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笔法”集释.docx

“春秋笔法”集释 .b1{white-space-collapsing:preserve;}.b2{margin: 1.0in 1.25in 1.0in 1.25in;}.p1{text-align:justify;hyphenate:auto;font-family:Book Antiqua;font-size:10pt;}.p2{text-align:center;hyphenate:auto;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6pt;}.p3{text-indent:0.29166666in;text-align:justify;hyphenate:auto;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0pt;}.p4{text-align:justify;hyphenate:auto;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0pt;}.s1{font-weight:bold;color:blue;} “春秋笔法”集释 《春秋》本是鲁国的史书，全书文字简略，叙事注重结果，一般不铺叙过程，写法很象今天的标题新闻。使这本书卓立千古，具有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首先是因为它具有高超的表现技巧，即“春秋笔法”。 历史上，左丘明发微探幽，最先对这种笔法作了精当的概括： “《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贤人谁能修之？”（译文：《春秋》的记述，用词细密而意思显明，记载史实而含蓄深远，婉转而顺理成章，穷尽而无所歪曲，警诫邪恶而褒奖善良。如果不是圣人谁能够编写？见《左传•成十四》。）遗憾的是，限于体例，左丘明没有充分的展开，我们只能看到他思考问题的结果，而看不到他思考问题的过程，因而“春秋笔法”这个时期还显得有些朦胧。 到了西汉，一代大儒董仲舒在他的代表作《春秋繁露》中，第一个结合《春秋》实例解说了这种笔法。这是一大进步。通过这样演绎，这种表现技巧具有了直观性和可操作性，加上汉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政治措施的推行，这种表现技巧具有了在更大范围内传播的条件。只是董仲舒囿于汉初学术研究的陋习，行文多附会阴阳五行之说，因而后代不少学者把《春秋繁露》界定为哲学著作，因而也使得“春秋笔法”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最终完成“春秋笔法”普及工作的是晋代的杜预。他是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十三世祖，武功卓著，学识渊博，很受杜甫的景仰。他彪炳后世的著作是《春秋左传集解》，此书的学术价值极高，直到今天也属于有关学者的主要参考文献。他在序言中，根据《左传》的论述，结合《春秋》的实例，逐条加以解说，把这种表现技巧从经院哲学中解放出来，让他成为民众表达思想，沟通感情的利器，从此我们汉语的表现手法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据说，有些外国学者感叹，区别了送气音和不送气音，汉语的读音并不难；但不懂“春秋笔法”，理解汉语就难于上青天了。的确，我们汉语那些弦外之音，那种王顾左右而言他，那种沉郁委婉，真苦了那些母语不是汉语的外国人。 杜预是这样解说“春秋笔法”的。 “一曰微而显。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称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缘陵是也。”（为了减少阅读障碍，我把杜预列举的《春秋》实例，全部调换成文字通俗的事例。下同。） 第一种不直说含意，但在具体语言环境中，意思自明。在中学教材《廉蔺列传》的“完璧归赵”一节中，全部是以“相如”相呼，但独只一句“引赵使者蔺相如”出现了姓氏。别小瞧了这一“蔺”字，这就是“春秋笔法”。在中国，如何称呼人，加不加姓氏，每个人都心知肚明。太史公在叙事时不忘刻画人物，这一“蔺”字写尽了秦王前倨后恭，急切想获得玉璧的心态，胜过了千言万语。又如中学教材《改造我们的学习》的第一部分，毛泽东写到：“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从文章脉络看，作者这里通过这一百多年来优秀人物的失败和中国共产党取得的伟大胜利进行对比，用来说明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他巧妙地使用了“微而显”的笔法，明明想指出他们的“过”，却着力在他们的“功”上做文章，“可歌可泣”一语，高度赞扬了他们的精神可嘉，未竟之语，读者自可补充完整：至于他们革命的结果，实在令人不敢恭维。这样一方面客观地评价了历史人物，另一方面，也表达了自己对这些历史人物的由衷的尊敬。试比较，把“可歌可泣”换成“卓有成效”“收效甚微”就可看出这种笔法的妙处。调换前者是溢美之辞，调换后者，伤人感情。 再如中学教材《为了忘却的记念》中写烈士冯铿的那句有名的话：“她的体质是弱的，也并不美丽”。表面看来这是对冯铿的否定。可是稍一琢磨，你就会产生疑问：鲁迅先生不会对死难烈士如此刻薄吧。这时你再细玩文意，才发现原来鲁迅使用了“春秋笔法”，不着一字，尽其褒贬。他否定的是烈士外在的东西，高度肯定的是烈士内在的精神。“体质是弱的”，目的是来反衬意志是强的；容貌“并不美丽”，目的是来反衬思想品格的美丽。这样，鲁迅同时讴歌“左联五烈士”，在写法上却避免了重复单调。这个例子可以作为“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最好的注脚。 “二曰志而晦。约言示志，推以知例。参会不地，与谋日及之类是也。” 文字并不复杂，但表达的意思却很隐晦，人们通过用词的不同，努力去获取更多的附加信息。例如“张三视察了某地”，我们从中可以推知，张三是位有一定级别的领导，某地是他的辖区，从某地的性质可以推知他主管的范围，他来到某地是工作的需要，也许预示某种敏感的事件将要发生等等。又如“双方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坦率的交谈”。“坦率”意味着双方存在明显的分歧，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并且可以推知，双方有妥协的可能性，但离预定的目标有很长的距离，不排斥事态会进一步恶化等等。