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写作”：命名的辩诘与批评的形塑_曹霞.pdf

这个时代没有伟人诞生 你望见的是谁的背影 黄礼孩 背影在今天，“70 后写作”这个名称已尘埃落定，而距离它 1996 年出现在公众面前过去了二十余年，它初始亮相的高调炫丽与这代人为争取命名合法性的漫长尴尬的历程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是一个曲折的宣告、辩诘、抗争的过程，它所涉及的命名权、阐释范畴、价值判断、代际博弈等问题既折射出了后新时期以来社会转型与文坛生态的复杂性，也与这代作家从历史文化罅隙间艰难挣扎出来的超晚熟状态密切相关。本文尝试对“70后写作”的生产、传播与接受过程进行梳理，一窥代际问题所引发的文学与批评边界的交锋和互动，并对“代问题”何以引发观念颉颃及其意义略做探讨。一、命名：“名/实”之辩从历时性发展来看，“70 后写作”被认为可分为两个阶段，分别发生在 1996 年和 2007 年，有研究者称为“两次崛起”(1)。最早提出“70 后（写作）”这一概念的是陈卫主编的 黑蓝“一九九六年春季卷创刊号”，他在发刊词中明确宣称这是“1970 年以后出生的中国写作人（简称“70 后”）的聚集地”(2)。随后，小说界 在1996 年第 3 期推出了“七十年代以后”专栏，刊发了胡昉的 全部的爱 和弥红的 红闲碧静。从 1996 年到1999 年，山花 长城 作家 芙蓉先后推出了“70 后”(3)，其中影响最大的是 作家 1998 年第 7 期的“70 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小说专号”，包括卫慧、周洁茹、棉棉、朱文颖、金仁顺、戴来、魏微七位女作家，配上照片和点评，一时掀起了“美女作家”的风潮，出版商紧随其后，不乏追求热点效应的商业炒作。2000 年，随着上海宝贝 被禁以及卫慧、棉棉的销声匿迹，连带“70后”这个名称也被“污名”化了，直到 2004 年魏微获得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这个代际的写作价值才得到正视。21 世纪以来，“70 后”占领了文坛的半壁江山：魏微、戴来、朱文颖、金仁顺、陈家桥、卢一萍、周洁茹持续发力，李修文、盛可以、徐则臣、李浩、张学东、刘玉栋、阿乙、李宏伟、肖江虹、葛亮、黄咏梅、艾玛、鲁敏、梁鸿、张惠雯、付秀莹、计文君、李凤群、乔叶、映川、滕肖澜、周瑄璞、石一枫、张楚、曹寇、瓦当、黄孝阳、东君、海飞、哲贵、弋舟、路内、李师江、冯唐、田耳、朱山坡、房伟、陶丽群、畀愚、任晓雯、东紫、斯继东、袁凌、黄灯、丁燕、杨怡芬、杨遥、陈集益、鬼金、汤成难等人成绩不俗，成为年度选本、排行榜和奖项的主要对象。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这代人的长篇创作开始“井喷”，呈现出个人经验与公共经验接榫的沉稳大气之相。徐则臣于 2019年以 北上 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是首位获得此奖的“70 后”。这些创作成绩不断地夯实着这个代际的内涵所指。如此梳理看似简单，但仅名称的落定就并非一帆风顺。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命名潮中，“70 后”虽未如以“后”“新”为前缀的名称那样“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但始终面临着被质疑和诘难的危机。从 1996年文学期刊提出的“70 后”“七十年代人”“七十年代后写作”，到被出版商打上的或认知不明确的“晚生代”“新生代”“新人类”“新新人类”等标签，再到将“60年代中期”“70 年代前几年”划为同代、将“70 后”“80后”进行“代际融合”(4)或对“75 前”“75 后”进行细分，再到目前基本统一的“70 后”，可以说，这个命名经历了一个能指滑动的闭环过程。其实，从一开始，“七十年代以后”专栏的主持人、小说界 主编魏心宏就意识到了这个名称的限度。他在回忆推出这个栏目的情景时，也认同用“时间概念来界定创作现象”有“不合理”之处，同时进行了具有历史学和社会学意味的定义：1970 年以后出生的人和以前的人究竟有什么不同呢？