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学习第四次党代会调研文章.docx

学习第四次党代会调研文章 适应农村社会结构转型，加快农村政治开展和文化整 合 在学习了XX市第四次党代会报告中，提出了赣州在未来五年中要跨越开展，转型开展，这是我国社会开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作为一名乡镇文化宣传干部，天天面对农村、农民、农业，使我想到了农村经济改革和快速开展以及由此引发的农村社会结构转型，对农村政治开展和文化整合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加快农村政治文化的开展，调整农村社区社会心理和精神状态，化解农村社区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不同理念之间的磨擦和冲突，整合农村社区不同阶层和利益群体，在思想上、政策上、体制上、目标上形成较为一致的政治认同，不仅是农村经济持续开展的迫切需要，而且是新形势下稳固工农联盟和国家政权的重要任务。 一、农村社会结构转型及其引发的矛盾和冲突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农村以土地使用制度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引发了农村政治、文化及其整个社会结构一系列的深刻变革。农村正在经历着由传统的农业、农村社会向现代的工业化、城市化社会转型的过程。 在总体上，农村经济开展、农民收入增加、生活质量大幅度提高，农村经济和社会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向现代化迈进了一大步。一些兴旺的农村社区，居住条件集镇化、生活方式市民化，农村经济产业化的开展趋势，已经向我们展示出未来农村现代化的美好图景。但与此同时，农村社会结构转型中的社会问题也大量显示出来。村级集体经济滑坡、债务加剧；基层行政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流失；宗教、家族等非正式组织的势力抬头；社会治安问题形势严峻；还有诸如农民的价值观念问题、道德问题，农村教育问题、人口问题、环境问题等等。这些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问题纠合在一起，加大了农村社区控制的难度，干部和群众双方都有一股怨气，并呈扩大漫延之势。农村经济可续开展和社会稳定，越来越多地受到政治因素和不良社会情绪的制约。 1、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阶段性变化。我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关系发生了重大的标志性变化，说明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开展阶段：（1）农产品供求关系和供求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由全面短缺走向结构性和地区性相对过剩。（2）农村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就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农业比重下降，非农产业比重上升，全国工业化加快了进程，二元经济结构开始被打破；与此同时，农业部门劳动力就业总量下降到50%以下。（3）农业增长方式和资源配臵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突出的特点是劳动力和土地奉献作用不断减弱，资本和技术对农业开展的作用显著上升。（4）农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农业产业化经营，即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区域化、专业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农村分配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5）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联度日益加强。目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达700美元以上，农业占国民经济比重下降到20%以下，农业部门从业比重下降到50%以下，城市化水平达30%。这一系列指标说明我国已初步实现工业化，进入到工业化中期阶段。 