又如中学教材《内蒙访古》中，谈到赵长城时，作者写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秦始皇面前就站着一个孟姜女，控诉这条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在这里，作者用了一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扩大了句子的容量，增加了许多附加信息，鲜明表明自己的观点。作为历史学家，坦言自己不知孟姜女何许人也，可见此人纯属子虚乌有。从逻辑上讲，她的控状自然不能成立。作为攻击秦始皇的主要“炮弹”都不能成立，那么对秦始皇就有个重新评价、重新认识的问题。这样后面讴歌赵武灵王就来得自然流畅了。许多年轻教师讲到这儿只觉得好，但就是无法从理论上进行解说。现在引入“春秋笔法”这个概念后，这个问题好象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三曰婉而成章。曲从义训，以示大顺。诸所讳避，璧借许田之类是也。” 这是指避讳。从《春秋》始，避讳在中国逐渐发展成为一门学问，个中玄妙，绝非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明白。举个有趣的小例子。“原来”在唐宋前一直写成“元来”，明朝建国后，巩固政权是头等大事，统治者最担心的就是“元来（元兵卷土重来）”，普通民众对元朝歧视汉人的政策深恶痛绝，自然也不愿意“元来”。这样上下一心，“元来”自然地成为“原来”。恭维别人，其实也是避讳的一种曲折表现，避开你最不愿听的话，说些你最爱听的话，自然关系就显得融洽了。再举个有趣的例子。古代御医，官至五品，正好够“大夫”这一级别。后代称呼医生为“大夫”，最初就含有恭维的意味：您的医术太高明，够格给皇上看病。久而久之，就成为天下医生的通称。至于这种现象为什么没有出现在其它行业，只能说明语言的演变还有许多奥秘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 以上三点，是“春秋笔法”的部分内容。这些当初的高超表现技巧，今天已为人们所熟知。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个中国人都是运用“春秋笔法”的大师，区别只是在于自觉与不自觉，好与不好的程度上。这同时也可说明，一种高超的表现技巧，一旦为大多数人所掌握，它就只能算是一种基本技能了。 “四曰尽而不汙，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车，齐侯献捷之类是也。” 这是指照事实录，不加掩饰。作者给读者提供足够多的客观事实，引导读者作出作者预期的结论。由于作者没有鲜明地表明观点，又由于事实是客观的，再加上结论是读者自己作出的，因而攻击力极强，使受攻击者处境极为尴尬，想辩解都不知从何下手。这里提供一个巧妙使用“春秋笔法”来狠狠打击敌人的实例。现代史上的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刘和珍等人惨遭杀害，鲁迅非常悲愤，他迫切希望全国人民能迅速觉醒，认清刽子手的真面目，于是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他谈到烈士们遇害时，写到“其一是手枪”，又写到“从背部入，斜穿心肺”。这里罗列的事实是客观的，反动派无法否认的。读者根据这些事实边阅读，就边开始作出自己的判断：“其一是手枪”，那么其二、其三是什么？长枪。官配手枪，兵带长枪，有官有兵，说明是有预谋的。“从背部入”而不是从正面射击，属于偷袭，自然是场大屠杀。于是读者对“三•一八惨案”就作出了自己的结论：这是一场有预谋的、属于偷袭性质的大屠杀。一个政府到了连杀人都只敢偷偷摸摸的时候，就离灭亡不远了。读者得出的这个结论正是鲁迅想说的话。只是鲁迅当时身处那种险恶的环境，他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能象读者那样去直接控告执政府。为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打击敌人，他就巧妙地使用了这种技巧，在这场战斗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里我们还原历史的真实：执政府的卫队是个手枪团，所有的卫士全部佩带手枪；卫队与游行队伍垂直相遇，发生了冲突，子弹射击的方向自然会有违常理。可以比较一下，如果鲁迅按照一般的写法，详细完整记叙事件的全过程，文章的效果又将如何？ “五曰惩恶而劝善。求名而仁，欲盖而彰，书齐豹盗，三叛人名之类是也。” 好人就应该让他名垂青史，恶人就一定要把他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从《春秋》始，中国文人就有一种极强的责任感和是非观，即使因此受尽磨难，虽九死而犹未悔，留下了好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在中学教材《五人墓碑记》中，张溥就非常娴熟地运用了这种笔法。魏忠贤生前修造生祠，显然希望名垂千古，于是作者偏偏不称他的名字，而只以“魏阉”“大阉”呼之；而被杀的五人，虽然“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由于他们能够“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作者认为他们应该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迹，所以不厌其烦地记录了五人的名字：“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这样作者就非常轻松地达到了惩恶而劝善的目的。又如中学教材《指南录•后序》。文天祥写这些诗文的目的，他说的清楚明白：“使来者读之，悲予志焉”，说白一点，就是准备流芳百世。在这篇序言中他介绍了自己不得为而为之的惨烈遭遇，同时也把卖国贼拉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梳理全文，你发现只出现了两个人名：吕师孟、贾元庆。文天祥认为正是由于这两个人，“国事遂不可收拾”，他们是乱臣贼子，千秋万代后也不能让他们逃脱惩罚。所以他在自己的诗文里记下了他们的名字，让他们背上千古骂名。文天祥的目的终于达到了。今天在我们缅怀那些志士仁人的时候，我们脑海中不时也会浮现出一些代表着罪恶的名字。这就是“春秋笔法”的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