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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处分解读 档案造假、违反规定取得外国国籍等行为都会被政务处分 　6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政务处分法在第三章详细规定了应当受政务处分的违法行为，对于引导公职人员树立和强化依法用权意识，以及规范政务处分标准和尺度，都具有重要意义。 　　公职人员违法行为种类较多，危害程度各不相同。梳理发现，政务处分法中所列出的违法行为，既包括贪污贿赂、滥用职权、违反规定公款消费等较为常见的公职人员违法行为，也对一些应当予以政务处分的违法行为作出进一步明确。 　　比如，“篡改、伪造本人档案资料”被纳入政务处分情形。党的十八大以来，一些落马党员干部违纪违法事实中的人事档案篡改、伪造等问题并不鲜见。“五假干部”卢恩光，年龄、学历、入党材料、工作经历、家庭情况等全面造假，长期欺瞒组织。河北省共青团石家庄市委原副书记王亚丽，档案中除了性别是真的，其余信息全是假的，档案中的90多枚公章，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假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将档案造假纳入政务处分情形，体现了政务处分法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从处分力度上看，政务处分法提出“篡改、伪造本人档案资料的，予以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严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既体现了处分的严肃性，也符合党纪与国法有效衔接的要求。《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篡改、伪造个人档案资料的，给予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党纪处分与政务处分相辅相成，有利于避免处分力度畸轻畸重等问题。 　　再如，政务处分法把“违反规定取得外国国籍或者获取境外永久居留资格、长期居留许可”列为政务处分情形，广受关注。现实中，公职人员在出国（境）方面的确存在一些问题：有的违规获取外国绿卡，如西安思源学院董事长周延波，未经批准获取加拿大永久居留权，一直未向组织报告；有的出国（境）私自不归，如广东省国资委原主任刘富才未向组织报告擅自出国，并在省纪委宣布对其立案调查后拒绝回国配合组织调查；甚至有少数党员干部携赃款外逃。以上种种，给党和国家在政治上造成恶劣影响，有的还在经济上造成重大损失，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在2015年修订时将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成果制度化，增加了“违规取得国（境）外居留权或者外国国籍，违规办理因私出国（境）证件”的处分规定。此次政务处分法明确将此类行为纳入处分情形，再次体现了纪法贯通、法法衔接的要求。 　　此外，“诬告陷害，意图使他人受到名誉损害或者责任追究等不良影响”“在管理服务活动中故意刁难、吃拿卡要”“拒不承担赡养、抚养、扶养义务”等行为，也都被纳入政务处分情形，并规定了其适用的政务处分。 　　政务处分法注重突出近年来管党治党、从严治党实践中典型多发的违法类型，将其纳入政务处分范围，体现了纪法贯通，有利于推动党内监督和国家机关监督有效贯通。 政务处分法解读之一|为什么要制定政务处分法 　6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这是一部规范监察机关的政务处分活动、完善国家监察制度的重要法律，是继监察法之后，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又一重要制度成果。 　　为什么要制定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立法要解决什么问题？有哪些重要意义？记者就此采访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家法室主任童卫东。 　　“政务处分是监察机关对违法的公职人员给予的惩戒，是监察法规定的一项新制度。”童卫东说，监察法对政务处分作了原则规定，公职人员哪些行为应当给予政务处分，给予什么样的政务处分，按照什么程序给予政务处分，都没有明确。监察法实施后，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了《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暂行规定》，对政务处分的依据、程序作了规定，是实施政务处分的过渡性规范。政务处分关系公职人员切身利益，对公职人员有重要影响，需要由法律作出规定。 　　据童卫东介绍，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制定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列入立法规划。起草工作由国家监察委员会牵头、全国人大司法和监察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参加。2019年6月，国家监察委员会将草案初稿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安排，由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提出议案。监察和司法委员会与国家监察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组织工作专班，进一步研究论证，形成正式草案，于2019年8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经过今年4月二审、6月三审，于6月20日通过。 　　“从草案初稿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到最后审议通过，正好一年时间，进入审议程序不到8个月，作为一部新制定的法律，立法进程可以称得上快。”童卫东说。 　　在童卫东看来，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参照现行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以及党纪的有关规定，总结实际经验，对政务处分的原则、种类、适用规则、公职人员违法行为及其应当给予的政务处分、政务处分的程序以及不服政务处分决定的救济程序等作了具体规定，全面、系统地规范了政务处分制度，为监察机关实施政务处分提供法律依据。同时，这部法律明确公职人员任免机关、单位对违法的公职人员给予处分适用其中第二章、第三章关于种类、适用规则、公职人员违法行为及其适用的政务处分的规定，进一步完善了公务员、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管理人员等的处分制度。 　　“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内容。这部法律将党的纪律要求中与公职人员相关的内容转化为公职人员的法律义务，实现党纪与法律的衔接，发挥党纪和法律的协同作用，对于推进政务处分的规范化、法治化，实现全面从严治党治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童卫东表示。 政务处分法解读之二|政务处分与处分是什么关系 　6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根据该法，目前对公职人员的惩戒，既有政务处分，又有处分，这两者是什么关系，如何适用?记者就此采访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家法室主任童卫东。 　　