农村经济结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这些重大变化，又是在国内经济转轨和国际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经济结构转型，一方面引发了乡村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大裂变，市场观念、经营观念、核算、竞争、信誉、平等、自主、效益、人才、契约、法制等等全新的观念和人格在经过裂变的阵痛后逐渐生长出来；另一方面又使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开展、农民收入增加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新问题，农村干群都有一种焦躁的情绪。这种状况不仅对基层政府管理农业和农村经济提出了新的挑战，而且对政治体系建立在传统价值观念上的权威及基层政权治理农村社区都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2、农村基层政治权力结构正在发生一场深刻变革。农村自人民公社制度建立后，从根本上改造了乡村的组织形式和组织方式，结束了旧中国农村社会一盘散沙的局面。这一体制在借助经济和行政力量控制乡村社区的同时，也将党政群团等组织引入乡村。这一格局摧毁和压抑了乡村宗法组织势力。另外，在农村社区，强烈的意识形态，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形成了一种超强度的政治气氛。加上公社的准军事化行动和超强度的劳动又极大地限制了农村人口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流动。这些方面有效整合，使公社具有强大的资源发动能力和社会控制能力，使农村曾经出现过一种前所未有的稳定和安宁。但是，这一体制未能随着农村经济的开展而开展，以至于损害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和目标。当这种稳态结构阻碍经济开展之时，也就孕育了打破旧的稳态结构促进新的政治开展之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最大的政治结果就是导致了人民公社的体制的迅速瓦解。以后通过撤区并社、撤社建乡、撤消原生产大队建立村民委员会等一系列的政治结构变革，形成了现时中国农村这种“乡政村治〞的政治格局，实现了农村政治由旧的稳态结构向新的稳态结构的转型，从而造成了20多年来农村经济及社会的大开展局面。 如果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成农民的第一个伟大创举，乡镇企业的大开展当成农民的第二个伟大创举，那么，当前的村民自治可以算农民的第三个伟大创举。由于农民的伟大创造，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有了独特的途径和方式──代表制民主与直接民主相结合。在村一级实行直接民主制度，其内容和形式包括实行民主选举──农民公推直选，民主决策──村民代表和村民议事会制度，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包括村务公开等一系列制度。“四个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在农村最广泛的实践，同时又是乡（镇）、村权力结构和利益结构的重新调整：乡（镇）基层政府对自治村的领导和被领导关系将转变为指导和被指导关系；一局部国家权力──乡（镇）在基层的行政权力，将转变为社会权力（村社区的自治权）。农村基层直接民主的形成和开展改变着基层政权的行为，两种民主形式──代表制民主与直接民主在乡（镇）、村这一结合点上发生了碰撞，村民自治和直接民主对不仅对基层政权提出了全新的要求，而且影响到县（市）及更高层地方政府的行政行为。在基层政权及县以上政府还未来得及调整和适应这种变化之前，农民与政府的冲突是不可防止的。在这种情况下，农村政治体系需要更进一步的改革和创新。 3、农村阶层结构发生了分化。农村经济改革、生产力的开展和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以及党和国家在农村重大经济社会政策的调整和变化，促进了农村社会分化和社会结构变迁。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学艺先生的研究，现时农民已经分化为八个阶层：农业劳动者、农民工、雇工、农民知识分子，个体劳动者与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农村管理者。这些阶层的产生大多与乡镇企业和其他非农产生的开展与兴衰有直接的联系。目前，全国乡镇企业已经静悄悄地进行了以产权制度改革为中心内容的改制，已有70—80%以上转变为个体、私营企业，使得农民工与农村雇工、乡镇企业经营管理者与私营企业主之间发生了此消彼长的新变化。加上农村其他非农产业开展以及我国工业化，城市化步伐加快，农民越来越多地从农村社区走了出来。同时，农村社区社会化效劳组织的兴起，以及以血缘、地缘、业缘等为纽带的农民经济组织或联合体形成和开展，农村又出现了一批新生的经济组织，行会等利益群体的“领袖式〞代表人物，在一些地方，他们的号召和影响力甚至超出了农村基层组织。 