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大事》中的生命叙事与成长寓言_马旭.pdf

29影视漫谈影视漫谈北京文化创意北京文化创意2023.1摘要：电影人生大事通过一系列殡葬故事、市井日常和拟家庭叙事,展现了被忌讳和被边缘化的殡葬从业者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描绘出小人物的成长蜕变和心灵救赎。依托殡葬行业的特殊性,电影对死亡仪式和死亡隐喻多有着墨,在具有自我性、生活性和生成性的叙事表达下,不仅丰满了电影中不同角色的生命叙事,也建立了与观众的情感共振。在色调温暖的现实主义底色下,电影凸显了生活过程和生命体验的重要性,将向死而生的生命哲学植入其中,为观众带来了关于生命教育的思索。关键词：生命叙事 人生大事 成长 生命教育人生大事中的生命叙事与成长寓言人生大事中的生命叙事与成长寓言马旭 古往今来，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和忌讳并没有随着科学知识的普及而消散。殡葬从业者作为距离亡者最近的人，不免被人避讳。电影人生大事聚焦市井小巷中的寿衣店，将与殡葬行业相关的故事穿插于温情的市井日常之中。殡葬师莫三妹和小女孩武小文因后者外婆的葬礼而相识，从针锋相对到相互治愈，这对“半路父女”在相处中逐渐改变了对彼此的刻板印象，与其他寿衣店同事一起形成了一种“拟家庭”的社会关系，反映出社会转型时代背景下的社会边缘人物的生命叙事与成长弧线。影片在充满武汉市井色彩的弄堂、早餐铺、天桥和江边取景，在大江大湖粗犷而热烈的空间氛围下，凸显了其在地化的特征，更加贴近生活、富有人情味。即便涉及死亡话题，电影却充盈着人性的温暖，获得了观众的认可和喜爱。2022年7月18日，该片在上映25天后，以14.17亿票房，进入中国影史票房排行榜前50名，暂列2022年中国电影票房总榜第三位。影片在殡葬行业的主题框架下，通过浪漫化的隐喻、亲情化的包裹和向善的价值引导，淡化了生死离别的凋敝感，强调家庭和亲情的重要性，展现了更多生命叙事和成长轨迹。电影中的点睛之喻 用“种星星的人”指代殡葬师群体，实现了对殡葬从业者的“祛媚”与共情，同时通过“化物”的拟喻，将对死者的缅怀日常化、诗意化，从而凸显生活过程和生命体验的价值，深化向死而生、珍惜当下的生命教育主题。一、生命叙事：意义建构与共情疗愈生命叙事是指“叙事主体借助生命故事来表达自己对生命的体验和感悟，传递生命信念，促使自我和倾听对象更好地理解生命意义和价值的一种重要方式”，具有自我性、生活性和生成性等，区别于其他叙事类型的特征。电影人生大事以死亡开篇，小女孩武小文外婆去世，作为职业殡葬师的莫三妹登场，为亡者梳洗装扮，主持送葬仪式。随着主要人物的登场和人物关系、背景情节的交代，电影展现了四场葬礼故事，后借由莫三妹的父亲之口诉说了二哥的去世原委，并由此阐述了“人生除死无大事”的核心观点。在此之前的一系列的情节铺垫，已经让观众了解三妹父亲资深殡葬师的身份和怀揣“圣人心”的职业操守，这段表达，是父亲见惯生死后的生命叙事提炼。一方面聚焦于叙事主体的自我体验并根植于日常生活，另一方面是他对生命价值的理解和反思。这一核心观点出现于电影的中后段，却贯穿于电影始终，在电影内实现了珍爱生命价值观的代代传承，而在电影外也用这种“表现性话语”完成了生命叙事实践的意义构建，让观众感受到边缘职业群体对待生命和事业的真诚与质朴，实现了与观众的情感共振。除了三妹父亲的生命叙事之外，电影通过葬礼仪式，也 霍胜侠（2020）。“拟家庭”叙事：近年香港电影的一种叙事书写。北京电影学院学报,（05）,38-43。金羊网（2022）。人生大事进入中国影史票房前50名,今年第3名。检索于https:/ 李永萍（2018）。仪式的“礼”化：一种社区秩序再生产机制 关中地区丧葬仪式的田野考察。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6,179-188。吴成国（2001）。报丧礼俗的社会史考察。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68-72。李聪（2011）。“孝”观念在中国古代丧葬文化中的演进。社会科学战线,6,44-46。展现了其他人物的生命故事。（一）葬礼仪式：生者的关系联结与伦理生产人们对死亡的忌讳和畏惧是根深蒂固的，但葬礼可以化解死亡造成的断裂，因为在仪式实践的过程中社会关系和伦理秩序得以联结和再生产。