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学论书”与“但开风气”...碑录》看赵之谦金石学的形象_温安俊.pdf

美术大观美术研究090“以学论书”与“但开风气”从补寰宇访碑录看赵之谦金石学的形象文 温安俊 内容摘要赵之谦所撰补寰宇访碑录五卷，附失编一卷，因增补孙星衍、邢澍寰宇访碑录之缺漏及新出碑版而得。本文考察该书的资料来源、纂集方式、版本、流传等基本问题，并将之置于晚清金石学及碑学发展的背景下，指出该书以“补”为表征，实则渗透另一套个人的金石审美观念。同时进一步揭橥赵之谦一系列金石著述的编撰，是其确立学术身份及建构个人艺术风格合法性的一种方式，如此有效地实现了学术与艺术的互动。关键词赵之谦 补寰宇访碑录 金石学 艺术在“实学”风气的影响下，清代金石学与经史的研究互为“表里”，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金石目录中总结性著作的出现，如孙星衍（17531818）与邢澍（17591823）所撰著的寰宇访碑录。此后学界对该书的补作与修订成为一种学术传 统，赵之谦（18291884）的补寰宇访碑录（下文称“补”）便是一个例子。近年来赵之谦的相关研究屡见不鲜，但是对补进行系统整理、研究的文章却少见，其中以张钰霖的沈树镛金石交游考略一文为要，文章对沈树镛（18231873）在京师的金石交游活动进行详细钩沉，提到了他与赵之谦“合编”此书的一些细节，但可惜未能系统地展开。此外，丛涛在其文章中进一步指出包括补在内的五部著述的成书，一方面是由于北京的客观条件所致，另一方面是源于赵氏树立学术身份的主观要求，并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他在晚清特殊的金石文化场域中建构自我的种种途径，为本文提供了思路和 框架。众所周知，赵之谦因其独特的金石审美，在书法、篆刻、绘画等多领域的创作实践中“但开风气”，这与他编纂补有着密切的联系，长期濡染于金石碑版之中，自然塑造了他个人的金石审美观念。同时，晚清的学术与收藏发生转向，以京师金石群体为首的士人用自己的知识有效地化解了玩物丧志与清廉为政之间的矛盾，兴起“以书论学”的风气，并以金石收藏为纽带发展社会网络，进一步将文化资本转换为政治资本。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对补进行个案研究，回应并补充学界所认为的包括 补 在内的一系列金石学著作的编纂，是赵之谦确立学术身份、传播个人碑学观念、建立风格合法性，并以此来获得经济来源与政治资本的一种有效手段。一、补的编纂原因与过程在考察赵之谦编纂此书的起因之前，有必要先了解 寰宇访碑录 的相关情况。寰宇访碑录十二卷，是清代乾嘉时期一部集大成的金石学目录之作，该书始纂于邵晋涵（17431796），继之以孙星衍，至邢澍补其成，著录碑目自周迄元碑石共7706 种，历来学者对此书的评价甚高。然而地不爱宝，金石碑版络绎出土，而且碑刻常随时间变迁，易其所藏之地。除了收录不全、著录不详外，该书亦存在若干舛误之处，后来对它的续作可分为两类，一为补作，二为刊误，赵之谦补便是前者，同时也间夹着部分刊误内容。关于为何补著的是这本书，从“此书始末由两沈君”的话中大致可以推测，赵之谦初撰此书当在受业于沈复粲（17791850）之际。他十七岁始为金石之学，启蒙老师是乡贤沈复粲，因此不能排除其听取了沈氏意见的可能。居京师之时，在友人的建议下他开始复录此书。至于赵之谦编纂的过程，他在与友人的书信中提到颇多的相关信息，兹将其著书与刊刻过程做一番梳理。该书的成书时间脉络为：初稿始录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复录于同治二年（1863），在京师集中数月的纂集与著录，书在同治三年（1864）正月写成并附上“记”，该书在著录的同时进行上版刊刻，四月刻版的工作完成，胡澍（18251872）为之题耑，沈树镛作跋，亦有刘履芬（18271879）校补并跋，戴望（18371873）为之题款。原计划八月间印刷，但是因印资之事，他向友人提出请求，最终至九月方校正、付印完毕。后因王侣樵（18801867）所提供的碑刻信息未及时著录，该部分内容附于“失编”之中。虽然前后共历时十九年，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赵之谦“复录”的时间极为短暂。