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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斌：二○一七年：文明进程的中国时刻 二○一七年：文明进程的中国时刻 杨光斌 《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8日05版） 　　基于中国经验的中国理论，强调“政治领导的决定性作用”，并把“国家”重新带回引领发展的中心位置，为现代化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 　　人类文明经过几千年的漫长演化而来，但是历史进程中的关键点往往影响着文明走向，尤其重要的是大国的关键事件和关键时刻。2017年，正是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中国时刻”。 　　2017年中国最重要的时刻无疑是党的十九大的召开。十九大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人有了更多更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2017年这个中国时刻，是长程历史的一个汇合点。新时代不仅是过去5年的总结，也是中国发展成就的全面总结，是对中国成就原因的总体回答，更是中华民族向着伟大复兴的奋然一跃。 　　中国成就体现思想、道路、制度、政策的历史逻辑和政治逻辑。具体而言，科学社会主义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这条政治道路产生了最能体现人民主体性的政体，因而其政治过程与政治运转，必然产生以人民为中心的公共政策。由“思想—道路—制度—政策”所构成的“中国方案”，使得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路径，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中国智慧。 　　诚如哲人所言，人类社会应该能够通过深思熟虑的选择来建立一个良政，而不是注定要靠机遇来决定他们的未来。大国尤其需要政治方案和顶层设计。事实上，政治发展能力能够显著影响经济增长绩效，但西方经济学并不能计算出来。回顾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治理经验，政治设计所带来的社会稳定正是经济增长的根本保障。在中国，没有政治方案和顶层设计，就没有改变世界秩序的新中国，也没有改变中国人命运的改革开放，更不会有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根据十九大的顶层设计，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正是确保伟大复兴如期完成的政治之锚。 　　用什么保证“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实现？十九大给出了14条基本方略，贯穿其中的，就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根本上就是要发挥党的领导这个最大优势。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中国方案极大地超越了西方的发展理论。西方“发展学”的核心就是坚持个人中心主义的“去国家化”方案，但发展中国家最稀缺的资源就是把国家有效地组织起来的制度能力，“去国家化”的“发展学”无疑使发展中国家雪上加霜。基于中国经验的中国理论，强调“政治领导的决定性作用”，并把“国家”重新带回引领发展的中心位置，为现代化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 　　对于文明互鉴，当国家规模大到一定程度之后，其带来的差别不再是量上的，而具有质的意义。在近400年的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支配世界贸易的国家是百万人口规模的荷兰，第二个支配性国家是千万级人口规模的英国，第三个主导性国家是亿级人口规模的美国。而有着13亿多人口的中国，与历史上的大国有着本质区别。作为文明型国家，中国追求的不是西方国强必霸的帝国主义逻辑，而是共建共享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沿着十九大开辟的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将与世界各国人民携起手来，共同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古老理想。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