葬礼仪式，一方面是对死亡事实的认定和宣告，让逝者通过生者的缅怀获得死亡的尊严；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有关死亡的伦理再生产和关系联结。在我国的文化传统中，丧葬仪式贯穿着儒家的“事死如事生”的观点，强调慎终追远，主张敬鬼神而远之。千百年来这种礼俗一直在民间流传，表现出顽强的历史传承性。当逝者的子女后辈是葬礼中的“丧主”时，仪式不仅是对至亲的告别，更是丧主继承和延续逝者伦理生命和社会关系的道德实践。此类葬礼仪式，直接或间接地展现了以孝道为核心的文化基模。通过电影的铺垫，观众了解到了小文舅舅“无力”尽孝的无奈。但在仪式过程中，还是通过小文舅舅的哭丧，强调了“孝子”送终的文化属性。孝道观念对于中国传统丧葬文化而言，乃属生者之事，而生者在丧葬祭中所面对的却是死者，生者与死者在孝道观念下，在丧葬文化中，终于得以沟通。死者通过生者在丧葬祭中的孝行，获得死亡的尊严，而生者则通过在丧葬祭中对于死者的敬事，体认“生死大事”的真实意义。孝子送亲这套仪式小文在幼儿园又表演了一遍，尽管是闹剧一场，但也侧面反映出仪式中文化规范和伦理实践具有的极强传承性。在葬礼上，生者借由与亡者的关系和回忆，强化自己的生命叙事。通过小文舅舅葬礼上的哭诉，一方面表达了对母亲的哀悼与歉疚；另一方面也让自己的自私选择合理化。在“装可怜”的话语表达下，用懦弱逃避责任。（二）传统葬礼之外：反向生命叙事与意义生产电影中刘爷爷，给自己办了一场奢华的丧葬仪式。在仪式前，“隐身”的儿女大闹仪式，由此，一场关于孝道与利益纠葛的议题被摆上台面。“活人出殡”的仪式不得不成为一场闹剧，让老人的子女感到羞辱，他们不仅没有反思自己对父亲的奉养关怀不够到位，反而指责父亲“为老不尊”。这是生命叙事的另一种话语表达，刘爷爷不再寄希望于传统亲情传承的葬礼仪式，而是选择满足舞伴孙女的请求及自己对奢华重葬的想象。在与莫三妹的恳谈中，可以想象到，尽管血脉相通，但关系的维系却依赖金钱和利益，而非亲情伦理。在社会转型的当下，传统乡土社会中的差序格局在城市生活中已经逐渐被消解和淡化，伦理道德的束缚敌不过利益本位的吸引，在这种情境下，以“孝文化”为核心的葬礼仪式，无法实现关系联结和伦理再生产的功能，通过仪式完成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再生产也基本断裂。这与1993年陈佩斯和曾剑锋导演的电影孝子贤孙伺候着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互文和对照。同样是荒诞的活人出殡，但一个是社会转型和殡葬改革下亲情涌动的黑色幽默；而另一个却因为亲情臣服于利益，而显得荒诞和无奈。莫三妹为父亲操办的送葬仪式，看似前卫超越，却重构了葬礼仪式的意义，也通过葬礼完成了自己的成长和生命叙事。一是职业理念上，从抗拒、“摆烂”，成长为认同和理解。父亲生前一直在强调殡葬师的职业操守，希望儿子可以尊重这份职业，并继承祖志。电影开篇时莫三妹叛逆、荒唐、玩世不恭，从事这份职业只是为了安抚父亲，骗到祖上的房子，从而改行。而在与小文的相处中，在一次次葬礼的洗礼下，他日渐成熟。面对父亲的离世，他完成了父亲的送葬“考题”，继承了父亲的遗志，庄重并认真地践行着自己的职业使命。二是生活态度上，从冲动鲁莽、“好面子”，到认真务实有主张，用自己的方式“体面地”送别了父亲。传统意义上的孝子要让已故的至亲“入土为安”，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随着社会转型和人们对于生命认识的理性化，丧葬仪式在不断地简化。三妹在“送走”父亲的时候，并没有墨守成规，而是大胆地用烟花的方式为父亲送别。这挑战了世俗社会规范对“孝子”的期待，却真正实现了厚养薄葬，用最真诚和绚烂的方式，与父亲告别，告慰亲人，为父亲的葬礼画上了完美的句号。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独特的人生叙事：通过体面地告别，真正理解职业、理解亲情和生命的意义。31影视漫谈影视漫谈北京文化创意北京文化创意2023.1二、融入日常生活的生命隐喻人们避讳死亡，但死亡却与我们紧密相联。生命的终结并非单纯、孤立的生命机体功能衰竭，而是夹杂着伦理、规则、情绪和记忆的。电影中还有两场葬礼，分别是年轻父母送别重病而亡的女儿，以及妻子送别车祸身亡的丈夫。