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论”的时代演进：政治、本真、消解与重建_周航.pdf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为真实论在中国当代演变的起点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切入口。从毛泽东发表 讲话到 20 世纪 70 年代，文学的真实基本上是以符合主流意识形态为标准的。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不同历史时期语境的变化，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 20 世纪 80 年代，以政治为底色的文学真实不再是唯一的判断标准，而是一定程度上开始回归审美和本真。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随着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普及，文学语境再次发生巨大变化，文学也随之进入“后文学时代”，真实论实际上已然呈现某种消解和重建的态势。作为我们考察文学真实论的一个有效切入点，当代文学与政治或紧或松的关系史，能体现文学真实论的演变历程。一、“真实”：政治的主导与淡化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真实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具有浓厚的“革命”氛围，左翼文学从它诞生开始就充满了生命力，在多个时期都能起到主导性作用。最初以左翼文学观作为引领的创作潮流，从现代文学到当代文学大致走过了从政治真实到生活真实，再从经验真实到心理真实的曲折历程。1933 年周扬发表 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标志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正式引入中国。毛泽东 1942 年发表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进一步确立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奠定当代文学创作的基调。这两篇文章所言及的“现实主义”与当代文学中的真实论关系密切，甚至可视为当代文学创作的理论基石。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中的真实性是以人民大众为基础的。所以，讲话 认为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唯一的源泉(1)，创作主体要“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2)上，用典型化的手法，表现社会生活的本质，揭示历史发展的方向。毛泽东在 讲话 中提出这次文艺座谈会的宗旨便是文艺为革命工作服务(3)。毛泽东重视文学中的政治性因素，文学中的真实也是以服务于政治为前提的，这一主张遂成为之后文学创作观念的主潮，一直延续至 1979 年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讲话 在新中国成立后更见影响力，其中观点成为文艺纲领，加之当时国内外政治与斗争形势严峻，文艺便进一步成为政治工具。文艺成为政治工具在特定历史时期有其合理性，在当时背景下反映斗争的“生活本质”则成为衡量文学真实的唯一标准。1953 年 9 月 23 日，中华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正式确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中国文艺创作的最高准则。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周扬在会上明确指出，要在文艺作品中表现党的政策(4)。受 讲话影响和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推崇，20 世纪50 年代赞美新中国和叙述中国共产党光辉革命历史的文学作品成为两大主流，现实和历史上革命英雄形象的主观性塑造成为文学真实性所指。不过，不少批评家对主流文学的真实性含义提出了异议，并展开激烈辩论。胡风拥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观，赞同文学创作应该紧扣时代脉搏，但他也提醒创作者不能忽略文艺对现实生活和对人的真实的呈现，一旦“离开了服务人生，文艺就没有存在价值”(5)。1954 年胡风在 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 一文中指出，“真实”应该“能够说出生活里的进步的趋势，能够说出在万花缭乱的生活里面看到或感觉到的贯穿着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脉络者，才是有真实性的作品”(6)。胡风所言的真实实际上指的是能揭示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与前面强调“人生”一道，构成了胡风真实论的立体框架，即既强调社会大环境宏观层面上的规律性真实，也重视现实中人的价值的真实存在。