农村社会阶层的急剧分化和变迁，冲破了村社原有的社会秩序、价值观念和行为规那么。这种非均衡的社会结构转型，形成了现时农村多元利益群体、多层社会结构、多元价值观念、制度和行为规那么并存的混合体制。混合体制的存在，为不同社会利益群体确定自己在这种转型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提供了多元选择，从而也提供了实现不同社会利益的多元渠道，减缓了制度性、体制性冲突，但同时，社会急剧转型，多元利益和价值观念相互冲突。可以认为这是当前农村社会矛盾急剧上升的深层原因，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二、现实农村对政治开展和文化整合的要求政治和经济是社会的一对孪生体。政治开展是为经济开展开辟通途、提供保证的，而经济的开展又为政治开展搭好了跳板。经济开展与政治开展的共生现象有其必然性。任何脱离了经济开展的政治开展，或者无视了政治开展的经济开展，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开展。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农村的每一步开展都要求政治体系做出相应的反映，特别是经济体制转型的历史关头和经济起飞的启始阶段，这种要求就更为强烈。 首先，经济全球化以及农业经济市场化、产业化、规模经营、一体化的开展趋势，要求农村政治文化一体化、结构化、功能化。 在经济全球化宏观背景下，特别是我国参加wto，对于农村经济体制深化改革和开放提出了全新的要求，迫切需要农村生产经营组织制度的创新。农民需要在不触动家庭经营制度的前提下以新的方式组织起来。现实农村：以农业企业、农村经济能人为“龙头〞组建的农业经济组织，已经开始了企业化、公司化、基地化的开展；以产业结构调整为主要内容，以产业链为纽带，农民已经开始形成新的经济组织关系；农民以业缘、地缘、血缘为纽带建立了经济联合体或合作经济组织；农户以土地、资本、技术等入股建立起股份合作经济组织；以加工、储存、运销为业务建立起社区效劳组织；建筑、餐饮业、商贸等行业的兴起。这一切都说明，建立在农村社区分工进一步深化根底上的农业、农村经济组织制度的创新已经开始。这种以农业和农村经济组织制度创新为标志的农村经济和社会结构新的开展变化，正在把越来越大范围的人口、地域、生产活动、社会交往等结合在一个朝夕相处的体系之中，日益把农村社区联结成一个个休戚相关的整体。适应这种变化，农村政治文化必须一体化、结构化、功能化。所谓一体化，即要求农村在坚持家庭经营这一根本经济制度的根底上，用产业链条或社会中介及社会效劳组织，连接千千万万个农户，以规模化和一体化的力量应对国内外市场的挑战。结构化要求农村经济、政治组织之间及其内部，形成合理的职能分配，有完善的分工协作和专业化，有合理的结构和层级指挥与服从；功能化要求农村政治体系有较强的资源发动能力，有及时反映和处理的政治应变能力，具有高度的行政和社会管理能力。 其次，农村的集体事业、公益事业大量开展或急需开展，需要农村政治文化建设的加强。作者在近几年广泛的农村调查以及与广阔农村干部的接触中，深切地感到，当前农村集体事业、公益事业开展滞后有经济的原因，也有政治因素。开展集体经济对于增强农村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权威的重要性，可以说是农村干部的共识。他们有开展集体经济的强烈愿望，想建设好一个个理想的农村小区。但他们深感，除了受到自然条件、资源、技术、资金、市场等制约之外，最令人难以把握的是人才，特别是“人心〞。不少农村干部从实践中发现，农产品从产出到上市有许多中间环节，由此产生了一大批中间商人，从而造就了一批“万元户〞。但集体兴办社会化效劳组织，总是成功少失败多，集体企事业一次次的失败，降低了基层干部开展集体经济和事业的信心，同时加剧了人们观念向个人主义的演变，反过来又从更深的层次影响集体经济和事业的开展，形成恶性循环。农村公益事业的开展，对农村政治意识形态的依赖程度更高。现实农村社区的开展，许多事情是不需花钱或者花少量的钱就可以办到的。比方农业劳动积累问题。目前，农村一方面劳动力大量闲臵，另一方面农业劳动投入又严重缺乏，以至农村社会性、公益性、保障性、福利性的劳动积累大量消耗。这种“吃老本〞的做法，已经在不断遭受大自然的惩罚，近年的水旱灾害就是其中之一。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农业劳动积累问题必须引起严重的关注，现实农村需要组织大规模的劳动投入，以弥补近几年的过度消费。诸如平整土地、改良土壤、植树造林、恢复植被、疏通河道、清塘挖淤、兴修水利、筑堤防洪、社区生活环境改造等等。然而，组织大规模的劳动投入，农村社区无力解决劳动报酬，原有的资源发动能力及其组织大规模农田水利等根本建设的运行机制已不复存在。大规模的劳动投入需要人们的奉献精神，需要可持续开展观念和强烈的社会责任。人心齐泰山移，“收拢人心〞只能从加强政治认同感入手。再次，农民的抱负和期望值极大的增长，要求农村政治民主加快开展。农村经济开展，人们在解决温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