考究成书之速的原因，沈树镛认为：物之寿无过金石，然惟藏也历久不敝，故千载前物日出而不穷。及出之，则天时人事得而成败之，转不能自存，其能存者在著录家。宋以前著录之碑，近数十年所出之碑，或皆不可见，其名可道也，著录存之故也。世不及见宋以来著录之碑，今时所出，宋以前人亦又不克见者。有宋后若元若明皆不克见，今复见者，曷以知之，著录存之故也。可知即便将金石碑版收藏起来，随着年月增长，它们也会出现秕敝的情况，将其及时著录确是一种极佳的方式。然而此时战乱迭起，书稿随时有散佚的可能，赵之谦在补序中写道：旧稿再易，辛酉难后己弃去，剩碑目四五纸，断阙讹羼，略具年月。结习未尽，恒以自随。于是他发出“盖刻刻虚心，后来必至一字无有”的担忧。诚如梁启超所云，由于太平天国的破坏，晚清学人极为重视著书、刻书之事，如今道、咸时期的刻本因极罕见而被视若善本。看来沈树镛的“顾虑”是有一定道理的，他在致魏锡曾（？1882）的信札中也透露过自己的著述观念：大约完成不朽之作，亦招造物之忌，故就鄙见而论，务望专意两汉兼及六朝，先将两汉随校随补随刊，可印出先行，两汉种数最多，尚易先就。再结合赵之谦致魏锡曾的信札中所言：刻书之速，实因难民做怕盖刻刻虚心，后来必至一字无有且过此以往，天下虽大，未必有人肯为我刻书。穷厄极处，犹恐一旦沟壑如有人与我刻诗文则不甚决，刻此则决。决于刻此书，大错不过挂漏，不能指之为恶劣Art Pan rama美术研究 091 悖罔也。大致可以判断，一方面是由于战乱纷飞使得赵之谦看到诸多不确定因素，稍有不慎则可能前功尽弃；另一方面实由沈树镛的敦促与出资，使得“难民做怕”且“穷厄极处”的赵之谦决意速成。上述沈树镛与赵之谦所云种种，一方面不可否认的确与现实因素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亦可将之视作某种修辞。透过它们可以进一步推断这背后隐含的可能性，即赵之谦选择 寰宇访碑录 作为续补对象，一来是由于该书在当时的影响之大，对其进行续补势必会带来一定的社会声誉；二来“寰宇”一词包罗甚广，编纂此类相对笼统的金石书目，自然不用做到像金石考证类著作的精深、金石集纂类著作的广博，也不用像著录特定地域类金石著录般需要实地调查。因此，这本“速成”的金石著录，不仅能够极大地满足当时人们对金石收藏目录的需求，赵之谦可以快速将其转化为实际的经济收益，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还能为他在京城中树立自我的形象，为后续学术与艺术的互动提供保障。二、补的成书基础与北京的学术风尚虽然赵之谦早年有求学于沈复粲处及游于缪梓（18071860）幕府的经历，而且清代幕府中经常存在幕客间相互搜集、整理、共享金石的现象，但是太平天国后他的旧稿已经所存无几。他自同治元年（1862）客于北京后，经常出入于琉璃厂、隆福寺搜访拓片与古籍，补中大量碑刻信息便来源于此。琉璃厂作为此时全国最大的书籍市场与文物聚散中心，来自各地的书版、文物、青铜彝器、金石拓片都会在此交易。金石的传播与交流为其快速编纂金石著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与可能性。结合赵之谦客京时期先后的所住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南横街圆通观周星荣家、永光寺中街的沈树镛家，均离琉璃厂很近，因此他在会试期间亲身前往厂肆，相当便利。遇到一些质量较好且价格适宜的拓本，他会选择购买，例如书中所记的唐祁瑛瓦造像；而像萧宏阙 文叔阳食堂石刻这类稀见或者价格昂贵的拓本，他则通过双钩的方法加以保存。书中直接注明“浙江会稽赵氏拓本”（即赵之谦所藏）为 19件，包括汉代 9 件、魏晋南北朝 8 件（其中吴 1 件、晋 4 件、后魏 1 件、北齐 2 件）、唐代 2 件。在“阅市”的过程中，赵之谦不仅可以了解到古物流通、鉴赏的信息，琉璃厂还是其与他人往来的重要社交场所，当他听闻有关金石的下落后，便亲自寻访碑石或拓本所藏之地。此外，一些京官除了作为收藏家之外，也担任中间人的角色，以他们为纽带将北京与地方（山东、陕西、山西、江苏等）藏家联系起来，形成跨区域的交易网络，因此金石拓本的信息在此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汇聚，赵之谦在与友人的书信中便提到了大量关于各地碑刻的信息。