时任 文艺报 主编的冯雪峰与胡风在某些观点上一致，认为当时一些作家的创作主要是从图解政治的角度出发，缺乏艺术构思和创造，“去的是概念，来的是概念，搞来搞去还是概念”(7)。他强调文学的真实应该是对历史事件和现实生活进行客观的书写，而不是任由作家发挥主观能动性而创造出来的另一个“现实”世界。“真实论”的时代演进：政治、本真、消解与重建周 航 张安奇史论【当代文学批评关键词】056当然冯雪峰所强调的客观书写并非原样照搬，他不可能违背常识去说话。说到底，冯雪峰对过度脱离现实和历史的“主观性”塑造是反感的，认为不符合文学上的真实。胡风和冯雪峰对于文学真实性的阐述都要求从生活的客观实际出发，从他们的观点中能够看到传统现实主义的影子，这与当时文艺界的主流思想是相左的，很快招致批判。胡、冯二人关于真实论的异质声音，一方面并不会影响文艺作为政治工具的主流；另一方面说明了当时以政治为主导的真实论，文艺评论界从上至下仍然存在着某种辩证的认知。另一异质声音是秦兆阳 1957 年发表的 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秦兆阳认为 讲话 之后文艺创作陷入政治和艺术机械化宣传的危机，忽略了文学的“真实”，产生了公式化及概念化的误区。秦兆阳赞成文学的政治倾向性，但也主张作者的个性，“必须少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对文学创作进行干涉”(8)。在他眼中，对文艺与政治意识形态相结合的过度强调，是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粗浅认知，是把文学的政治性和阶级性置于艺术性之上的错误做法。秦兆阳与胡风、冯雪峰的观点基本相同，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真实论，因时代局限秦兆阳也只是道出了部分见解。由此可见，整个 20 世纪 50 年代关于真实论的讨论，在政治性主体框架下的艺术性追求或许是主流，纯粹政治性和纯粹艺术性这两个极端都难有生存的土壤。当时就有论者鲜明地指出：“真实是艺术的生命，没有真实，便没有艺术的生命，艺术的政治价值和社会价值，都是不能离开艺术的真实而存在的。”(9)这观点是对当时文学作品艺术性缺失的纠偏，是难能可贵的。在 20 世纪 50 年代相继发生的“真实”讨论中，很多评论家都提到要在现实的前提下达成现实与美学之间的平衡，以实现文学的真实。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 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10)，强调艺术应为政治服务，但是应该和艺术加工不够的作品划清界限。同年，刘绍棠发表 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浅见，认为在文艺中，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观点，从而达到政治和艺术上的统一。(11)1966 年 2 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会后形成一份纪要，于同年 4 月以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为题，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达全党。纪要 将“两结合”（即“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推向了极致，要求文艺要塑造英雄人物和主要英雄人物。(12)“两结合”把文学和现实的关系割裂开来，以抽象的政治观念来刻画人物，政治观念成为评判文学作品是否真实的唯一尺度。20 世纪 80 年代文艺逐步摆脱束缚，文艺真实问题出现新的反思与讨论。讨论以 1980 年李玉铭和韩志军在 红旗 上发表 对“写真实”说的质疑 为开端。作者指出“写真实”的弊端，认为真实未必就是文学，文艺应遵从“典型性”基本原理，体现现实的本质与主流。这篇文章迅即引发争论，不过多数文章整体上仍以政治为出发点，在强调艺术真实的同时也重视作家的主观创造精神。论争中，张超认为“文艺真实”要能反映出生活背后的本质及规律(13)，这是一种狭隘的判断，真正的真实是“基于客观现实反映事物特征而能引起欣赏者真实感的艺术属性”(14)。作家唯有将自己的主客观性融合起来，才能抵达真正的真实。遗憾的是，张超仍在强调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内在引领作用：“如果仅仅是一般地谈为了保证作品的艺术真实性，而不是明确指出为了保证这种真实性更深更新，那么就不必强调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了。”(15)其他论者如钱中文则站在社会主义立场，认为文学的真实“是以社会主义理想为指导的革命现实主义”(16)。但随后又转引高尔基的话，认为作家应该用典型化的手法进行创作，使作品能“通过一个现象真实地反映出现实生活中许多反复出现的现象”(17)。陆贵山也赞同文学真实需在接受政治意识形态领导下，发挥作家的主观能动性，达成“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生动和谐的统一”(18)。如上关于文学真实论的讨论并没有从根本上获得新的突破，作为多年来的057一种思维定式很难一时得以扭转。