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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论年编2014(人民时评) 人民日报评论年编 2014（人民时评） 编 辑 说 明 评论是人民日报的旗帜和核心优势。2014年，按照“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求共识”的要求，人民日报评论紧跟中央、引导舆论，对重要精神作出准确阐释，对重大事件作出明确判断，发挥主流媒体“中流砥柱”和“定海神针”的功能，为转型期中国提供辩证认识论，让主流价值有机会在观念竞争中胜出，为改革大业向前推进注入更多正能量。 本书汇集了“人民论坛”“人民时评”“人民观点”三个专栏2014年刊发的全部文章，其中“人民论坛”234篇，“人民时评”212篇，“人民观点”53篇（“人民观点”文章的作者均为人民日报评论部，不再一一标明），并附有电子版，敬请读者参阅、指正。 人民日报评论部 2015年1月 握紧自贸区的三把“金钥匙” 周人杰 开放中促改革，开放中寻机遇，开放中防风险，方能实施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 随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围、中国（广东）、中国（天津）、中国（福建）三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增设，自贸区沿着海岸线由北向南，从“雄鸡”的咽喉到腹部，多方位舒展开胸怀，面朝大海，从容开放再起步，彰显出引领时代的决心与信心。 所谓“机者如神，难遇易失”，细细分析，牢牢把握自贸区发展的主动权和巨大机遇，需握紧三把“金钥匙”。 第一把钥匙，开放中促改革。改革与开放，向来相互砥砺，强调在开放中促推改革，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的规则。一年多来，上海自贸区的27项制度创新，先后在全国或部分地区复制、推广。扩围后的四大自贸试验区，各有特色，有利简政放权、依法行政在多领域、多维度做好“压力测试”，提供更多互补、对比的试验。 第二把钥匙，开放中寻机遇。步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发生变化，再靠低成本便宜货、贴牌代工，很难撑下去。积极适应世界经济分工的“雁阵”，加紧培育新的增长点、新的竞争优势，离不开自贸区的“卡位”。比如，福建对接台湾，广东侧重港澳，天津重点面向东北亚、京津冀，寻求全球化中抢先机、赢主动的突破。 第三把钥匙，开放中防风险。开放不是国门大开、照单全收，而应保持定力、有序运作，该放的放，不该放的坚决把住。国际上，设立“第二道锁”、建立健全内部安全审查制度已是惯例，其经验值得参考和借鉴。特别是，人民币国际化注定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稳妥推动。不管是金融领域改革还是其他领域改革，都必须锁住系统风险关，立于不败之地，这是对外开放的底线思维。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关键的是，钥匙要始终握在自己的手中。正如有学者提醒的，注意远离可能在经济上引起糟糕后果的“黑暗角落”，要防止各种不利因素之间发生“魔鬼循环”。换句话说，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然而怎么改、如何开，不是任何人强迫的结果，而是从国家利益、人民福祉出发的理性选择。一方面壮士断腕，“自己改自己”，迎来新生；一方面留有后手，做好化解风险的各项准备——这是对外开放过程中不可忽视的辩证法。 “谋子”更要“谋势”。置于开放的大格局观察，无论福建平潭，还是广东蛇口，其实都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关节点，东中西部都将迎来发展机遇。无论咽喉、腹部，还是背部、尾部，哪怕过去的边缘地区，一旦同周边国家实现了互联互通，就会激发活力、迎来发展契机。这一进程，恰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们不能当旁观者、跟随者，而是要做参与者、引领者。用好战略思维，把握主动权，增强创新力，方能实施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 大漠孤烟送马帮，丝绸铺路破苍凉。历史上的盛世中华，播撒给世界无限的物质与精神养料。而今，铆足劲头、蹄疾而步稳，引吭高歌的东方雄鸡，更将不以山海为远，发出更多中国好声音。 （2014年12月31日） 地方治理，须沿法治轨道 李曙明 良法和善治缺一不可。地方治理必须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不仅要有法理上的正当性，还要有明确的法条依据 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其中，草案第45条是向地方授权限制机动车通行的条款。不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表示，该条款属于不当授权条款，应当予以删除。有的委员建议，即使保留修改此条款，也必须增加相应的限定条件，明确规定补偿措施。总之，立法不能随便给单双号限行常态化“开口子”。 立法是对利益的重新分配。具体到机动车限行条款，它要调整的是，车主充分开车和所有市民（包括车主）对空气清洁、交通畅通诉求之间的平衡。对于特殊情形下必要限度限行的正当性，人们能够理解。但必须强调的是“特殊情形”“必要限度”，因为它事关公权力的规范行使，也涉及公民权利的有效保护。 限行，必须在法治的轨道推进，不仅要有法理上的正当性，还要有明确的法条依据。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对于严格执法、建设法治政府，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其中包括行政机关不得法外设定权力，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不得作出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决定。用这样的视角审视一些地方法律依据不足的常态化限行，能否经得起“法外设定权力”的拷问？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和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第20条，是各地阐释限行依据时被反复提及的两个法律条文。认真分析其内容，两个条款其实只是对有关部门特殊情形下临时限行的授权。