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人江督格局”的形成与晚清政治_韩策.pdf

“湘人江督格局”的形成与晚清政治韩 策摘 要“湘人江督格局”是晚清史上的重要现象。其形成和终结的历程，既反映了咸同以降清朝政治版图和派系权力的演变，也牵动着朝廷、北洋和南洋的关系，还体现了内政外交的互动。该格局虽奠基于湘军之崛起，但形成过程复杂多变，大体可以 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年湘军攻破天京后，清廷尽力阻止曾国藩久任江督，遂使曾氏七年三往返，难以稳坐江督。年曾国藩去世后，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和左宗棠为首的湘系都试图影响江督任用。而沈桂芬主政的清廷高层大体有两个用人倾向：进士出身而非军功起家、非湘非淮；希望既能听命朝廷，又可兼顾湘淮。但这令江督既难得人，又动辄得咎，遂使江督人事极为纷更。直到 年代湘人江督格局才最终形成。这是中俄危机和中法战争形势、左宗棠和曾国荃刻意经营、东南湘系军政实力增强、慈禧和醇亲王平衡湘淮南北等多重因素促成的结果。湘人江督格局形成的历史表明，除了内外轻重和央地关系，南北关系的平衡和演变也是分析晚清权力格局的一条重要线索。关键词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曾国藩；李鸿章；沈桂芬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作者简介 韩策，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 中国政治史上常有一些重要现象，类似不成文的体制，产生着深远影响。晚清史上的“湘人江督格局”就是如此。清末常有两江总督非湘人不可的说法。光绪二十八年（）张之洞署理江督仅两月，湘人魏光焘即补授江督，张之洞颇觉扫兴，“恒语人曰：朝廷此缺不啻为湖南人买去矣”。光绪三十年（），沪上报刊就江督与湘人的特殊关系多有讨论，虽意见不一，却说明该现象引人注目，影响广泛。宣统二年（），汤殿三也论道：金陵光复后，“战兵虽遣撤，留防湘军常万数，故同、光朝江督一缺必于湘军宿将中选之。金陵遂俨为湘人汤沐邑矣”。后来研究者亦常引汤氏之说。前辈学者在分析晚清军政派系平衡时，也早已指出此现象。瞿兑之曾说，自曾国藩任江督以后，“左宗棠，曾国荃、刘坤一、魏光焘、李兴锐更迭居之，遂有非湘人不能任两江之谚。”罗尔纲提出：“自从曾国藩做两江总督以后，曾国荃、刘坤一相继任职，差不多直到清末，南京就成为曾国藩一系湘军反动派统治的地盘。”石泉有言：李鸿章淮系“驻兵近畿，捍卫北洋”，历时二十余年，刘声木著，刘笃龄点校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下），中华书局 年版，第 页。比如申报评论称：“粤逆平后，曾文正以湘乡硕望总制两江。继其任者为左文襄、曾忠襄、刘忠诚诸公，亦皆籍隶湖南。虽中间亦参以他省之人，然不久旋即去位。良由发逆之平，湘人之力居多。且长江一带游勇会匪又多系三湘之子弟，非以湘人震慑之，不免有蠢然思动之虑。故两江总督一缺，几视为湘人之世职。”（论山东巡抚周玉山中丞调署两江总督事，申报光绪三十年九月二十七日，第 版）；又如夏曾佑在中外日报发文称：“金陵虽光复于湘军之手”，然在曾国藩之时，“并无非湖南人不可督两江之说”，马新贻和沈葆桢就是明证。此说大约起于曾国荃光绪十三年（）再任两江之时。及曾国荃薨逝，刘坤一继之，“非湖南人不可为江督之说渐成定论”。论江督与湖南人之关系，杨琥编夏曾佑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版，第 页。此外，时报新闻报警钟日报大陆报等均有论列。汤殿三：国朝遗事纪闻，天津民兴报馆 年铅印本，第 页。见朱东安：曾国藩传，四川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龚小峰：地域、权力与关系：对清代江苏督抚的考察，安徽史学 年第 期。瞿兑之：观我生室笔丛总督沿革，新民月刊（广州）年第 卷第 期。见罗尔纲为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所作的前言，中华书局 年版，第 册，第 页。“而东南财赋之区与西北要冲之陕甘则始终主由湘军屯驻，由湘帅或与湘军有密切关系之人任总督”。又说：“两江总督自咸丰十年，直至光绪甲午，如曾国藩、左宗棠、曾国荃、刘坤一，皆湘帅，此外惟马新贻、李宗羲、沈葆桢三人，然亦皆久与湘军共事者。”