡径用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名义组织全国性的文教活动。同时，因蒋梦麟转至北大，并于 年末出任华盛顿会议国民代表，年 月新教育改由陶知行任主干，编辑部转至东南大学教育科。发行部尚在上海的苏教育会，但自 年 月的第 卷第 期起又改为上海商务印书馆，这一刊物专意表达苏教育会诉求的可能性也因此而趋于收缩。江苏省教育会历来的权势基础，是其牵涉多个地域、多种业界的庞大社会关系网。但需要说明的是，苏教育会虽然架构相比其他省教育会较为完善，但依然很难被认为系一厉行“科层制”（）的组织，会员之间无论在规章中还是事实上，均难以形成某种类似军队、行政系统或现代企业部门的、较为刚性的“上下级”关系。袁希涛、黄炎培、沈恩孚等领导人与会中留美人员及江苏教育界中有留美背景者的关系即是如此，面对其他群体基于学缘之类的共同经历而形成的强关系，苏教育会领袖只能尽可能地“利用”，而非“控制”。原先这种利用，尚能通过吸收留洋高学历者进入组织并担任要职，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