而草案第45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大气污染防治的需要和机动车排放污染状况，可以规定限制、禁止机动车通行的类型、排放控制区域和时间，并向社会公告”，条款授权宽泛，一旦获得通过，实行单双号甚至更严格的限行举措，便不再有法律障碍。这就难免让人产生一些忧虑：如果缺乏必要规制，有关权利如何得到切实保障？ 固然，限行对于城市交通通畅、空气清洁起到了一定作用。然而，有限行的现实需要，法律授权也不可或缺，良法和善治，二者缺一不可。 良法是善治的前提。在立法环节，需要不断提高开门立法、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水平。这就需要立法时更加注重拓宽群众有序参与的途径，广泛凝聚社会共识。与此同时，也要防止有些部门和地方利益被法律化，不能让公民权利被“合法”侵犯。就这次限行立法而言，应通过充分发扬民主，保证立法的科学性和严密性。对于什么情况下可以限行、限行到什么程度，做出尽可能明确的规定，压缩地方任意“发挥”的空间。 进而言之，一些地方未经授权、不依法行政，只是通过一纸红头文件就随意出台政策，既有上位法阙如的质疑，也存在不符合程序正义的问题。尽管可能有立竿见影的调控效果，但实用主义不能替代依法行政，好心不能替代程序正义，勺子不能比锅还大。因此，从源头上予以规范势在必行，按照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办事，这正是依法治国的重要体现。 （2014年12月30日） 辞官现象折射“官念”之变 马跃峰 改革干部人事制度，让官员能上能下、能进能出，使有序流动成为新常态，人们就会以平常心对待辞官现象 不为“良相”，愿为良医。日前，陈延武辞去湖南益阳政协副主席，抖落一身“副厅级”光环，当起了“陈老中医”。年过半百，淡然告退。 官，本是一种社会职业，同医生、清洁工等各行各业一样，都是社会的需要。有许多一技之长的人，走上管理岗位，甚至弃“专”从政，把专业知识与精神带入了新的领域，当然，也可能会有“工作需要”和“个人兴趣”的矛盾。陈延武也曾在仕途奋斗，以求实现抱负。只是，蓦然回首，发现从医之心仍“在灯火阑珊处”，毅然离开，既是追寻个人梦想，又是对身份的重新定位。 这两年，干部辞官已不新鲜。有为求圆梦辞职的，如北京市昌平区原区委书记关成华，重返大学校园，潜心读书、观察、思考。有想“自我掌控生活”辞职的，如浙江省平阳县原副县长周慧在辞职感言中说：“这一刻，仿佛云淡风轻。”有因为工资低辞职的，如四川古蔺县石宝镇原副镇长赵光华，吐槽工资仅够给孩子买奶粉、尿布，工作6年还靠父母接济。有不满足现状辞职的，如广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处原处长陈伟才，告别战斗20年的公安岗位，改任珠海格力电器副总裁。 透过辞官现象，看到的是政治生态、社会发展的深层变化。 辞官者之所以有此勇气，与改革深化、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紧密相连。回顾历史，体制内的人曾三次集中“溢出”。第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一批公务员赶潮下海；第二次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改革开放步伐加快，民营企业政治地位提高，大量公务员再度辞“官”；第三次是2000年前后，政府机构改革精减人员，不少干部辞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为人才双向流动奠定了更坚实的社会基础。几天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获得通过。机关事业单位与城镇职工的养老金并轨，更加促使人们以平常心看待“官”与其他职业间的多元选择。 辞官者的动机千差万别，但不能说完全与“为官不易”无关。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吏、反腐倡廉成为新常态。八项规定真落实，“老虎”“苍蝇”一起打，当官有权不能“任性”，更不敢腐败。从严治党、从严治吏的大环境下，过去那些认为当官旱涝保收甚至油水十足的人，发现领导干部很多时候属于“高风险低收入”的“弱势群体”，千军万马奔仕途的热潮自然会有所降温。 去职者渐行渐远，在职者应忠于职守。“官”作为一种社会职业，并无好坏可言，但如何为官，是有好坏之分的。为官一任，不能因制度严了就“在岗不在状态”。或会干不如会看，见风使舵，选择性办事；或会办不如会推，推诿扯皮，不办事、少办事；或善为不如善拖，拖延应付，马虎办事；或善管不如善转，尸位素餐，吃公家饭，干自家活。这些心态与行为，既与为民宗旨不符，也与公职操守相悖。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建立通畅的交流渠道，让官员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改革干部人事制度，让干部人尽其才，各尽所长。有朝一日，干部的有序流动，定会成为新常态。那时，再有辞官者，人们自会司空见惯、以平常心对待。 （2014年12月29日） 养老金为何要“一碗水端平” 吕晓勋 破除养老保险“双轨制”，不仅是改革方向所指，也是改革目的所在 如果说教育改革要重点考虑“起点公平”，那么社保的改革，特别关注的就是“底线公平”。近日消息传来，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已经由国务院常务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通过。破除“双轨制”，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建立与企业相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一时成为舆论热点。 每年全国两会前夕，人民网都会推出“两会热点调查”，近4年高居榜首的都是“社会保障”。分项调查中，养老保险多轨制则持续成为社保领域焦点。今年，更有84%的票数支持养老金并轨。养老保险的改革，正是建立在这样的民意基础上。 关注养老保险改革，首要的诉求在于提高养老金水平。去年，安徽合肥一位银行退休员工投书媒体，称“很多退休工人每个月的退休金只有1000多一点，想吃肉还要算账”，即便近几年涨了好几次，“和事业单位以及公务员的退休工资也是没法比的，也跟不上现在物价上涨的速度”。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企业退休人员的心声。虽然已有“十连涨”，但制度鸿沟带来的收入鸿沟仍未填平。 设计养老保险这一制度，是为了保障老年人的生活，对劳动者退休后的一种“反哺”，如果因职业不同而计算方法不同、待遇差别较大，无疑是对社会公平的侵害。从另一角度看，“体制内”退休后稳定、优厚的待遇，让“到体制内去”的高烧一直难以降温；“双轨不接”，同样妨碍人才在企业和机关之间的自由流动。长远看，这也很不利于改革向纵深推进。可以说，养老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