刘广京有云：光绪五年（）沈葆桢去世后，“两江总督皆以湘系人物充任”，“曾国荃、刘坤一任两江总督较久，皆以其治军理财之能力与声名为基础，且与当时督抚间派系之平均分配有关”。樊百川强调曾国荃在江督任上最大“功业”，“是把江南弄成湘军部属的安乐窝”。“清政府为了与李鸿章的淮系搞平衡，兼以安抚湘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自此必用湘军将帅，形成一个湘系军阀盘踞江南 多年的局面。”当然，指出有趣的历史现象固善，但还不能让人满足，追索其背后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和丰富多彩的历史内涵，更为激动人心。如果细究起来，既往概括或较为笼统，或互有出入，值得认真检讨。首先，自 年曾国藩出任江督，到 年沈葆桢任上逝世，其中至少有十年时间，江督并非由湘人担任；非湘籍的江督多达七人，湘籍江督仅有曾国藩和刘坤一（短暂署理）。而从 年刘坤一接任江督，直至 年李兴锐薨于任上，实任江督均系湘人；仅有四位非湘籍大员曾署理江督，总时长仅两年多而已。那么，为何湘军在东南建功以后，湘人江督格局实际并未形成；迨湘军攻破南京二十年后，反而形成稳固的湘人江督格局？其次，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的数十年中，东南财赋之区并非如石泉所言“始终主由湘军屯驻”，而是以 年代的中法危机为界，发生了从“淮主湘辅”到“湘主淮辅”的重要变化，涉及湘、淮势力在东南地区的消长和晚清政治格局的演变。第三，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如何解释湘人江督格局的形成及其意义。众所周知，两江总督统辖苏、皖、赣三省财赋人文之区，军务、吏治、淮盐、漕运、河工无所不管；同治以降又例兼南洋通商大臣，主持洋务交涉，为东南第一要缺。故江督易主历来都是政坛大事。而当湘、淮军镇压太平天国，驻兵江南后，江督位置更为重要敏感。这时，南北满汉、文武兼资、洋务与吏治、科名与军功、湘淮分制、湘系内部平衡，甚至外人的态度，都成为清廷遴选江督时需要审慎考量的因素。饶有意味的是，与晚清直隶总督前有李鸿章，后有袁世凯，相对稳定不同，自 年曾国藩出任江督后，直至清朝覆亡前的半个世纪，围绕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位置和人选，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多方互动。其中既有权力斗争，也交织着中央与地方关系、湘淮南北的平衡、洋务新政与国防建设等国家治理的核心内容。年，最后一位湘籍江督李兴锐溘然长逝，有北洋淮系深厚背景的山东巡抚周馥出人意料地南下接任，舆论纷纷将此看作央地关系和南北权力变动的重大标志。确实，随后两年，周馥的一系列举措加速了“湘人江督格局”的终结和袁世凯北洋势力的南下，其深远影响一直持续到民国北洋时期。这都说明“湘人江督格局”的形成和终结对晚清民初的政局演变和南北关系意义不凡。因此，本文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利用档案、书信、日记、文集等大量新旧资料，一方面解释晚清湘人江督格局是怎样形成的，另一方面讨论其中反映的清廷统治方策以及南北关系的平衡和演变。一 七年三往返：曾国藩难以稳坐江督咸丰十年（），清军江南大营彻底崩溃。朝廷举目四望，不得不依靠湘军来镇压太平天国。史林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年版，第、页。此书底本是作者在燕京大学的硕士毕业论文，完成于 年夏。刘广京：晚清督抚权力问题商榷，经世思想与新兴企业，台北联经出版有限公司 年版，第 页。樊百川：清季的洋务新政第 卷，上海书店出版社 年版，第 页。至 年，非湘籍的江督有：李鸿章（署理）（）、马新贻（）、何璟（署理）（）、张树声（署理）（）、李宗羲（）、沈葆桢（）、吴元炳（署理）（）。年以后，非湘籍的江督（均为署理）是：裕禄（，甚短）、沈秉成（）、张之洞（）、鹿传霖（）、张之洞（）。论周馥调任两江为南北争权而起，警钟日报光绪三十年九月二十五日，第 版；论周玉山之任两江，大陆报（上海）第 年第 号，光绪三十年九月。参见韩策：清季“湘人江督格局”的终结与“北洋下南洋”的形成，史学月刊 年第 期。于是，清廷一改“靳而不与”曾国藩督抚实权的政策，授曾氏两江总督，随后又令其统辖东南四省军务。久苦于不得督抚实权的曾国藩，终于集兵权、财权和人事权于一身。湘军借此迅速发展，终在次年取得安庆之役的重大胜利。