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故事的人”——记忆诗学与《一日三秋》_张明.pdf

年 月第 卷 第 期阴 山 学 刊 “讲故事的人”记忆诗学与一日三秋张 明，赵 树 勤（永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人文学院，湖南 永州；广州华商学院 文学院，广东 广州）摘 要：一日三秋作为刘震云的新作，延续其一贯的“生活流”叙事方略，但又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新质。人物在漂泊中寻找安身立命之所在，延展出在路上的漂泊故事。文本的情节讲述，则在多重互文中体现出互鉴的戏仿故事。笑料的充斥，让生活的表象赋形为笑书，内里的虚无却折射出反讽的悲喜故事。三者审美品格的互参，让“讲故事的人”派生出因时间距离的拉开而获得记忆的复活与增殖，形成饶有风味的记忆诗学传承。关键词：刘震云；一日三秋；记忆诗学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艺术家“要写一首好诗或好曲子，或者绘出一幅美丽的画，只有丰富的思想是不够的，你还需要特殊的才能。但是，当你失去思想和记忆这种最普通的能力时，你就丧失了完整性，而任何才能都无法承受这种完整性的丧失带来的结果。”在此，汉娜阿伦特不仅把记忆和思想相提并论，并且指出记忆本身既是一个生理现象，也是一个诗学问题。在小说一日三秋中，“记忆”是叙事的药引，也构成了作品的主体。“因六叔的画作已经灰飞烟灭，对六叔画作本身，也都是对过去的记忆，对记忆中的六叔的画的记忆”，这是作品“前言”末尾部分的一段话，既是作者对写作初衷的夫子自道，也可理解为这是一部关于记忆的话语缠绕交织而构成的作品。由此，以记忆诗学作为文本切入的关节口，便是题中之意与不二法门。在一日三秋中，人物为生存所迫，不得不在将他乡认作故乡的漂泊中寻找安身立命之所在，延展出在路上的漂泊故事。文本的情节讲述，则在六叔的画、传统小说和自我作品的互仿中，给予会心一笑的戏谑之感，体现出互鉴的戏仿故事。笑料的充斥，让生活的表象赋形为笑书，但内里却包裹着的是无穷的虚无，折射出反讽的悲喜故事。本文将聚焦“讲故事的人”，通过人物命运的漂泊游走、文本的戏仿互鉴和笑中带泪的审美品格互参，以期进一步走进刘震云的文学世界。一、漂泊之人：“如果故乡好，谁愿意背井离乡”刘震云在一日三秋中再次执着于故乡河南延津的书写，当然与其之前的作品塔铺温故一九四二故乡天下黄花一句顶一万句一腔废收稿日期：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红色经典文学的连环画改编研究”（）、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习近平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在高职院校的实践研究”（）、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基金项目“湖湘文化融入大学生美育教育的构建路径研究”（）。作者简介：张明（），男，河南邓州人，硕士，永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赵树勤（），女，湖南长沙人，博士，广州华商学院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女性文学研究。DOI:10.13388/ki.ysaj.2023.01.006话等故事的发生地是重叠或者融合的。但有所不同的是，一日三秋中的人物，不得不一次次的离开故土向外漂泊又时时回望原乡。从发生学的意义来看，其资源与路径无疑来自于刘震云本土经验的观察和诠释，抑或者说是深深植根在其生命深处的一次次寻根冲动。漂泊的生活，是为了生存与活着。如果说陈长杰离开故乡延津更多地是因为“如今全县的人，都知道我把老婆害死了，我在延津没法待了。”的无颜，那么陈长杰的儿子 明亮，从武汉回到延津便可以说是因为故土情感的不自觉感召 “在武汉不亲，到延津感到亲。”在故乡，人的精神还乡胜过外在物质资料的多寡，明亮在故乡延津得到了正常的成长。明亮和马小萌的婚姻生活才刚开始，“一张名片大小的小广告”让妻子过去的不堪往事被周遭人成为笑料，再一次让子辈重复了父辈的漂泊命运。