这两次葬礼，凸显了仪式对于生者的意义，承载对亡者的缅怀思念，是生命叙事的一个维度。尤其是生者对于死亡的态度和隐喻表达，不仅是叙事主体对于亡者的追悼，也体现出对生命的理解和反思。（一）死亡隐喻的转向：从悲怆到温情委婉古往今来对于死亡的认知往往根植于生者的意识中。极少数人真正体验过、触摸过死亡，所以生者对于死亡的观点和表述，往往来自于间接经验和隐喻系统。隐喻建构了我们大部分的日常概念系统，为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提供了参考和依据。司马迁用“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来比喻死亡的意义。随着时代的变迁，对于死亡的隐喻和象征也不断地更迭。古典时期死亡与宗教鬼神等结构秩序紧密相连；而在现代科学知识的普及和殡葬改革的大力推行下，死亡的神性消失，转为“交由专业的医护人员和殡葬服务人员来管理死亡”。尽管如此，死亡的未知和隐秘，还是会引发焦虑和恐惧，而隐喻则开辟了一隅，让我们可以温和地参悟死亡。隐喻的本质是“通过另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的事物”。有学者研究过，汉语中对死亡的委婉隐喻主要包括：死亡即沉睡或休息，死亡即离开，死亡即旅途终点，死亡即植物枯萎等。电影也借父亲之言，用翻书比喻人生：结束的章节意味着死亡，用标点符号形容死亡，如句号、叹号、省略号等。从而让观众与莫三妹一同参悟 死亡的价值取决于生命的厚度。（二）童真视角下的死亡隐喻表达电影中，小文对于死亡的概念是空白和模糊的，面对外婆的离世，她用自己的理解去寻回外婆。在与小文的相处中，莫三妹展现出殡葬师与逝者家属的共情，用逝者和星辰之间的隐喻，弱化了“死别”的残酷，让亲情在思念中延续：爱过我们的人死后会变成天上的星星。潜在的暗示是：死亡并不意味着消失，而是变成了另一种形态；死后并非冰冷孤独，即便是另一种形态也是具有可见性和可沟通性的；死亡的化物意象星星，意味着死后的世界依然是群体性的、有陪伴的。这种比喻，将死亡的诀别、孤单和遗憾，包裹在亲情、爱情、友情的情感支撑体系之中，如电影寻梦环游记中强调的“爱的记忆让逝去的亲人永生”的主题一样，弱化了死亡的阴森恐怖，传递了家庭重要、友爱永存的普世价值观。这种死亡与星辰相呼应的情节设计不止一处。父亲的烟花葬礼将死亡的浪漫化处理推向高潮。一方面骨灰与烟花一起绽放在夜空与三妹家“上天堂”的招牌相互呼应；另一方面，夜空中的星辰与烟花交相辉映，呼应了影片中“天上的每一颗星星，都是爱过我们的人”这一主题。此外，影片的两个英译名也都对影片进行了定位和总结。这两个片名分别是“lighting up stars”（点亮星星）和“funeral family”（殡葬家庭）。一是通过对死亡仪式浪漫化、童话化的呈现，让各个年龄层面的人都能感受到生命的意义。尽管影片中提到“人生除死无大事”，但事实上，影片呈现更多的是亲情羁绊和强烈的职业信念感，让死亡的黑暗和恐怖黯然失色。二是对特殊职业群体的描摹和呈现。尽管死亡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但我们却因为忌讳死亡，而对从事这个职业的群体鲜有提及。在电影宣发阶段，常有报道或评论将电影与2008年日本的剧情片入殓师进行比较。两部电影都将镜头对准了殡葬师，这个在东亚文化中存在社会禁忌和偏见的职业。但细究之下，人生大事更像是披着“殡葬职业主题”的家庭片。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会被各种社会关系所定义，而家庭关系必定是其中非常核心的一层。从这个意义上看，“殡葬家庭”这个译名更加立体地呈现出殡葬从业者的家庭关系和生活维度。死亡问题伴随着整个生命历程，但死亡这个话题却极具风险性。电影中借儿童的纯真视角，用恰当的隐喻打动人心，将道理或意义隐藏在故事或象征物之中，用一种令人毫无防备的方式改变我们的潜意识，改变我们的认知和态度。张昆,王创业（2018）。从“家国天下”到“社会媒介国家”：死亡政治的演化。新闻与传播评论,（02）,17-27。乔治莱考夫,马克约翰逊（2003/2015）。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何文忠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