这些年轻人出生时，“文革”还没有结束，但在他们逐步懂事时，中国已经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年代，他们真正是在“文革”后长大的一代人，他们有着共同的生长“70 后写作”：命名的辩诘与批评的形塑曹 霞 陆立伟史论【当代文学批评关键词】048和思想成熟的背景，他们的观念、个性、阅读、语言都与上几代人有所不同，这就是说，这一代人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个阅读的问题，而且带来了更深刻的文化和思想基础的问题。(5)可以看出，这个“发生学”的梳理依据的并非文本而是时代环境，即以外部因子锚定其基本形态，这种逻辑在其他论者那里也大同小异。由此可知，“70 后”的命名悖论表现为“词”先于“物”，能指与所指之间出现了断裂。这首先与这代人波澜不惊的创作状态相关，其次是代际内部的分裂，主要指卫慧、棉棉对同期的魏微、丁天、周洁茹等人的损害(6)。1999 年，陈卫再度发出代际宣言，批判“时尚女性写作”，提出“重塑七十年代以后”，号召同代人以“集中而健康”的写作进行抵抗。魏微则鲜明地反对几个女作家以“酷，作秀，糜烂”做派成为“代言人”，指出更多的七十年代作家“被掩埋在这面旗帜底下”(7)，“名/实”的裂缝绽露无疑。此外，众所周知，后新时期是一个被花样翻新“喂饱”了的时代，“70 后”即便在天赋、技巧、语言等方面不逊于前代作家，也无法实现革命性超越，可谓“生不逢时”（宗仁发）(8)。基于这种两难境遇，批评家“发明”了很多说法，如“被遮蔽的一代”“低谷的一代”“过渡的一代”“断裂的一代”“尴尬的一代”(9)等，不乏悲观。与前辈相比，“70 后”自己看到的却是不同的“风景”。李云雷称这一代人是处于“60 后 的沧桑与 80后 的新锐”之间的“历史中间物”，“虽是后发”但“终将抵达”。黄孝阳也认为“70 后”在“河流”（“50 后、60 后”）和“山峰”（“80 后”）之间，但这不是“夹缝”“低谷”，而是优势，对“70 后”成为“群星璀璨”的一代充满信心。霍俊明将这代人称为“红旗下的蛋”，意在点明其理想主义和红色记忆的“胎记”。相较而言，徐志伟和萧武命名的“改革开放下的蛋”或“市场经济下的蛋”更具体，认为这代人可以“更加坦诚、认真地思考社会主义实践留给中国的遗产，并从中汲取思想资源”(10)。刘艳、徐则臣、李修文、翟文铖、张丽军、张艳梅等人都对同代人进行了颇为诚恳和不乏乐观的分析。这不是简单的“进化论”，而是作为已有丰厚“家底”且仍在发力的一代人清醒的自我指认。与“代际/身份”的命名辩诘相比，更可贵的是这代人从未因外部的质疑而中断写作或懈怠，这倒是很符合其自我评价：“安静”“踏实”“闷头干活”“不声张，只是走自己的路”(11)。默默深耕二十余年，他们形成了具有代际特色的题材和风格，语言淬炼渐入佳境，非虚构写作也多次引发公共话题。需要注意的是，“网络文学”虽也以“70 后”为生力军，如安妮宝贝（庆山）、慕容雪村、宁财神、十年砍柴、李寻欢等，但由于媒介的特殊性而通常被纳入网络文学。与虚构和非虚构叙事相比，“70 后诗人”这一名称的接受与传播过程相对利落，这得益于发达的诗歌民刊/网络诗刊以及诗评家/诗人自觉的代际建构意识。受到 黑蓝影响，从 1999 年到 2001 年，外遇 诗歌与人 推出“70 后诗人”并得到了 诗刊 等官方刊物的认可。黄礼孩等人编选了多部“70 后”诗选，网络恰逢其时地推波助澜(12)。“70 后诗人”与“中间代”都是基于时间维度且几乎同时期提出的，批评家认为它们更接近于社会学概念而非诗学或流派名，黄礼孩就直言“70 后诗歌”是一场“运动”和“进步的选择”(13)。虽然批评家对名称不乏争议和保留意见，但普遍“以祝愿、建设的态度认同命名的意义”(14)。这代诗人不用面对“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的分野，而是直接在“个人化写作”基础上开启了诗学道路。黄礼孩、安石榴、朵渔办刊+创作+理论的模式不断为诗坛带来集束式冲击，李郁葱、孙磊、江非、刘年、轩辕轼轲的诗艺精粹而历久弥新，羽微微、宇向、叶丽隽、余秀华基于女性视角的直觉和痛感直击人心，姜涛、霍俊明、张桃洲、王敖、晴朗李寒的诗学建构和翻译深化着自身与同代人的诗歌价值。总而言之，当我们今天谈到当下诗歌时，一定少不了“70 后”的身影。