当明亮夫妻站在西安道北区的大街上，樊有志“指着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道北，全是河南人，要么爷奶，要么爹娘，都是当年逃荒过来的。”漂泊早已不是个体的特殊行为，一代一代人的命运在这里完成了轮回。人世间的生存已如此艰难，但死去并不一定就能获得解脱。“为了一把韭菜”上吊而亡的樱桃，死后的鬼魂还要忍受其他鬼魂的凌辱，活着或死去的生存都已破灭。寄身于李延生的樱桃为了迁坟去往了武汉，但最终“顺江而下，永远也回不了延津。”曾经化身萤火虫的马道婆，央求明亮带离了她生活一辈子的“是非之地”，在秦岭的山风中飘进森林，求得灵魂的归宿。漂泊的流浪，是为了寻找归途。花二娘是一个从望郎山来的异地人，也可以说是一个“闯入者”与流浪人。她不远千里来到延津，是为了寻找一个爱的人 花二郎。为此，花二娘等了三千多年，终究把自己等成了一座山。但“石头本该铁石心肠，谁知花二娘柔情似水”，还“因三千多年的思念和不忿”，成就了花二娘的长生不老和青春永驻。寻找的初心犹如花二娘外在不变的容貌，时间的长河不曾使其改变。几十年后，明亮因祖坟搬迁一事由西安回到了延津。此时的延津对明亮来说，“一切都时过境迁，他就是一个外地人了。”虽然说刘震云一日三秋中的明亮和鲁迅孤独者笔下的吕纬甫同样是为了迁坟返回故乡，不同的是后者讲的是理想的丧失与消沉，而前者是为了寻找故土、故人、故景，尤其是为了寻找奶奶门前那颗被人买走的枣树 “留个念想，想我奶时，可以看它们。”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吴摩西为了找寻养女离开了延津去往了他乡，几十年后王建国为了弄明白母亲的过往又回到了延津。虽然他们离开的理由各有差异，但找寻却是不变的主旨。由此可以看出，以延津作为人生轨迹的锚点，一圈圈的向外扩大延展并一次次旋转之后回到起点。但无论是一日三秋也好，还是一句顶一万句也罢，刘震云笔下寻找的根柢始终是以温情为底色的。与此同时，漂泊会孕育怀念的种子在脑海里生根发芽，尤其是故土的远离，让人对家乡的记忆被激发，产生文学地理的艺术化想象。在一日三秋中，刘震云描写的是自己记忆中的延津，这个记忆一方面是指过去的记忆，一方面是指对于故乡的改头换面，两者共同指向一种文学的艺术化表达，也就是借助于现实的基础进行个人化塑形。在现实主义文学的书写中，风俗人情往往是作家绕不开的关隘。一地有一地之文化风俗，不尽相同的风俗人情描绘，既是生产小说故事的土壤背景，也是人物形象刻画的外在语境。于刘震云而言，延津是他的家乡 出生并曾经成长的地方，因此对中原一脉的风土人情应当有着相熟的记忆。一日三秋中有很多延津地方饮食的描写。实际上，食物的描述不仅能凸显地方的独特印记，也能借此勾勒出一幅关于文学地理的食物方位图。关于延津的食物，一日三秋中既有十字街头卖胡辣汤的老胡、西关天蓬元帅的卤猪蹄，又有延津县城北关口的“吴大 嘴 羊 汤 馆”、“槐 花 炒 鸡 蛋 延 津 槐 树多”，比如李延生和胡小凤年轻谈恋爱时，剧团戏散后曾讲“十字街头的老胡，还在卖胡辣汤，咱们去喝胡辣汤吧。”食物在此成为人物情感升温的纽带角色。食物的描写不仅局限于延津一处，随着人物的漂泊游走，饮食的地图也在逐渐扩大。李延生前往武汉和陈长杰见面后，说的是“热干面好，湖北特产，早就想尝尝了。”明亮为了父亲的病再次返回武汉时，“想起小时候在武汉爱吃的”，还是“热干面，武昌鱼。”同样的，明亮夫妻在西安开的猪蹄店，“从饭店的窗户往外看，能望见大雁塔。”陈长杰对于西安的向往记忆，在明亮这里则转译为“看看大雁塔，看看兵马俑，带你们吃吃羊肉泡馍。”明亮的话语，既是地域文化的镌刻惯性使然，体现了地方风俗与生活习惯的培植记忆，也可以看出，食物可能就是一个人对地方最眷恋的记忆。正如鲁迅谈到，虽然自己再次尝到儿时于故乡所吃果蔬的味道不过如此，但在记忆上“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可见，简单的日常食物之所以能被刘震云格外地表现，是因为那里承载着生命记忆的闸门。不仅如此，经由记忆闸门的开启，食物更牵涉出作家对传统呼唤 礼记礼运有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彰显着人之为人的重新发现。以此观之，刘震云笔下的食物书写在作为叙事元素的表意空间的同时，也由食物的开掘进入到一种深厚的文化意味之中，体现了刘震云一以贯之地对世情小说品类的青睐。方言土语和服饰的地域装扮同样是人物身份的外在判断表识。在西安道北菜市场卖菜市，明亮的摊位被一个“那人一开口，是东北口音”的人给占了。