加以李鸿章率淮军从上海逐渐克复苏南地区；左宗棠带兵入浙，收复杭州等地。至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久围天京（江宁 南京）的湘军曾国荃部一举攻破城池，持续十数年的太平天国运动随之被清朝压平。与此同时，两江总督终于在多年之后可以赴其驻地江宁就任。六月二十四日，曾国藩从安庆登上轮船，次日抵达金陵。可以说，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后，权责统一，措置得当，与湘、淮军的壮大和太平天国的覆亡关系密切。而曾氏削平太平天国的身份，既是湘军领袖，更是两江总督。故手握重兵、广揽利权的曾国藩进入南京坐镇后，江督自然成为彼时政局的一大重心，清廷和曾国藩系统的关系也就到了最微妙的时刻。如果说朝廷对曾国藩早有防范之心，那么他此时遭到疑忌就是势所必至了。加以湘军攻入天京后烧杀抢掠，也让清廷和江苏京官及绅民非常不满。以故，自恃首功的曾国荃不仅赏赉甚薄，还颇受裁抑。为了持盈保泰，也因为湘军暮气已深，曾国藩决定“裁湘留淮”。问题是，已经主动大幅裁军的曾国藩，可否稳坐江督？答案是否定的。同治三年十月，曾国藩入驻金陵还不到四个月，朝廷就命他带兵到皖豫鄂交界地区剿捻，令江苏巡抚李鸿章署理江督。此事让曾氏的核心幕僚赵烈文感到“咄咄可怪”；南京同僚的反应则是：“江督天下大缺，枢廷、部臣衣食所系，安肯令湘乡公（曾国藩）久居。”事实上，这道上谕同时令漕运总督吴棠署理江苏巡抚，而以满人富明阿署理漕督，“皆无明发”，相当秘密。曾国藩自然不满，“意殊寥落”。他以种种理由拒绝亲赴前线，并以请辞试探。十一月初三日，曾国藩已与李鸿章完成交接。两日后，终又奉到后命，曾、李分别还任江督和苏抚。于是，此番调动风波暂告平息。然而，仅仅半载，剿捻的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在山东曹州阵亡。清廷大为震动，急召曾国藩督师北讨，复令李鸿章署理江督。按理说，曾氏兄弟的湘军已大部裁撤，而江苏巡抚李鸿章的淮军正兵强马壮，直接调李鸿章率部剿捻，岂不更善？清廷计不出此，必欲将曾国藩调离两江，其意何居？原来，尚有后手。同治四年（）九月，曾国藩北上仅仅三个多月，朝廷就命李鸿章带兵剿灭豫西捻军，兼顾山、陕门户。重要的是，以漕运总督吴棠署理江督。显然，清廷有意将平定东南的湘、淮军领袖曾国藩和李鸿章一齐调离东南。此时淮军军饷主要依靠苏、沪厘金。此前李鸿章坐镇南京，筹饷尚不致掣肘；然一旦江督易主，身在前敌的曾、李必大感不便。所以，曾国藩坚决反对，李鸿章则巧妙抵制。清廷正依靠曾、李剿捻，权衡之后，终于取消吴棠署理江督的任命。此后由于曾国藩剿捻无功，同治六年（）正月李鸿章接任剿捻钦差大臣，曾国藩回任江督。然而不久之后，袁世凯的叔父袁保恒就奏请召曾国藩“入赞讲帷”。军机大臣李鸿藻透露，这是在保举曾国藩入军机。只是清廷并未采纳。“湘人江督格局”的形成与晚清政治朱东安：曾国藩传，第、页。樊昕整理赵烈文日记第 册，同治三年十月十八、十九日，中华书局 年版，第、页。翁万戈编，翁以钧校订翁同龢日记第 卷，同治三年十月十一日，中西书局 年版，第 页。樊昕整理赵烈文日记第 册，同治三年十月十九日，第 页。遵旨复奏驰赴皖鄂交界督兵剿贼缘由并陈下悃折密陈蒲柳早衰难胜重任拟皖鄂肃清即请开缺并了结经手事件片（均同治三年十月二十二日），曾国藩全集第 册，岳麓书社 年版，第 页。樊昕整理赵烈文日记第 册，同治三年十一月初三、初五日，第、页。何烈：厘金制度新探，“中华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年版，第 页。参见翁飞：曾李交替与湘消淮长，军事历史研究 年第 期；顾建娣：同治四年两江总督易人风波，江苏社会科学 年第 期。端本至计折（同治六月二月十五日），袁保恒：文诚公集，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版，第 册，第 页。李鸿藻致袁镜堂（同治六年三月底），转引自陆德富：同治年李鸿藻丁忧诸事补证：一通李鸿藻未刊书札考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年第 期。不过，随着高层对 年中外修约的焦虑有所缓解，加之捻军渐灭，曾国藩再度不能安于江督之位。同治七年（）七月二十日，捻军甫平，清廷就调曾国藩为直隶总督，以闽浙总督马新贻补授江督。两天之后，负责长江水师的湘军元老彭玉麟也开缺回籍。赵烈文不禁感慨：长江下游“同时去楚军中两尊宿，朝廷虑患，可谓疏矣”。他对曾国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