据童卫东介绍，在监察法出台前，我国对违法违纪的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惩戒称为处分，依据是公务员法、法官法、检察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等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国有企业中由行政机关任命的人员违法违纪参照《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给予处分，其他管理人员按照企业规章制度给予惩戒。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监察机关统一行使监察权，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实现监察全覆盖，监察法规定监察机关对违法的公职人员依法作出政务处分决定。 　　“这样对公职人员来说，就存在政务处分和处分两种惩戒制度，如何处理这二者的关系，是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制定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童卫东说，草案曾规定监察机关和公职人员任免机关、单位都可以作出政务处分决定，为了避免与现行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制度混淆，同时也与国有企业管理人员与企业是劳动关系的性质相适应，法律后来作了调整，任免机关、单位作出的惩戒沿用处分的称谓。 　　童卫东表示，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中，政务处分和处分制度有分有合，并行不悖。所谓“合”，一是在适用范围上，实现公职人员全覆盖。政务处分和处分覆盖监察法第十五条规定的六类人员。二是违法情形上实现统一。任免机关、单位可以适用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的规定作出处分决定。其他法律有特别规定或者新的规定的，监察机关和公职人员任免机关、单位都可以适用。三是种类和适用规则上实现统一。 　　所谓“分”，一是指名称上，监察机关作出的惩戒称为政务处分，公职人员任免机关、单位作出的惩戒称为处分。二是监察机关和公职人员任免机关、单位按照管理权限对违法的公职人员给予政务处分和处分，但是对公职人员的同一违法行为，不得重复给予政务处分和处分，就是“一过不能两罚”；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监察机关发现公职人员任免机关、单位应当给予处分而未给予，或者给予的处分违法、不当的，应当及时提出监察建议。 　　“此外，政务处分和处分的程序、救济制度也有不同。”童卫东说，监察机关作出政务处分，适用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的程序，任免机关、单位作出处分决定，适用公务员法、法官法、检察官法以及《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等规定的程序。在救济制度上，公职人员对监察机关作出的政务处分决定不服，可以依法申请复审、复核，公职人员对任免机关、单位作出的处分决定不服，可以依法复核、申诉。 政务处分法解读之三|如何落实监察全覆盖要求 　　6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这是继监察法之后，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又一重要制度成果。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实现了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刚刚通过的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是如何落实监察全覆盖要求的？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法规室主任邹开红。 　　据邹开红介绍，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的制定，是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制度成果。该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全面系统规范公职人员惩戒制度的国家法律，实现了不同公职人员处分标准的统一。 　　“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出台前，关于公职人员处分的情形、适用规则、程序等方面的规定，散见于公务员法、法官法、检察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中，缺乏统一规定，制约了处分工作的规范开展。”邹开红说，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的出台，改变了处分标准不统一的局面，有利于提升政务处分工作的法治化、规范化水平。 　　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将法定的监察对象全面纳入处分范围，使政务处分匹配党纪处分、衔接刑事处罚，构筑起惩戒职务违法的严密法网。对此，邹开红表示，制定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进一步明确了公职人员任免机关、单位的主体责任和监察机关的监督责任，强化日常监督，对有职务违法行为的公职人员，根据情节轻重依法给予处分，对情节轻微的，可以进行谈话提醒、批评教育、责令检查或者予以诫勉，从而改变了过去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的状况，有利于实现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促进广大公职人员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坚持道德操守，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公职人员队伍。 　　邹开红介绍说，在政务处分适用规则方面，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顺应监察全覆盖对政务处分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既规定了适用于所有公职人员的共同规则，又针对不同类型的公职人员，分别规定了处分后果，力求真正发挥政务处分的惩戒作用。 　　“对于所有的公职人员，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在共同违法责任承担、从轻或者减轻情节、从重情节、违法所得追缴、政务处分自动解除等方面，作了统一的规定，体现了共同的严要求。同时，对于不同类型的公职人员，根据其身份、职业等特点，在处分后果上作了有针对性的规定，以保证政务处分的有效性。”邹开红表示。 政务处分法解读之四|规定应受政务处分的违法行为基于哪些考虑 　6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政务处分法在第三章规定了应当受政务处分的违法行为，设定这些情形基于哪些考虑？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法规室主任邹开红。 　　“详细规定具体处分情形是处分类法律的惯常做法。”邹开红说，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监察机关监督的对象是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对各类公职人员科学、统一地设置处分的法定事由，对于引导公职人员树立和强化依法用权意识，以及规范政务处分标准和尺度，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是起草制定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过程中着力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