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小故事汇编（9篇）.doc

党史小故事汇编（9篇） 目录 1.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名称提出第一人 2 2.从《新民主主义论》看文化自信的三维向度 3 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应对突发事件的启示 6 4.木排根据地：琼西抗日大本营 10 5.周贡植：临难不苟为大义 14 6.郭沫若的读书学习之法 18 7.不朽的红色雄鹰——人民军队航空先驱冯达飞的故事 21 8.白军从“围剿”到投奔，红军为什么能 23 9.红军长征第一仗传递的四个必胜信号 25 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名称提出第一人 蔡和森在建党前夕最早提出“中国共产党”名称和“组织共产党”的主张，实际参与创建党的活动，对党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 1918年蔡和森与毛泽东等发起成立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立下远大志向。他动身去北京组织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时提出，3年内使学会成为“中国之重心点”。到法国勤工俭学后，蔡和森“猛看猛译”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研究欧洲共产主义运动，成为我国旅法勤工俭学学生中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先驱。在法期间，蔡和森总结德国社会党和各国共产党的经验教训，研究马列主义建党理论尤其是布尔什维克的建党经验，认识到无产阶级政党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 在此基础上，1920年7月他在蒙达尼会议上首次提出“组织共产党”的主张，同年8月向毛泽东提出“现在就要准备”建立政党，“中国于二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他在给毛泽东信中提出，计划在1920年冬联络在法国的新民学会、少年中国学会、工学世界社等进步社团成员，共同讨论，如果能在注重“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主义两点上达成共识，拟“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蔡和森所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名称，在时间上也明显早于1920年11月在上海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 蔡和森在法国期间按照列宁建党原则和建党理论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主张，并对党的创建起了重要作用。回国后在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方面，他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于早期党的巩固和发展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从《新民主主义论》看文化自信的三维向度 1940年1月，《中国文化》杂志在创刊号中刊发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这篇文章，原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取自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文中首次阐释了毛泽东宏大立体与意蕴悠长的文化思想。时光荏苒八十载，《新民主主义论》所承载的文化思想仍具有深刻的理论指导作用和现实的启发意义。 文化自信的动因导向 对毛泽东经典著作《新民主主义论》的重新梳理与研究，是当今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课题，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应然追求。 从历史追溯上看，是文化自卑所迫。近代伊始，西方列强利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并将西方文化理论、文化资源、文化产品等输入中国。长达上百年的文化入侵最终造成了中国民众精神上的被动、心理上的自卑和心态上的失衡，并陷入了深深的文化“奴性”困境之中。 从现实需要上看，是严峻挑战所急。首先，全球化的挑战为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创造了条件、提供了便利，但相伴而生的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渗透对我国的传统文化形成了巨大冲击，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国民众对中国主流文化和主流价值观的认同感降低，从而影响中国的文化自信。其次，网络在为文化传播与文化交流提供平台的同时，也给庸俗文化和腐朽文化提供了温床，历史虚无主义、文化极端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各种不良文化的传播冲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由此减弱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 从长远发展上看，是民族复兴所需。文化自信作为巨大精神动力和宝贵精神资源，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我们要赢得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最广泛和最深刻社会变革的新胜利，必须实现对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从而极大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不断广泛凝聚人心、增强民族精神力量，使中华民族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文化自信的纲领指向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既指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建设方向，同时也是当今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更是当下提升中国文化自信的实然要义。 民族的文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不能做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新民主主义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要和民族特点相结合，形成民族的形式。建党近一百年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经指导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更是中华文化的主流指导形态，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发扬与延续。 科学的文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新文化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不能隔断历史，要尊重历史，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科学的。历史上，中华文明曾经历过数次浩劫，但总能凤凰涅槃、迎来新生，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华传统文化中有许多传承至今仍熠熠生辉的珍贵遗产，这些优秀的成分呈现出先进性、包容性、再生性的特点，符合时代的发展与人民的需求，是支撑中华民族发展至今的精神支柱。 大众的文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文化，应该是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只有获得群众认可的文化才有普及的价值，只有体现出大众性特点的文化才有存在的意义。新时代的文化建设要一切以人民为中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文化建设的核心之处与要义所在。 文化自信的实践方向 当今世界，文化之于一个国家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未来世界各国的较量究其本质还是文化软实力的较量。我国在新时代仍然需要坚持《新民主主义论》的文化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打造文化强国，坚定中国文化自信。 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着力点。