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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 两个 决议 专题 宣讲 报告
学习“两个决议”专题宣讲报告 学习“两个决议”专题宣讲报告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动员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上,共三次集中开展对党的历史的学习,分别是延安整风时期、改革开放之初和2021年。前两次对党的历史进行学习和总结形成了两个历史决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称“第一个历史决议”)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称“第二个历史决议”)。 两个历史决议集中体现了党以实事求是为主线的唯物史观,体现了我们党对党的历史的一贯立场和态度——“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历史,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的党史观贯穿于两个历史决议起草的全过程,两个历史决议的内容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党史观,并且两个历史决议都进一步确立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地位。 实事求是党史观贯穿两个历史决议起草全过程 两个历史决议起草建立在巩固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之上。两个历史决议的形成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并不是在事件刚刚结束时急于给事件下一个历史定论,而是在事件发生了一段时间之后,人们对事件的认识有了一定的发展,再来回顾这段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在已有的比较巩固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基础上制定出来的,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精神。 在中国共产党决定起草第一个历史决议之前,党的有关历史文献的编辑出版初步统一了党内思想,为决议的起草奠定了理论基础。中共中央编辑出版了《六大以来》《两条路线》,梳理1927-1937年中国共产党这十年的历史,初步总结历史经验,使正确路线同错误路线的对照非常明显,帮助犯错同志明白自身问题,改正错误。1941年,毛泽东要求王稼祥起草《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委员会领导路线的结论(草案)》,总结了1932-1935年党的路线,草案也为起草第一个历史决议奠定了基础。延安整风运动在党内初步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一步统一了党内思想,为决议的起草奠定了实践基础。 第二个历史决议也是经过了更长时间的理解、认识才开始起草的。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也提出,要科学评价一段历史,“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1978年5月1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重要作用,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也引发了党内外对“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等的评价。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在肯定中华人民共和国30年成就的同时,也实事求是地指出“我们在巨大的胜利面前开始不谨慎了”,使社会主义事业遭遇了挫折,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两个历史决议的起草都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两个历史决议的起草都是在实事求是原则的指导下进行的。前面也提到,在延安整风确立了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后,才转入对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第一个历史决议起草的参与者,也是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的负责者——胡乔木,在同起草小组的多次谈话中强调决议的起草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要合乎历史事实,“做些调查研究”“要查一查过去的文件”“要对历史负责,要把历史描述得很公正、很准确”,强调要保持客观的态度,要“冷静地客观地对待”历史,强调历史决议就是要对历史问题有一个科学的分析,答复历史问题,不然历史决议就失去了价值。 邓小平对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提出了三个指导性原则,其中第二条就指出要实事求是地分析历史,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来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邓小平一贯坚持实事求是、辩证地、一分为二地对待历史问题,既不能简单地肯定一切,也不能完全否定,“决不能说一团漆黑”“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这种实事求是的立场。” 两个历史决议的起草经过了长时间多次修改、讨论。第一个历史决议在王稼祥起草草案的基础上,又先后经过由任弼时、胡乔木和张闻天三个人重新起草或构思,又经他们反复讨论,反复修改。据胡乔木回忆,“讨论《决议》就在枣园,几乎天天开会,一般是开半天”“对决议稿逐章地讨论,逐段地讨论”“每一句话都经过斟酌,特别是一些重要的段落,讨论得很仔细”。这种制定历史决议充分讨论,充分听取干部和群众意见,认真、谨慎的态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尊重客观历史事实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党历史上时间延续最长的一次会议——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一共开了11个月,其重要任务就是重新起草历史决议。 从1979年叶剑英国庆讲话开始酝酿,到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第二个历史决议耗时近两年,其间经过多次讨论、多次修改。《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中记载了许多胡乔木在各种讨论会就决议起草问题的发言以及同《历史决议》起草小组的谈话,在讲话中胡乔木总是倾向于提出问题让大家共同讨论,在讨论中,吸纳科学的好的意见再修改草稿,再讨论。最终修改好的草稿提交到中共中央之后,还要召开多次会议集体讨论,形成意见再次修改,再次讨论,如此反复直至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1981年5月,邓小平曾就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提到,“这个文件差不多起草了一年多了,经过不晓得多少稿,1980年10月四千人讨论,提了很多好的重要的意见;在四千人讨论和最近四十多位同志讨论的基础上,又进行修改,反复多次。” 实事求是党史观贯穿两个历史决议内容的始终 坚持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问题,纠正历史错误,最终实现全党统一认识、团结一致、共同为所要进行的事业而奋斗,是两个历史决议起草的目的所在。因此,两个历史决议的内容充分贯彻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党史观。 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问题。