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概念的中国化与“中...民族共同体”概念内涵的思考_姚上海.pdf

“民族”概念的中国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内涵的思考姚上海，李学保（中南民族大学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9）摘要：概念是理论研究的基石，讨论并走出当前我国民族理论研究中存在的困惑，还须从其最基本的“民族”概念着手。要结合西方民族概念的引入及其影响，分析当代中国“民族”概念生成的历史渊源，梳理其演变发展逻辑以及学术思想轨迹，找寻中国化的“民族”概念形成的原初动因；聚焦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一当今我国民族研究的核心命题，把握其鲜明的时代价值和政治诉求，进而以面向未来的时代精神，厘清“民族”概念中国化与中国化的“民族”概念之间的原初张力；在反思“民族”概念中国化的原初误读、泛化应用的基础上，以中华民族的整体观和“人民性”再造民族群体意识，重塑中华民族整体认同，生成具有时代特质的现代“中华民族观”，推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民族理论学术体系。关键词：民族概念；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图分类号：C95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627（2023）02-0041-10DOI：10.20076/ki.64-1065/G4.2023.02.005收稿日期：2022-11-20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西方之乱 中的种族、民族主义回溯及其应对之策研究”（20AMZ013）；中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专项项目“新时代民族理论研究守正与创新逻辑研究”（YSY22012）作者简介：姚上海（1965），男，湖南龙山人，中南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教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民族理论研究；李学保（1969），男，河南光山人，中南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理论、民族问题研究。引用格式：姚上海，李学保.“民族”概念的中国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内涵的思考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前中国民族理论研究领域存在的纠结，早在“民族”概念引入中国之初就在其内涵解析和外延范围争论中有所体现。当年基于动员全民抗击日寇的“中华民族是一个”1的理论论断面世伊始就被“中华民族如何构成”的学理质疑所掩盖2，由此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学术争议。此后“中国的民族研究限于少数民族”3（3），走入“问题理论政策”的“民族问题之研究”的思维定式中。新时代，当需要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话语逻辑时，传统的民族研究学科知识和研究路径与时代需求之间的张力开始凸显。化解当前民族研究领域的困惑，我们认为还是应从“民族”概念在中国生成和起源处找寻原因，借以推动构建中国特色民族研究的话语体系。一、西方“民族”概念及其历史遗产在中国古代思想体系和史料文献中，没有出现过与欧洲“nation”相类似的“民族”概念4。学术0412023年第2期（总第170期）Journal of North Minzu University化的“民族”概念最早可追溯到中世纪的西欧，它是西欧特定社会历史和文化发展的产物，与民族国家观念相伴而生，指的是具有国家形态的人群共同体。今天我国学术界广泛论及的“民族”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西学术语。西方“民族”概念的产生与西方“一族一国”的民族国家理论密切关联，其形成于特定的时代背景、社会和政治哲学基础。换言之，它与中国传统的族际关系样态、以文化划分族群的历史传统，以及族群称谓表述的社会习惯等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就需要我们在分析民族现象、研究民族问题、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时，要辨析和借鉴国外文明成果，为我所用，更要结合中国的历史和国情，用之得当。（一）西方有关“民族”概念的争论及其实质聚族而居是人类的本能，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便是这一群聚本能的具体表现，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然而，民族是“政治词典中最令人迷惑和最有倾向性的术语之一”5（6），具有现代政治意涵的“民族”概念（nation）源自欧洲，理解其原初含义，需要厘清西方学者有关“nation”含义的争论。关于民族的概念，西方有代表性的解释包括斯蒂芬 格罗斯比从社会文化角度给民族的界定，即民族是历史上不断变迁、在一个领地内生活并具有一定文化特征的共同体。领地、亲属关系和文化传统是构成民族的重要要素。他认为占据相对广阔的地域（领地）是共有文化传统形成的基础，相对统一的地域文化（如语言、律法、习俗或宗教）是社会关系赖以形成的条件，反映集体自我意识的社会关系（亲属关系）是民族区分于其他人类群体的重要特征6（624）。赫尔德也认为，民族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文化实体，同一民族的人说共同的语言，生活在共同的地域，有着共同的习惯、共同的历史和共同的传统7（95）。安德森则从政治角度对民族进行界定，他认为民族是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被想象成为本质上有限的（limited），同时享有主权的共同体，即民族被想象为边界范围有限、拥有至高无上主权、成员间平等友爱的共同体；同时，安德森认为资本主义、印刷科技和人类语言的多样性三者之间的重合互动，为民族意识的产生和民族共同体的想象提供了前提8（6，45）。安东尼 史密斯认为民族是一个与族群联系密切的概念，与族群象征性地和“祖地”（homeland）相连、拥有某些共同文化因素和各种记忆传统相比，民族是“具有名称，占有领土的人类共同体，拥有共同的神话、共享历史和普通的公共文化，所有成员生活在单一经济之中并且有着同样的权利和义务”9（14）。这一界定既包含了民族的经济和政治要素，也包含历史和文化要素。如上文所述，西方“民族”概念最早可追溯到古代欧洲古罗马时期，即使近代以来，“民族”概念的内涵也在不同学派的争论中有着不同的理解。据西方学者的研究，民族（nation）原本不具有任何政治属性，只是在欧洲漫长的社会历史演进中，“nation”一词才从非政治属性的词汇演变成“改变近现代世界政治景观”的政治术语，成为重构欧洲国家形态、影响社会政治生活的话语。