正是有着丰富多元的创作实绩，“70 后写作”近年来得到了承认。小说评论 山东社会科学 作品等陆续推出了“70 后 作家作品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和 70 后作家经典化”“经典 70 后”等专栏。这个代际命名被认为“摆脱了最初取便从权的策略色彩和某些炒作嫌疑，而具有了实质的文学史意义”，被确认为“中国当代 文学史 内在动力之一和得以成立的部分理由”，并被寄予了“新的文化复兴”的期待(15)。这些专栏的时间与所涉层面不同，但研究者都表达了相同的认可和期许。2017 年，由孟繁华和张清华主编的“身份共同体 70 后 作家大系”出版，包括小说集 20 卷、诗集 10 卷、批评文集 12 卷，是目前规模最大的“70 后写作”丛书。两位主编以“身份共同体”这一概念对“70后”进行了确认，指出其与“历史共同体”（“60 后”）和“情感共同体”（“80 后”）的“天然性”不同，而是在“文学实践过程中逐渐建构起来”的(16)。这个判断有力地049弥合了此前两难命名的歧义与裂缝，也是对这代作家创作成绩的公正回应。经过批评家和作家不断地自我纠偏和正名，“70后写作”逐渐完成了“名/实”“能指/所指”的接榫与契合。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说，这个代际摆脱了曾经的浮华漫漶，从一种“现象”成了创作成绩颇丰的“事实”。二、批评视野中的“70 后写作”在“70 后写作”的文本生产与传播过程中，文学批评起着重要的形塑作用。尤其是从新世纪开始的学理性批评对这个代际的范畴、维度、特征、风格进行了界定，提取出了相应的概念和关键词，并表现出了将之纳入中国传统文学和美学脉络中以激活其价值的愿望。在“70 后”面世之初，“身体”和“欲望”叙事引人注目，这在“晚生代”和私人化写作那里已蔚为大观，但与其获得的认同不一样，批评家对“70 后”的“欲望叙事”的阐释角度不同，价值判断也迥然相异。或持批判态度，如黄发有贬之为“激素催生的写作”，葛红兵认为其笔下的“酒吧”里只有“病态”人物，倪伟认为其落入了消费和权力的陷阱之中(17)；或持辩证态度，陈思和既肯定其中的“新”质又警惕“现代享乐主义”，马春花在看到经验表达的直接性时也忧虑于其中的“坍塌和蜕化”(18)。当然也不乏在广阔的文化/性别视域中进行的正面评价：陈晓明和邵燕君将卫慧、棉棉的创作置于“青年亚文化”层面予以了价值拓展；程文超从反叛二元对立伦理的角度赋予了其“生命美学”的意义；齐红和林舟认为“70 后”不再像“60 后”那样将“性别”作为反抗男权的“武器”，“身体”与“精神”并行不悖是一种进步(19)。不过，无论持何种态度，批评家都普遍认同这种叙事折射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种“现象学”，提供了中国走向消费主义的符号化表征。对于作家来说，“身体/欲望”是一种青春叙事，就像宋明炜所说，卫慧的“叛逆性的自我”、周洁茹的“自嘲式的隐隐作痛”、李岩炜的惘然成长、丁天笔下“纯真”的丧失都与青春爱欲相关(20)。随着作家走向成熟，一种具有可持续性的重要命题浮出水面：日常（生活）叙事。虽然其他代际也不乏日常描写，但作为“后革命”时期第一个以此为主要题材的代际，“70 后”被视为日常生活写作的重要主体。批评家指出，这代人的日常叙事传达出了“身与心、人与物的统一性”“对人性与生命的自觉肯定”等趋向，具有重要的精神价值(21)。批评家还通过作家研究提取出了创作的个性并予以了确凿的“赋形”：陈晓明将曹寇以“粗陋的生活片断”“破碎的现实情景”为主的风格命名为“无聊现实主义”，可谓一语中的；在孟繁华看来，魏微擅长捕捉“日常生活中的光与影”，石一枫堪称“新文学社会问题小说”的继承者；张清华指出，朱文颖 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 绘制了“当代史中的苏州”，鲁敏 六人晚餐 展现出了 20世纪 90 年代的“浮世画卷”，一幅“典型的具有 过渡时代 特征的南方中国城镇的生活图景”(22)。这些个案研究既是鲜明的代际观照，也丰富了当代文学的叙事谱系。在所有批评话语中，最具代际特色的当属“小城镇叙事”。“小城镇”命题发端于社会学领域，费孝通在 20世纪 80 年代初就提出要将它作为“综合的长期的科研项目”(23)