除此之外，清代尤其是乾嘉之后，学者获取学术信息的时效与动态，以及相关学术、社会机制为赵之谦的学术著录提供了条件。学者薛龙春在谈及金石“征集网络”与“共同体”时认为：知识、趣味、机缘、人脉、耐心，都是其中关键的因素。在金石时尚圈中，所有参与者都需要与各阶层进行更为紧密的合作，才有机会完善个人收藏的种类、数量与质量。因此，同治年间赵之谦置身于京城金石文化圈中，同友朋的函札往来、互赠拓片、共商疑析等行为，不仅提高了他的水平，亦扩大了资料的来源，正是借助个人与“关系网”的相互依赖，使得该书得以问世。在此过程中，金石碑拓的商业价值、文化属性及礼物功能均得到了实现。他在“终身钱”白文印的款识中附诗道：终身钱，释子语，我无钱，终身楮但有二三孤峻侣，商量金石当撰著。刻此解嘲忘尔汝，即此是钱天亦许。可见在日暮途穷之际，与之关系最为密切的金石同好沈树镛、魏锡曾和胡澍在此时汇聚京城，是成书的关键。此外，潘祖荫（18301890）、温忠善、樊彬（17961881）、刘铨福和方可中等人亦为之提供了不少资源。梳理此时赵之谦与友人的书信及题跋，大致可将他们所进行的金石活动分为：1.互通碑刻拓片；2.互赠印石、制印；3.校勘拓本；4.撰写题跋；5.进行学术研究；6.制作副本等。其中尤其值得探讨的是沈树镛的作用，张钰霖认为“此书之成以赵之谦为主，沈树镛协助搜求碑版、提供藏品并任刻书之资，应无疑义。前引赵之谦致沈树镛函中称今日录补访碑清本已至晋末，似尚可观，大名亦列于上矣亦可以说明沈的署名，系赵之谦编集此书已有一定规模后再增入”，此判断大差不差。沈树镛以其雄厚的收藏实力和人脉，为他提供了大量的金石材料，其中颇多罕见珍本，除了富华阁的宝物之外，亦有晚清炙手可热的 刘熊碑等，赵之谦在书信中多有提及。据笔者统计，补中有 31 件沈树镛的藏品（以“江苏南汇沈氏拓本”和“江苏松江沈氏拓本”为标记），但实际情况其实远不止于此。然而极为有趣的是，赵之谦书中所录有关沈树镛的金石藏本却恰恰避开了那些众所周知的名碑，而一律为其所藏的名不见经传的砖文等。我们都知道沈树镛对赵之谦的书法及金石成就颇为赞赏，他认为“近来南北人讲金石，真知笃好无过老兄，弟实心肯之至，折服之至，敬重之至”，每有名贵精拓必与赵之谦、魏锡曾共享。于是在赵之谦将要离京之际，沈氏竟“日日粘册裱册，面糊满桌，为求题之”，哪怕会被人取笑，他也无所顾忌。由此推断，赵之谦如此的选择必定有其“策略”所在。在此过程中，沈树镛还作为赵之谦与潘祖荫的中间人，沈氏不仅代他向潘祖荫借金石萃编一书，还从潘处获取朝鲜、日本碑刻信息甚夥，让他编入书中。众所周知，潘氏是京师金石圈中纽带式的人物，他的交游甚广，从古董商到皇亲国戚，从文人到士大夫，无所不有。他不仅花重金购买拓片，且身居高位，进仕之人不断为之提供地方拓片。然而此时潘祖荫与赵之谦并未正式建交，但赵之谦不可能不知晓其中的事宜。联系此后的实际情况来看：一来，他可以通过潘祖荫为其解决实际的经济问题。二来，他则通过金石收藏为纽带发展社会网络，进一步将文化、艺术资本转换为政治资本。也就是说，一旦得到潘祖荫的认可，势必对其学术身份的确立有所帮助，并在后续为其获得艺术风格的合法性提供保障。此外，还有一类群体的作用不可忽视。古董市场离不开古董商，他们在收藏活动中地位的提升是晚清金石收藏潮流变迁的特征。在与文士、官员的直接互动中，他们一方面决定了诸藏家的收藏结构和规模，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引导了当时甲骨收藏的形成。经由沈复粲的引介，赵之谦美术大观美术研究092与江阴拓工、古董商方可中得以相识，叶昌炽在语石中说道：赵撝叔补寰宇访碑录，搜访石本，皆得之江阴拓工方可中。撝叔之识可中也，因山阴布衣沈霞西，犹牛空山之于褚千峰也。可见他认为方可中对赵之谦撰此书的帮助之大，可与清乾嘉时期牛运震协同褚千峰编著金石图相媲美。赵之谦旧稿半数均取之于他，书中详细记录的有龙泓洞相福造罗汉象记和保信军节度使赵与华妻义国夫人虞氏墓志。作为碑拓的生产者及交易市场的重要推手，该群体的身影常出没于文人学士的圈子中，这对金石学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三、从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