纵观民族（nation）及其附属的政治内涵的变化过程，起初作为一个群体的称谓是被“外人”指认和给定的，后来演变为群体内部成员的自我认同；从这种认同产生一些集体活动，到欧洲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与理性、自决、平等、自由等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进而上升为与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目标相连的政治信念和政治价值。二战之后，“nation”概念及其背后政治追求的广泛传播，在全球更激发起殖民地人民的政治自觉和政治行动，成为改变现代世界政治图景的巨大力量，最终形成“民族国家体系”10。可见，“民族”概念的源起本身是表达人类生存方式的一种语言符号，但其在演进过程中，特别是在对传统权威的挑战中，“民族的含义发生了一个虽小却微妙的变化，当传统的权威结构受到挑战时。民族 呼吁的强度似乎增大了”11（29），并且逐渐演变为一种“革命力量”胜利的产物和象征。“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我们发现人们经常求助于这个概念”11（29）。但在这一演进过程中，它所代表的“资042产阶级立场”，表现为以代表“国民利益”的面目出场，却又最终倒在“我（资产阶级）就是国民利益的忠实代表”的虚假的现实表达之上。究其原因，在于资产阶级只借用了“民族”意识作为自己的一个政治动员口号，其阶级属性决定了难以代表构成民族之基础的民众的根本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在对民族与阶级关系的论述中，有关民族共同体内资产阶级民族和无产阶级民族的划分，以及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两种不同的民族性的论断，深刻揭示了民族概念的复杂性，对我们正确把握民族概念的内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长期以来，我国民族学界对“民族”概念存在的诸多争议，原因是中西语境下“民族”概念的歧义、不同历史时期的民族特性差异、意识形态功能作用的重要影响12。所以，关于“民族”概念，一方面要理清概念形成的理论来源及其演进中的诸多变化，另一方面要把握概念背后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需要。（二）西方“民族”概念的国家指涉与民族主义“滥觞”西方的“民族”是与“民族国家”有着密切联系的概念，国家是民族的政治屋顶，民族是国家的情感支撑。理解西方的“民族”概念，需要从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去把握。一方面，民族国家是与过去的王朝国家、城邦国家、神权国家和帝国相对立的一种全新的国家形态。民族国家的生成是西欧资产阶级为了结束国内封建割据局面、统一国内市场、改变民众过去忠诚和效忠的对象（君主、教皇、帝国首领、贵族），转而把忠诚投向通过选举（民主方式）而产生的人民主权者。因此，一方面，民族国家内部民众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公民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过去的依附（分层的权利分配）关系；另一方面，民族国家理论所要建立的新形态国家主权是独立的。与过去的王朝国家、城邦国家、帝国等国家疆界间的任意分割相比，民族国家要求国家“主权独立”，“国家对国界范围内拥有排外的控制权”，其理论基础是“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论”。随着民族主义思潮的全球扩散，由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及其组成的现代民族国家体系，逐渐形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基本构架。然而，与西方民族主义的理想图景“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13（1）相反，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成为大多数国家必须面对的主要社会问题。尤其是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加速推进，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跨国迁徙、混居与民族国家的传统理念形成张力，全球化和族裔民族主义两种趋势都在发展，民族问题不仅在发展中国家，在西方发达国家也变得复杂尖锐，成为各种政治力量博弈的借助对象。霍布斯鲍姆认为，全球化、民族认同与仇外心理的相互纠缠，使民族国家的正当性对居住在其领土上的居民而言日渐衰落，民族认同危机由此而生14（82）。源自西方的民族与国家一体的理论，迫切需要对这一人类社会发展大势作出与时俱进的阐述，构建新的国家叙事，建立包容性的国家认同，否则，任凭极端民族主义大行其道，人类社会必将重蹈对抗和撕裂的覆辙。进入新世纪，民族主义回潮及其对各国内政外交的影响日盛，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重大影响不可小觑，一定程度上，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已经成为民族理论研究领域的暗礁或旋涡12。民族主义理论成为不具备国家形式的民族寻求独立建国政治诉求的理论依据，作为“以该民族及其国家为最终效忠对象的一套既定的思想、信仰和行动”15，这种“认为自己的民族比其他民族优越，特别强调促进和提高本民族文化和民族利益”16（40）的民族利益至上观念，在不断丰富并理论化以后，不仅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动员能力显著提升，而且也逐渐渗透到学术研究之中，即将民族的利益诉求以理论化的方式加以表达。换言之，西方民族理论中关于“民族”概念的解释所蕴含的民族利益观，在多民族国家或者成为一些民族群体寻求独立自决的“促产婆”，或者成为利益分配的“催化剂”。民族自我意识在“民族”概念的敲击声中被唤醒，“民族”概念的阐释反过来又对民族共同体产生了唤醒和动员作用，促使他们朝着民族的方面进行“想象”和凝聚，导致其组织化程度的提高17。因此，西方民族理论0432023年第2期（总第170期）Journal of North Minzu University尤其是族裔民族主义理论对“民族”概念的学术阐释，不仅对民族与国家关系产生解构作用，而且在多民族国家还可能催化产生一种个人利益为本、本民族权益至上的政治诉求和政策偏好。（三）构建“以我为主”的“民族”概念及其话语叙事当前在我国的民族问题研究中，尤其要关注西方民族和民族主义理论的负面影响，警惕以下三种研究取向。一是对“民族身份”的过度强调。它促使民族身份定格化，“民族身份”成为社会治理的关键变量，这会导致族际之间“他者”意识的增强，民族之间区隔化，容易导致衍生出危及社会稳定的“暴点”。二是对“民族意识”的过度渲染。它容易助长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致使民族意识超越法治意识，淹没国家意识，冲击国家意志。三是对“民族问题”的过度强化。“民族问题”边界的肆意扩大，极易制造民族矛盾，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同时，民族研究不能等同于民族问题研究，要转换研究思路和范式。当前，我国的民族研究总体上滞后于民族事务治理实践，学术界应深入民族工作实践一线，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