第一个历史决议坚持了毛泽东强调的实事求是原则,坚持一分为二的历史辩证法,从正反两方面全面而客观地评价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这段历史。第一,一分为二地对这期间党的重要会议进行分析,在肯定其正确方面的同时也指出其缺点和错误;第二,对于党的历史上的历次路线错误也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指出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也完成了一些正确的工作,如为农民分配土地、建立人民政权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等,并且从思想根源、社会根源等方面分析其错误原因;第三,在党的策略上也坚持一分为二的历史辩证法,如针对这一时期的土地政策,在肯定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或者少地的贫苦农民是正确的政策的同时,也指出其错误在于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第二个历史决议在总结新中国成立30年以来的工作、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方面,都充分发扬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历史观。第一,把建国以来的历史划分为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大革命”内乱时期、转折时期四个阶段,并从两方面辩证地分析各个阶段的成就与缺点,切实分析取得成绩的原因,总结经验教训。第二,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并指出要正确区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 实事求是地纠正错误。在党的早期历史上,习惯于把党内同志的错误简单地归结为路线错误,并且太过看重个人责任,容易由批判错误转为打击犯错者,甚至归结为犯错者个人品质问题。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毛泽东批评上述做法,指出处理历史问题要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主要是为了纠正错误,避免同类性质的错误再犯。因此,第一个历史决议在深刻分析党的历史上历次“左”倾错误根源的同时,也指明了纠正错误的方法,路线错误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避免错误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思想的指导,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消极影响,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深入探讨错误的原因和不良后果,最终实现团结全党同志,共同奋斗的目标。第二个历史决议正是秉持着“有错必纠”的原则,以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问题为目的。邓小平提出了“有错必纠”的重要原则,坚持实事求是地、干脆利落地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同时,第二个历史决议客观地指出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大跃进与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犯了严重“左”倾错误,对一些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干部的打击、处理也是完全错误的,从根本上否定了“文革”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 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地位是两个历史决议的重要贡献 两个历史决议的最重要贡献是确立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党内的重要地位。第一个历史决议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第二个历史决议提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继续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而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因此,两个历史决议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同时,也就确立了实事求是精神的重要地位。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实事求是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坚持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二十周年时总结道,“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当然,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也是曲折性与前进性的统一。第一个历史决议在批判党内历次尤其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及其危害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扬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对比中,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第二个历史决议,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这一说法,并且把实事求是放在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首要位置,指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习总书记动员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要进行党史学习教育,必须树立正确的党史观,坚持唯物史观这一我们共产党人认识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实事求是看待党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 历史是不断发展、前进的。诚然,在今天看来,两个历史决议也存在一些不能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地方,但是,我们仍要实事求是地科学地看待两个历史决议。历史决议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制定的,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毛泽东在七大上论述第一个《历史决议》的意义时提出,历史决议“是全党性质的,对全党和全国人民负责”,但由于时代局限性整个历史叙述不可能完全正确,“如果二三十年后看来,还是功大过小,就很好了”。 今天距离我们第二个历史决议发表又过去了40年,在这40年里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取得了巨大的建设成就。坚持实事求是的党史观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仅仅以两个历史决议为依据是不够的,还要注意结合党的重要会议以及国家领导人重要讲话对党的历史问题及对重大理论问题的深化和发展,“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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