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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的忙碌 人为的忙碌 大凡机关单位，都被赋予一定职能，无论职能大小，人员多寡，都有既定的工作任 务、工作范围和工作目标。当然，各单位的职能不同，工作任务不同，承担的工作量大 小也不同。机关有一句话，叫“再闲的单位也有忙人，再忙的单位也有闲人。”有些工 作内容比较“虚”的单位，任务不那么繁重，工作相对轻松，但某些岗位却轻闲不得。 比如负责单位吃喝拉撒、送往迎来的办公室主任、副主任，服务领导的司机、秘书或通 讯员，单位的业务骨干、会计、打字员，这些人需要维持机关的正常运转，所以难得偷 闲。工作内容比较“实”的单位，如公安、信访或者城管部门，直接与基层百姓打交道， 每天要解决大量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任务很繁重，忙碌在所难免。但是，忙单位也 不是个个都是案牍劳形，总有那么几个人置身于繁忙的工作圈之外，单位工作再忙也与他没有多大关系。 2011 年 2 月媒体曝光，福建省龙岩市城建监察支队科员江进祥 9 年不上班工资照领， 成为中国最“牛”公务员。当然，江进祥属于被迫无奈，然而，许多不上班不工作的公 务员，都有各自不相雷同的原因。这些人中，有年龄偏大职务没上去心里不痛快吃老本 的人，有不务正业整日游手好闲领导不敢管的人，有无病呻吟长期泡病号领导无可奈何 的人，等等，不一而足。 斗转星移，世事难料。近些年来，党政机关呈现出普遍忙碌的态势，无论是务实的 单位还是务虚的单位，无论是基层单位还是领导机关，一片鼓乐齐鸣的繁忙景象。机关 里大会小会不断，办公室里电话铃声连绵，文件简报连篇累牍，各类活动争相上演。原 来任务重的单位忙上加忙，原来任务不重的单位也再难赋闲，真乃是“胖子喘气，瘦人 也喘气。”有人就此立论说，公务员已不再是一个轻松的职业，早些年那种“一杯茶， 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的好日子一去难复返了。 机关人都在忙些什么呢？ 这个问题一言难述。大而言之，忙经济，忙发展，忙改革，忙破产；忙招商，忙投资，忙城建，忙拆迁；忙税收，忙环保，忙三产；忙文化，忙教育，忙就业，忙社保； 忙上访，忙调解，忙安定，忙纠风，忙廉政 这桩桩件件大事要事，让机关人日日奔 波不息。 我们的党不同于国外的政党，西方意义上的政党，只管自己的纲领、组织和奋斗目 标，通过开展社会活动争取议会席位获得执政地位，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特定阶级 利益。我们的党不但“党要管党”，更重要的是要管理诺大个国家和十几亿国民，要说 “任重而道远”，一点也不过分。我们的政府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府，西方国家的政 府只是个“守夜人”或者“看门狗”，维持一下社会正常秩序而已，那点屁事我们一个 街道办事处就做了。我们的政府正在逐步成长为一个全能的政府，包揽天下大事。农民 每年应该播种点什么，怎么选种、怎么管理、怎么销售；产业如何转型，工厂如何破产， 企业如何融资、如何上市；公安如何执法，司法如何监督，法院如何判案；投资与消费、 利润和税收；国家园林城市、卫生城市、文明城市创建，加上居民就业、就医、入学、 住房、出行以及小商小贩站道经营等等大量日常琐屑，诸事缠身，四面出击，焉有不忙 之理？ 机关为什么会越来越忙？笔者认为，除了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特定历史条件下，各 类矛盾集中显现这一因素外，党政机关大量繁忙事务，是人为制造的许多无效劳动。 包揽一切是造成机关人为忙碌的第一原因。我们拥有一个肩负重任的党和一个全能 的政府，党和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这句话是上世纪 90 年代初 实行“党政分开”时经常提到的话题，那时强调要建立“小政府，大社会”，时至今日， 再也听不到这种声音了。