也有突破思维禁锢的，朱立元和王文英于 1989 年发表 真的感悟，特别提到以前关于“真实”的论述只是符合苏联现实主义理论，与“政治倾向”密切关联，并未触及艺术真实的本质(19)。他们认为“真实”要超越以往的思考方式，走向新的美学领域。对于创作主体而言，“是一种同感性具象、直觉印象、情感反应等掺合渗透交融在一起的模糊的心理体验和感受”。(20)对于文学作品的鉴赏者而言，“艺术真实也只有从作品主体的功能质转化为鉴赏主体的心理感受，即真实感，才算获得完全的实现”(21)。这是文学真实论在新时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突围，是真实论与文学艺术本质最为接近的一次发展。以此为标志，20世纪80年代关于“真实”的讨论开始出现新的文学真实的评判标准。1995年吴秀明出版 真实的构造，将真实纳入“作品作家社会读者”四个维度中进行审视，把写人和写情作为统摄整个系统的审美中介，把文学真实观推进了一步。1998 年，南帆在 文学的维度 一书中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对不同文化语境下“真实”的历史命运进行了探讨，进而揭示出文学真实与外在文化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1999 年，吴义勤在 “写真实”与“真实性”一文中提出任何一个文学理论都应是开放的，能随时产生新的时代内涵这一启发性的结论。之后，姜飞在 经验与真理中国文学真实观念的历史和结构 提出了“经验真理”模式，考察了中国自先秦以来文学真实观念的变化。王富仁更是在论文文学真实论 中富有洞见地辨析了科学真实观与文学真实观的区别，纠正了长期以来的狭隘真实论，提倡把文学真实与存在论联系起来，从而为我们理解文学真实开辟了新的思路和视野。如上观点，可谓都突破了以往文艺的思维范式，与文艺内在本质规律更为接近，说明了真实论在 20 世纪 90 年代得以良性推进，尤其是向文化研究领域蔓延的做法，这是传统“真实”观发生新变的体现。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真实观的背景渊源与当代变迁中国现代文学自诞生伊始即与封建文艺针锋相对，以求真的姿态正视人生、正视社会，要求文学积极革新政治与改造社会，以文学之真反映社会发展之实，从而完成思想启蒙的使命。而现实主义之所以被中国现代文学所接纳，并得到广泛的认可，其根本魅力在于追求真实的原则(22)。真实论因此与现实主义紧密结合，成为探析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一环，现实主义也就在近百年历史进程中不断得以发展，并最终成为当代文学的主潮。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的发展，最早可追溯到20 世纪初。早在 1902 年，梁启超在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一文中就率先使用了“理想派小说”和“写实派小说”的称谓，以区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创作方法，并认为传统文论已不再适应时代的需要。直到1915 年，新文化运动先驱陈独秀发表 现代欧洲文艺史谭，才开始真正涉及现实主义文学思潮。1917 年陈独秀发表 文学革命论，要扫荡传统古典主义文学观念，推广现代现实主义文学思想；1920 年，茅盾发表 小说新潮栏宣言，进一步强调要将文学思潮与中国文坛的实际创作联系起来。可见，在现代文学时期，新文学倡导者们对于现实主义缺乏完整的理论形态，而主要是将其作为反抗封建文艺的武器，以凸显注重观察实际生活、表现人生的“真”的特点。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面对着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相继失败的历史，他们渴望一种既能颠覆传统束缚，又能带来先进思想、拯救积弱积贫的中国的“主义”。十月革命的成功，让中国知识分子看到了希望，马克思主义被引进国内，为革命文学以及后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兴起埋下了伏笔。1930 年 3 月 2 日，左联在上海宣告成立，作为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一个支部，其许多文学活动都与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同步(23)。1930 年 11 月，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在苏联哈尔科夫召开代表大会，正式认可并推行“拉普”提出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将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视为一体，用世界观来替代作家的创作方法。1931 年 11 月，“左联”执委会通过决议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将“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定为左翼文学的主要创作方法，并要求作家“必须从无产阶级的观点，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