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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亦因亦革与时变——谈坚持守正创新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亦因亦革与时变——谈坚持守正创新 1942年早春的延安，春寒料峭，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座无虚席，暖意浓浓。2月1日，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校长毛泽东做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深刻批判了主观主义这种不良风气，强调要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指出我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在这里，毛泽东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六个坚持”，集中概括和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刻揭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品格和鲜明特质。其中第三条就是“坚持守正创新”。这既是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更是对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的科学指引。守正与创新相辅相成，体现了“变”与“不变”、继承与发展、原则性与创造性的辩证统一，是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 一、守正创新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全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准确把握时代大势，勇于站在人类发展前沿，聆听人民心声，回应现实需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守正创新，更好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 守正创新是一个老问题，马克思在世时，就有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马克思曾经自述：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怎么会说自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呢？这就需要从恩格斯和爱德华·伯恩施坦的通信谈起。爱德华·伯恩施坦是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家及政治家，德国社会民主党成员，在其思想发展中，曾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19世纪80年代，法国工人运动分为两派，一派是以马隆、布鲁斯为首的“右派”，另一派是以盖德和拉法格为代表的“左派”。“左派”又称“盖得派”，他们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1882年10月26日，伯恩施坦致信恩格斯：“和《激进报》编辑决斗的喜剧以及《公民报》编辑在‘果达尔’问题上极不体面的举动，是盖得派以及由于他们也使得‘马克思主义’在法国如此威信扫地的原因”。伯恩施坦认为，在法国，盖得派威信扫地的同时也连带着让马克思主义威信扫地。恩格斯在回信中批评了伯恩施坦的错误判断。在恩格斯看来，盖得派威信扫地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威信扫地。因为盖得派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并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这些准备建立工人政党的法国朋友们，全都毫无例外地在最近12至15个月内犯了一个又一个的错误。而且，第一个错误就是盖得犯的”。恩格斯还告诉伯恩施坦一个信息：面对盖得派对自己思想的曲解，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之所以认为自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本身有什么问题，他并不是否定马克思主义本身。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他不可能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马克思的意思是说，盖得派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不准确。针对盖得派的幼稚病和叙述马克思思想的不当方式，马克思提出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是他不是盖得派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自述“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里就涉及一个问题：守正创新。作为马克思主义者，首先需要守正，只有守正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者。守正也是创新的前提，没有守正，也就谈不上创新。只有准确守正，才能正确创新。盖得派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本身就是错误的，这反而为攻击者提供了把柄，他们没有守住“正”，也就不可能正确创新。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这样的事情不仅出现在19世纪80年代的法国，也同样出现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东欧和苏联。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在国际上，马克思主义再次遭遇危机。美国学者提出了“历史终结论”，认为共产主义失败了，历史在资本主义这里已经终结了，资本主义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苏联式的教条式马克思主义确实是失败了，但是这不等于马克思主义本身失败了。苏联式的教条式马克思主义本身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回到马克思的文本，也就是站在守正的角度，我们会发现教条式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文本中的马克思主义差异巨大。面对盖得派，马克思只能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面对教条式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恐怕也会说这句话。 二、守正是为了更好地创新，创新是为了更好地守正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他同时指出，“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 守正与创新相辅相成，两者是一个统一整体，既不能因为对守正的强调而忽略创新，也不能因为对创新的强调而忽略守正。在我们党百年奋斗史上，围绕着守正与创新的关系，出现过“教条主义”与“中国化”之争。延安整风时期，我们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翻译的多了，读的人也多了。但在毛泽东看来，书多了，读书的人多了，并不等于我们党的理论水平已经提得很高了。毛泽东指出：相对于中国革命运动的丰富内容来说，我们在理论方面就显得非常落后。我们的理论还不能够和革命实践相平行，更不去说理论应该跑到实践的前面去。我们还没有把丰富的实际提高到应有的理论程度。我们还没有对革命实践的一切问题，或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阶段。 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又引出一个问题：什么叫理论家？他指出：我们读了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能不能就算是理论家呢？毛泽东认为不能这样说。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根据实际创造出来的理论，从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中抽出来的总结论。我们如果仅仅读了他们的著作，但是没有进一步地根据他们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没有企图在理论上来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我们就不能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如果我们身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却对于中国问题熟视无睹，只能记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的结论和个别的原理，那么，我们在理论战线上的成绩就未免太坏了。如果一个人只知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哲学，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烂熟了，但是完全不能应用，这样还是不能算理论家的。 因此，毛泽东得出结论：我们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成死的教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 毛泽东讲的既要精通马克思主义，又要应用马克思主义，就是讲要把“守正”与“创新”作为一个整体。守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完全正确，创新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需要以条件变化而转移。1872年，马克思在给《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写的序言中就指出，“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当然，“一般原理”与“实际运用”是一体的。“一般原理”之所以“完全正确”，是因为我们“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来运用“一般原理”，如果我们没有“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去运用“一般原理”，“一般原理”就不可能是鲜活的，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死的”“臭的”。之所以我们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来运用“一般原理”，是因为“一般原理”完全正确，如果“一般原理”不是完全正确，不管怎么“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来运用都没用，我们不能把一个错误的“一般原理”通过“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来运用使其正确。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行是因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行，如果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不行，我们就没法说马克思主义行。反过来也一样，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如果都不行，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怎么可能行呢？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在南巡讲话时指出，学马列要精，要管用。 三、守正创新是我们需要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 首先，守正就是要守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恩格斯说：“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来说，“变化和改革”是常态，但是不管怎么“变化和改革”，“正”要守住。从守正的路径来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我们守正就是要守住规律，要深化对人类社会历史规律的认识。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我们守正就是要守住人民立场，要坚持“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远大理想。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指引着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我们守正就是要守住实践第一的方法论，坚持把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具有整体性，邓小平曾经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我们守正就是要守住理论的整体性，坚持完整准确系统的观点。 其次，创新就是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以满腔热忱对待一切新生事物，不断拓展认识的广度和深度。创新何以重要？19世纪70年代，俄国民粹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万能钥匙，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适用于一切民族、一切地区、一切国家。也就是说，按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的，“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那么，一切民族、一切地区、一切国家要想实现社会主义，首先需要发展资本主义，只有发展了资本主义，才可能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展出社会主义。针对这种理解，马克思指出，自己的理论是根据西欧社会的历史发展而得出的，他从来没有说过这是万能钥匙，如果把他的社会形态理论理解为万能钥匙，“会给我带来过多的荣誉，也会给我带来过多的侮辱”。可见，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万能钥匙，就窒息了马克思主义创新的步伐，就给了马克思过多的侮辱。从创新的路径来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我们创新就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我们要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我们创新就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即实现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创新，也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