本世纪又已走过十三个年头，政府非但没有瘦身，反而越加臃 肿，俨然一个雍容华丽的贵夫人，“小政府”的目标离我们越来越远。 问题的症结在那里？根本问题出在管理体制上。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政府在市场化 的过程中，对各类企业这些市场经济主体，基本上是监管，而不是直接插手经营，干预 市场。而对于大量的社会事务和公益事业，如社会资源整合，法律普及和援助，弱势群 体救助，环境保护、社会慈善，社区管理，民间调解等，这些曾经由政府直接提供的公 共产品，交由非政府组织实行民众自治。 在美国，非政府组织的活动范围涉及宗教、慈善、教育、科学、文学、公共安全实 验、业余体育竞争、防止虐待儿童、动物保护等许多领域，为政府分担了大量繁杂琐碎 的社会事务。在台湾，当塑化剂事件发生后，不仅台湾当地政府积极作为，台湾主妇联 盟和董氏基金会这样的非政府组织也发起的自救行动。以色列的“国家廉政运动”是一 个民间监督政府的“第三只眼”，拥有会员和志愿者 1.3 万人。西方国家主动利用社会 组织、社会利益群体、非营利组织进行社会协作治理，推动非政府组织在社会管理中快 速成长和成熟，民间志愿者和民间服务团体遍地开花结果，不仅在一国内部而且在国际 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反观我国，在本来就缺少草根土壤和民本意识的国度内，对非政府组织各类社会团 体实行严格控制和严格监管，出于求稳怕乱的心理，要求民间组织的建立，都要求寻找 一个政府部门“挂靠”，将之纳入政府的监督和管理，使之成为党的精神和国家政策的 “传送带”，而不是用来协助政府管理的社会自治组织。审批条件苛刻，手续繁琐，时 间漫长，导致不少民间社团长期得不到合法化身份，成长大受影响。 据媒体报道，长沙反扒联盟，志愿者自发组织起来替政府维持社会治安，成效显著， 却一直难以得到政府部门认可。长沙警方“只给以恰当的营业指导，并没有纳进政府统 筹治理的规模内”。这支民间组织名不正，言不顺，反扒时屡屡受挫甚至遭到围攻，自 身平安无法保障，长期游走在护法与违法边缘。（《法制周报》） 非政府组织得不到扶持，民众热情和力量得不到发挥，面对改革引发的深层次矛盾 和各种利益群体不断增长的诉求，政府繁忙在所难免。 官员政绩观是造成机关人为忙碌的原因之二。上世纪党政机关有个响亮的口号，叫 做“凭党性干工作，看政绩用干部。”本来这是个不错的施政纲领，可惜我们党政官员 太聪明，活学活用的功夫十分老到。你不是看政绩用干部嘛，我就“创造”一大堆政绩 摆给你看。于是乎，各地大大小小的官员们着了魔似的大耍天桥把式。一时间“形象工 程”、 “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层出不穷，人人都做表面文章，“假、大、空” 满天飞。上级觉察到这样不行呀，那些精透了的官吏们个个比孙猴子还精，正而八经的 口号，他们不看上句话，光盯下句话啦，生生把个精辟的施政纲领腌臜臭了。这个口号 立马被打住，调转目标，赶紧来批“形式主义”吧。于是，全党开始狠批形式主义。你 说机关人忙不忙？ 狠批形式主义并没有刹住这股邪风。由于单纯追求以 GDP 为主要指标的增长方式，各地每年都在进行经济指标排序，干部的擢升和使用仍然跳不出政绩考核的圈子，政绩 观依然是地方领导和部门首长战略选择的指挥棒。大到一个省份，小到一个乡镇，每有 主要领导人更替，势必提出自己的新主张，制定新的战略目标，规划新的宏伟蓝图。读 一读各地各部门的工作报告，各具风采的战略口号妙笔生花，文采飞扬。诸如“保二争 一，科学跨越”，“六个抓手，六个推进”，“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产业支撑，旅游 开道”，“农业立县，工业强镇，八方招商，四路并进”等等，真是五花八门，争奇斗 艳，各庄的地道都有许多高招，大大丰富了中国的语言文化。 麻将桌上有句牌语，叫“换人如换刀”。我国党政机关施政纲领的延续性缺乏制度 保证，无论哪一级党委政府，一任领导一个思路，一届班子唱一个调。在政绩观的推动 下，后任否认前任成为必然之举。