明亮见玩耍猴手艺的人不由分说的拿鞭子抽打猴子，便劝道：“大哥，咋恁地一个劲儿打。”于故土而言的漂泊没有停留，但乡音未改的记忆却被如形随形的保留下来。遗憾的是，在刘震云的文学作品中，较少关注于人物服饰的精雕细琢，往往理念大于情感。对此，一日三秋也不例外。二、戏仿风格：“奈何，奈何？”讲好故事，注重故事性。正如赵树理反复强调自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一样，刘震云在自己的作品中始终没有放弃凸显讲好一个故事，重视用中国传统讲好中国故事，展现具有中国风格的现代小说的努力。一日三秋在时间和记忆的岩层中，印象累加、光影交叠。小说的故事元素一方面将六叔对画所作解释的话，在文本的故事情节、人物关系、身份性格中都基本一一进行了回应。另一方面，刘震云又创造性的将画与文两种不同媒介的艺术质地，通过现实与魔幻的交叠进行了较好的缝合。“在写作中，我力图把画中出现的后现代、变形、夸张、穿越生死、神神鬼鬼和日常生活的描摹协调好。”六叔的画与文的戏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六叔的画是“我”写作小说一日三秋 的契机和目的 “以纪念我和六叔的过往，以留下六叔画中的延津”。在一日三秋的故事讲述中，我们可以清晰的感知到刘震云对于六叔的画所描绘的场景的还原，这便是“我”对“六叔的画”的记忆复刻。除了刘震云文本的讲述与“六叔的画”大部分重合以外，其中戏剧白蛇传的故事被作者一再的拉长，犹如六叔素描的剧团大画一样，占据了戏仿的中心。“六叔曾在延津县豫剧团拉弦子”，这幅有关“当年剧团的同事”的“两米见方的大画”，可以说是六叔对以往自己的捡拾。在刘震云的故事中，陈长杰、李延生、樱桃三人的命运，因戏剧白蛇传而展开，也因戏剧白蛇传而走向没落，或许戏词“奈何、奈何，咋办、咋办”便是三人命运的最好注解，但谁又能否认这不是六叔对于自己的自语呢？文学的时间性、抽象性与画幅的空间性、直观性，形成了相对有别的艺术表现魅力。但作者同时又强调六叔的画是并无关联的一幅幅，缺乏连贯的人物和故事，并且在画作的风格也是时而写实、时而后现代。因此，如果说六叔一开始对“我”讲的画的故事构成了小说文本写作的主要内容，可以作为一些零散的、精彩片段来使用，那么在六叔死后与六婶将画已经烧成灰烬之后，“我”则凭借对六叔的画的印象记忆和充分调用自己的生活经验来进行空间与时间、现实与魔幻的结合。传统民间故事的戏仿。很多人的阅读记忆，似乎都无法绕开与中国人生活联结紧密的四部中国古典章回小说 四大名著，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除此之外，诸如聊斋志异白蛇传等作品，同样是被民众所熟知的经典民间故事。这类文学或戏剧历久不衰，不仅为大众读者所喜爱，而且大部分的故事、场景，恐怕已经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并为其审美趣味的生成承担一定的艺术功能。时光无法倒流，但记忆可以回溯。一日三秋中的诸多故事情节，与传统文学中的经典作品有着耦合相通之处。在人物上，“花二娘本不是人，是块石头”，幻化成了人形。而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衔玉而生，红楼梦的原名便是石头记。这不禁使人联想到两部作品的相仿。在情节上，如有浪荡子弟想和花二娘在梦中做苟且之事，只能“这人顷刻间便化了”，留下“床单上一片精湿”和“贾天祥正照风月宝鉴”无疑极其相似。而刘震云对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玄幻性的戏仿，则更是比比皆是。李延生、明亮等一众人，有了“烦心事”，会来到瞎子老董的住处“听其胡说”。但老董的排忧展现出的是有悖科学常识的“正确”，人物心中的郁结得以化解。算命“事业”一本正经的老董、马道婆之流，如同生者与死者的“中间人”，为现世的人求得救赎之道。更重要的是，亡者的鬼魂既可以附身于人进行自由的对话，又可以用梦的形式托梦，这使作品透露着真实与虚构的迷人光泽。中国国民熟悉的坊间传说或是聊斋志异，带着神秘和鬼气。但是，刘震云虽然对自己的阅读记忆 通俗叙事的故事进行了挖掘，增加了作品的文化浸染，拉近了与传统文学的情感认同。却又充分展开了现代乃至后现代的艺术风格书写，使其有别于平铺直叙的古典章回体式，而是有了更多的回溯或隐喻，甚至过于变形扭曲的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