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重建文化自信最为深厚的土壤与根基，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宝贵精神源泉。但对历经数千年形成的中华传统文化，不能无原则、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我们要以科学的、批判的、客观的、公正的态度去尊重历史、审视历史和总结历史。大力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积极总结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深挖传统文化价值，从而凝聚起广大人民的价值共识，汇集起磅礴的精神力量，占领精神高地，增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强大文化自信，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良好形象。 以建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为关键点。当今世界，我们成功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并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国的文化发展速度却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速度。新时代，我们要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要积极构建具有中华民族风格的话语体系，理直气壮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好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掌握好中国文化话语权，彰显大国特色、大国风格、大国担当，为建立起中华民族文化的强大自信心奏响时代最强音。 以吸收借鉴世界先进文化为落脚点。与先进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和固有品质。毛泽东曾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凡是我们能用的都要吸收，但是在吸收的时候必须坚持“吸收精华、排泄糟粕”的原则，要坚决避免生吞活剥、毫无批判的吸收，更不能搞“全盘西化”。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变得愈加频繁，文化相融现象空前明显，所以在建立中国文化自信的过程中，需要我们继续发扬开放与包容的中华民族文化特性，促进马克思主义等优秀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积极吸收其他国家的先进文化成果，努力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和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应对突发事件的启示 纵览新民主主义革命彪炳史册的历程，中国共产党不惧风险考验，冲锋在前，带领人民经受了血与火的熔铸淬炼，开辟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严格地说，受动荡局势和战争环境等多重影响，我们党在这一时期并未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但若结合突发事件的定义、历史事实的客观发展进程，那么我们党对多次“事变”和“事件”的措置，可被视为对突发事件的应对。例如对卢沟桥事变、西安事变、皖南事变等的处理解决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准备着一切的条件足以应付任何突然事变。这应当是边区党当前工作的基本方针”。诸多类似论述表明，这一时期中共领导人已经在思考如何在领导革命的实践中逐步加强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并积累了防范化解风险的宝贵经验。 敢于担当 “无论是弱小还是强大，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都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在突发事件爆发之时，在国家和人民需要之际，中国共产党人总是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敢于担当，与人民同甘苦，与时代共命运。面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中惨绝人寰的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屈服，而是从地上爬起来，擦干净身上的血迹，又继续投入战斗。面对长征路上国民党反动派疯狂的围追堵截以及党内重大突发危机，中国共产党人克服饥饿、严寒、疾病、分裂等无数困难，取得长征史诗般的胜利。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挑衅和侵略，“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于次日即发出了中国抗战史上、也是二战史上受侵略国家向法西斯国家发表的第一个宣言——《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直接戳穿其侵华阴谋。面对抗战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的和平与风险共存的复杂局面，在国民党突然撕毁“双十协定”、悍然挑起内战之际，党沉着应对，揭穿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反动立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无数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用铁血忠魂在中华大地上刻下了担当与责任的铮铮誓言。 底线思维 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宁可把形势想得更复杂一点，把挑战看得更严峻一些，做好随时应付最坏局面的准备，并且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1940年春，皖南事变发生前，党中央就已经对国民党顽固派频繁的反共活动有所警觉。党中央多次发出电报，提醒做好应付突然事变的精神和实际准备。党中央还提前拟定了两个应对预案，并且分析了可能的发展状况，做了军事、组织以及舆论方面的预警防范。虽然皖南事变最终还是发生了，但事变前的准备和预判，使我们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1941年2月17日，毛泽东等就皖南事变后的军事方针给彭德怀等发出指示，强调“要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全面破裂）”。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极其复杂的斗争中，我们党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底线思维，经受了重庆谈判的风险考验，击破了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为制止内战、争取和平进行不懈努力，同时领导解放区人民做好应对全面内战的各种准备，保证了我们党始终处于主动地位。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一个经验丰富并拥有121万党员的强大政党，国际国内形势也对我们有利。但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仍强调“我们更要准备困难”“准备吃亏”，并接连列出了17条困难，强调要有“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的“精神准备”。未雨绸缪，喜不忘忧，我们党用实际行动展现出了强大的底线思维能力。 自我革命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屡遭突发事件，严重时甚至关系生死存亡。之所以能够战胜险阻，转危为安，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党既能够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我们党痛定思痛，逐渐认识到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性，不断改变策略，探索正确的革命道路。“九一八”事变后，党积极地与过去一切缺点、错误和各种不正确观念作无情斗争，加强自身建设。卢沟桥事变前后，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为了彻底清算党内的教条主义特别是主观主义错误，写下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从思想上加强党的建设，使党能够承担起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使命。皖南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