新官上任都要打自己的牌，羞于走前任的老路，改弦 更张，推陈出新，以展示新主人的才华和魄力。上届班子一门心思抓产业结构调整，新 一届领导偏集全市之力抓城镇建设；前任工作重心是招商引资，后任调转船头要打造旅 游强市。思路变了，目标换了，最高决策者帅旗一挥，庞大机关千军万马开始转舵。旧 的规划弃若敝屣，新的战略白纸绘新图，机关干部人人打足精神，又开始忙着为新主人 添柴加火了。 有个县委书记，在全县干部会议上大谈前任市委书记倡导的新农村建设“三改一 化”，对新任市委书记推出的“新型城镇化驱动发展”只字不提。“不换思想就换人”， 不久，这位倒霉的县令就因“跟不上市委战略步伐”被调整掉了。 这让人说什么好呢？ 高考是教师们的指挥棒，政绩观则是官员们的指挥棒。这个指挥棒由于没有制度约 束，极易把党政官员的主观能动性变为“主观冲动性”。 某市园林局本来是个冷清部门，长年门可罗雀。公选上任的年轻局长，一心要弄个 大手笔给市领导看看。在他契而不舍建议下，全市打响了创建国家园林城市攻坚战。在 这个缺水少树经济欠发达的城市里，政府规划了大片农田做林区，拆巨资从外地运来成 年观赏树，各机关、学校、医院、厂矿通通打井种草，市民家家户户养植花卉盆景。一 年多里，党政机关全都围绕这件事忙乎，干部职工让日头晒得个个像西北红脸汉子，都 骂那位园林局长无事生非。好事者编了首打油诗：“园林城市创建真好，财政掏空耕地 减少。干部人人打洞放水，领导个个拈花惹草。” 法制不健全是造成机关人为忙碌的原因之三。2011 年 1 月 24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 委员长吴邦国郑重宣布，一个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 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遗憾的是，在社会各个层面日益法制化的今天，唯独党政 机关法制化建设滞后，依法行政步履艰难。现有的行政法空泛而不具操作性，与政府行 为相关的行政行为法、行政程序法、行政监督法、行政救济法等一系列子法迟迟未予建 立，对权力的规范和监督基本成为空白。 《中国新闻周刊》有记者发文说，《行政程序法》难产 25 年的背后，是天性嗜好 扩张的权力不愿意自缚手脚，是“无限政府”和“有限政府”的路径较量。在缺少制度 规范约束的情况下，党政机关内部大量的决策活动基本无法可依，主要凭借领导者个人 的意愿和好恶。“人治”不受条条框框限制，也没有什么路径可循，不管大事小情，完 全靠领导拍脑袋定夺。拍脑袋的过程是想一出是一出，哪里出芽就向哪里浇水，哪里冒 烟就朝哪里灭火。政府像一列没有固定运行轨道的火车，总是出毛病。一些冒烟的病灶 三番五次灭火，屡屡死灰复燃。大到“三公”消费，官员贪腐。小到公车使用，“小金 库”治理，各级党委政府红头文件一个接一个，每年都要花好大精力来围追堵截。 2008 年以来，中纪委、监察部、财政部、国务院纠风办多次联合下文，对各级党政 机关泛滥成灾的各类庆典、研讨会、论坛活动展开清理整顿。而这些在法制健全的西方 政府根本就不会发生的问题，在我们党政机关却成为永远医不好的顽症。 头痛医头，脚痒挠脚，怎不累死机关人也。 机构膨胀、滥设官职是造成人为忙碌的原因之四。尽管各地都有机构、编制和领导 职数的严格限制，可党政机关像个胃口特好的胖子，一天比一天发福臃肿，吃什么减肥 药都不见效果。在机构设置上，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如网络监管、城市维护、信息化 建设等一批批新部门应运而生，分工越来越细，但落后于形势发展的旧部门除少数合并 以外，却狠不下心来断然割腕，依然半死不活地大量存在。 官位也越设越多：一是任意突破职数限制滥设官职。有个县处级局内部的机关党委 竞有 3 个副书记，另设党办主任 1 名，正所谓人人有分工，个个有官做。二是在虚职上 花样翻新，什么正市长级干部、副处级纪检员、正科级组织员等等，可谓欲加官爵，何 患无辞？这些新增机构和新设官位，都要找些事做，要做事就要印文件、开会议、下任 务、搞活动，新一批官员下达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